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接连失利使僧格林沁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咸丰不能不对此有所回应，他下达谕旨：“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办理海防未能周妥，革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并拔去三眼花翎，以示薄惩。”
尽管遭到处分，但僧格林沁并不以此为念，仍按原计划继续进行军事部署。他真正感到懊悔的，是不该撤出大沽南岸炮台。
原来在联军完全占领大沽炮台后不久，一场持续数日的狂风暴雨就席卷而来，泛滥的白河河水淹没了炮台周围的地方，使之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如果中国军队不提前撤出南岸炮台，到时联军的阿姆斯特朗等重型大炮都将无法动弹，他们要想发动对炮台的有效正面攻击也几乎不可能，南岸炮台是有望守住的。
当然谁也想不到有这场大暴雨，一名朝廷官员后来对联军谈判代表说：“你们攻下炮台乃是天不助我。”
僧格林沁一边埋怨自己没有在最后时刻坚持住，一边也怪咸丰不该给他下达弃守的谕旨，尤其是那句“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更是显得很无头脑——京师固然是根本，可海口若失，要再保京师，岂是件易事？
正好大学士瑞麟率京旗兵九千人出防，也进驻通州。僧格林沁便问瑞麟：“前在大沽，我为守护津门，乃守南炮台。不知皇上听了何人的话，令我退守，我退一步，敌进一步，如何是好？”
瑞麟答道：“现在顺亲王瑞华、尚书肃顺都主张抚夷，所以皇上召王爷退守。”
僧格林沁这才知道，咸丰让他退守京师，除了要保住他以外，也同时受到了朝中主和派的影响，有退守以谋求和谈的意图。如今天津陷落，咸丰就更倾向于议和了，他一面不准僧格林沁等部“衅自我开”，一面按照英法提出的要求，改派曾参与过《天津条约》相关谈判的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赴津会同桓福向英法议和。
桂良到达天津后，作为胜利的一方，额尔金和葛罗在谈判桌上向他提出了比以往更为苛刻的条件，除继续坚持要入京换约外，又将军费赔偿增加为八百万两，并要求在《天津条约》中增开天津为商港。
消息传到京城，大臣们议论纷纷，多数人以为英法既如此狮子大开口，就不应该再与他们讲和。咸丰受到朝中舆论的影响，又仗着僧格林沁部实力尚存，于是决定不予让步。1860年9月7日，他给军机大臣和王大臣绵愉、瑞华、端华、肃顺等人下达朱谕，流露出欲与英法联军决战之意，并提出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僧格林沁、瑞麟同时接到谕令，被授命统一调度通州一带的军事，“厚集兵力，以资攻剿”。
自此以后，咸丰接连给僧格林沁发去两道谕旨，均以督促加紧布置通州防务为内容。饶是如此，他却并没有中止天津和谈，只是让桂良不得擅自答应对方条件。
桂良自然不敢不从命，但额尔金和葛罗也不是好打发的，他们在天津城外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军队，对中方谈判代表施加压力。法国统帅孟斗班甚至给法军士兵设计了一种头巾，说等他们在北京的街道上游行时，就可以戴上这种头巾以示庆祝。
桂良左右为难，尴尬万分，无奈之下他只好耍了一个花招，改口称自己没有全权，无法代表朝廷定案。额尔金这帮人不是第一天跟中国官僚打交道，早已见识过类似的“太极功夫”，对此极为光火。
9月8日，额尔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补给充足，我们的军队正处在最佳状态，而这些愚蠢的人仍旧故意冷落我，我不得不结束这一切。”他立即宣布中止谈判，并通过格兰特知照桂良，称英法联军“明天（9月9日）将向通州进军”。
收到这一杀气腾腾的照会，桂良大惊失色，忙向北京进行紧急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