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胜保在河南负责与捻军作战，曾向湖北发去公文，抽调骑兵副都统舒保前往助战。在公文中，他以命令的口气要舒保火速赶赴河南，而且说如果晚到一点，就要以故意贻误军机的罪名治罪。
胡林翼不看公文犹可，一看非常生气。舒保和多隆阿经历相似，曾跟着僧格林沁在北方打过恶仗，其人老实忠厚，作战勇猛，威名仅次于多隆阿，是当时的旗籍名将，同时论官职也是二品大员——且不说这样的人才，我未必舍得借给你，就是借给你，哪容得如此糟践！
胡林翼、曾国藩对待部将，素来如同兄弟手足，自然看不惯胜保的这一套。胡林翼当即给咸丰上书，指出胜保对舒保如此不尊重，就算是他把舒保派过去，也是个将帅不和的结局，到时只会贻误兵机。与其这样，还不如责成胜保老老实实地把心思放在研究打仗上，而不是硬从邻省调兵。
胜保在河南作战也是老打败仗，咸丰对他很不爽，于是便同意了胡林翼的意见。胜保调兵失败，由此与胡林翼、曾国藩乃至整个湘军集团都产生了矛盾，后者对他很是鄙视，胡林翼提到胜保直接称他是“败保”。
对胜保借朝廷之手调鲍超北援的真实用意，曾胡看得清清楚楚。胜保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纯粹靠一部分投降清廷的捻军来唬人，他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就想打湘军的主意，即所谓“挟君命以谋夺楚兵”。
胜保不仅刚愎贪诈，而且“专门折磨好人，收拾良将”，再好的将领到他手里也得饱受摧残折磨。曾胡经过商议，决定不让鲍超北上，当然拒绝的理由不能说得过于直白，只能这么强调：“鲍超虽然号称骁雄之将，但还不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派他北上的话，兵勇未必乐于跟随，凭他的能力也很难从京城周围筹到军饷。”
不派鲍超是一回事，要不要北援又是另外一回事。国难当头，为臣者必须承担起扶危定倾的责任，更何况咸丰又刚刚授以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的重任，这种时候岂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可是皖南的实际状况又让曾国藩很难弃之不顾，他向正在祁门大营的原皖南军务督办张芾征求意见，张芾的态度都很明确：你如果只是统兵大员，自应立刻遵旨北上勤王，但你现在还兼任两江总督，有守土之责，眼下皖南军情如此紧急，你决不能贸然把部队调出去。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恭亲王奕訢的咨文也到达了祁门。曾国藩这才知道咸丰已经不在京城，去了热河。
皇帝在热河虽暂无大碍，但热河为偏辟之地，缺乏粮饷，京城有个风吹草动，热河的皇家卫队很可能因此哗变或溃散。不过这终究也为北上勤王争取到了一点时间，曾国藩由此想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救急不如救缓！
从皖南到北京，少说点也有五千余里行程，湘军以步兵为主，没有三个月走不到京城，而据廷寄和咨文来看，英法联军距北京仅数十里。显然，湘军就算现在赶过去也是缓不救急，但如果假设京城守军能与敌相持数月之久，则湘军北援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和价值。
计议已定，曾国藩即上疏朝廷，在婉拒调派鲍超的同时，请求咸丰在他和胡林翼中间任择一人督师北上，这样他们还可以多带兵卒赴援。
曾国藩在疏中不便说出的另一层意思是，他和胡林翼都是大帅，无论身份地位还是实权均在胜保之上，督师北上后胜保找不到机会染指湘军——包括霆军在内，任何一支湘军都是曾胡用心血培养出来的结晶，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人侵吞？
曾国藩收到咸丰的廷寄用了十四天，他的上疏寄到热河，热河方面再回复，差不多又得一个月。有人便认为曾国藩名为急君父之难，其实是敷衍朝廷，根本就不想北上勤王。这种猜测未免有些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味道，曾国藩当然知道来回需要一个月，但他本来就只能救缓而不能救急，多出来的这一个月，一方面可以进行善后布置，与江北鄂皖诸军联络互动，以防被太平军乘虚攻击，另一方面也可以腾出手来，尽可能带万人而不是仅两三千人北上赴援。
在湘军内部，对于曾胡亲自挂帅北援则有着不同声音，曾国荃就反对曾国藩北上，认为此行于事无补，只是徒然送死而已，他劝兄长不要因听信“书生议论”而走出险棋。曾国藩在书信中告诉曾国荃，自己这么做，决不是因为听了别人的什么“书生议论”，而是出于自己的“书生迂腐之见”。因为他认为一旦国家陷入土崩瓦解的无序状态，湘军在南方数省亦无法坚持，再加上臣子应尽的本分和责任，所以他和胡林翼都只能抱着即便不成功也要姑且一试的心态分兵北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