李秀成在上海战役中吃过英法联军的大亏，导致太平军对洋人普遍有所忌惮，这应该是巴夏礼哄骗和恐吓之术能够得逞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由于李秀成没有及时赶到，使得太平军无法对武汉实施钳形攻势，而陈玉成又缺乏单独进军武汉的足够信心，则是不容忽视的另一个原因。
李秀成是第二次西征计划的主要制订和发起人之一，本应与陈玉成达成高度默契，但他此次入赣，主要着眼于扩充自己的武装，即先接收原石达开旧部和江西当地的起义军，之后再借道江西入鄂，接收湖北的起义军，与陈玉成协同配合反而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孤军深入和部队滚雪球一般地不断扩大，迫切需要李秀成通过一路攻城略地来获得补给。与此同时，为保障皖南湘军的粮道，左宗棠被牢牢牵制于景德镇一带，江西内地各府县力量薄弱，李秀成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肆行无忌，哪里还能够如约进军湖北？否则的话，李陈联手，武昌可能早就拿下了。
李秀成是太平军少有的具备大局观的将领，他违背天王意愿，打着接收赣鄂起义军的由头，执意主持南路军的西征，其实更多的出发点还是要解安庆之围。孰料打着打着，竟真的舍远略就小利，丢了西瓜捡芝麻，与初衷背道而驰，从中亦可见太平军在统一指挥、团结作战方面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弊端。
既然本身对攻取武汉就没有把握，陈玉成也就乐得答应洋人，送对方一个顺水人情了。可是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决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下策，太平军虽然分兵攻取了德安、孝感、随州等地，但只要武昌不丢，对湘军就无法造成足够的震撼，也根本无法再牵制和调动其在安庆的部队。对于这一点，李秀成看得很是真切，他叹息道：“英王错了，这样做只会使安庆之围更加坚固，他（指湘军）有水师可济饷，安肯救此不急之城？”
陈玉成的分兵为湘军回援武汉赢得了足够的时间。先是李续宜的步兵与舒保的骑兵绕道抵达武昌，使省城防务得到大大增强，随后湘军水师彭玉麟部、从援川军中截留来的湘军刘岳昭部四千余人也双双回援到位，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湘军在湖北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陈玉成再不可能像刚入湖北时那样如鱼得水了。
其实退一万步说，就算是陈玉成当时不惜一切代价，舍“不急之城”而攻武昌，甚至顺利地把武昌拿下来，湘军也不会撤去安庆之围。
围绕要不要撤围，曾胡此前已进行了紧急磋商。胡林翼确实有所动摇，但曾国藩的态度异常坚决，在他看来，武汉即算是丢掉，很快就能夺回，可是安庆一旦撤围，以后要想再进行围困就太难了。他还判断，陈玉成奔袭湖北，其意无非是援救安庆，只要湘军死死围住安庆，不管最后武汉守不守得住，陈玉成必定还是要回援安庆。
不出曾国藩所料，1861年4月22日，陈玉成在攻占湖北广济、黄梅后，便就势折回安徽。
归根结底，太平军第二次西征的主要目的是援救安庆，陈玉成突袭湖北，也是为了围魏救赵，牵制湘军和迫使其回援，以解安庆之围。胡林翼被搅得心神不宁，不得不派李续宜紧急回援湖北，说明这次长途奔袭至少已部分实现了既定目标。更重要的是，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正从天京出发，率大批人马西援安庆，陈玉成势必要前往会合，以集中兵力救援安庆。
陈玉成进入安徽境内后，首先受到威胁的就是太湖。太湖乃胡林翼大营所在地，城中只有五百人固守，但胡林翼仍坐镇城中一动不动。左右劝他赶紧转移，他答道：“帅府所在，即官员职责所系。潜山、太湖，百战得之，岂可轻弃？我就是在这里守上一两年都不怕敌军进攻，而且我相信敌军也不敢攻。”
事实上，胡林翼此时正在病中，连日吐血，真要出城行动也很困难，而且他和曾国藩不肯迁出祁门时的心境一样，都担心大营一动，会极大地动摇安庆、桐城两地的军心，所以只能咬着牙硬撑。
所幸陈玉成的心思完全不在攻克太湖之上，在他的率领下，所部一路风驰电掣，兼程并进，经过太湖、宿松时都没有停留，最后取道石牌，直接屯扎于距安庆仅十五里之遥的集贤关。
陈玉成此次回援，一者急于解安庆之围，二者如李秀成在江西一样，也怕粮草不济，所以急切地希望能够速战速决。这些都没有超出曾国藩的预计范围，他认为陈玉成的急躁求战正是己方取胜的一个有利条件，因为部队行军太快，气势太足，必然容易暴露出破绽。
在胡林翼病重的情况下，曾国藩更多地担负起了安庆战场的指挥责任。他致信曾国荃，让曾国荃务必沉住气，先稳住数日，在这数日之内，不主动出战，不随意呐喊，如果隔得较远，枪炮无法准确命中，也不准对太平军乱放一枪一炮。
以静制动，通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规律来制服对手，最早是罗泽南琢磨出来的独门功夫，经他和曾国藩等人共同总结推广，早已成为湘军的老战法。曾国藩断定，太平军在数日猛攻而无法得手的情况下，锐气必然会渐渐消退，到时再以多隆阿、鲍超两军实施夹击，此役将至少有六七成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