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沽口战役让西方人知道了僧格林沁的大名。后来帮助太平军作战的英国人呤俐在著述中写道，他在无锡与僧格林沁作战，还缴获了一面僧格林沁的军旗。其实僧格林沁从没有在南方和太平军打过仗。专家考证，呤俐所说的战利品应该是曾国藩部的军旗，他这么写，是因为知道曾国藩的英国人很少，但知道僧格林沁的人很多，将曾国藩改成僧格林沁，可以在英国民众面前提高作者及其作品的地位。
作为一名出色的战将，僧格林沁并不是没有弱点和失误，尤其随着声名播于海内外，他也滋生出了盲目乐观的骄傲轻敌情绪。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结束后，在给咸丰的奏折中，他写道：“经此次获胜，大沽防务将越来越稳固，皇上自可宽心。”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僧格林沁筹备天津海防已达两年之久，但海防建设仍远远称不上部署严密。特别是北塘一线，虽已耗资白银数十万两，然而仅建成南北共三座炮台。中国的炮台都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像西洋炮可以旋转，要做到向各个方向准确瞄准很困难，换句话说，假使英法联军选定北塘作为突破口，炮台将非常危险。
僧格林沁自然知道北塘是薄弱点，这时有人向他献计，说可以把英法联军放到岸上，继而再用蒙古骑兵进行冲击。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蒙古骑兵确实曾将联军冲得七零八落，僧格林沁因此觉得献计之人说得很对。正好咸丰有冀望于英法知难而退，重新举行谈判的念头，他下旨给僧格林沁，要求将海塘留出来，作为与英法公使议和的地点。于是僧格林沁就干脆撤去海塘防务，将北塘炮台的兵勇和火炮全部撤往海塘以北的营城，以示海塘为纯粹的非军事区。
山西道御史陈鸿翊是海塘人，对海塘地形很熟悉，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也一直通过与家乡亲属的书信来往，密切关注着战事的发展变化。得知僧格林沁撤去海塘防务，转而设防营城，他立此表示反对，并向咸丰呈上了密疏，在密疏中，陈鸿翊分析说，海塘原本的防务虽然较弱，但毕竟还能御敌，如此一撤了之，万一英法联军由北塘上岸，营城驻守之兵将非常被动，无法前去援救。在这种情况下，英法联军可以直接南下切断大沽北岸炮台的后路，届时大沽炮台将面临前后夹击，“甚为吃重”。
此时僧格林沁在朝中地位显赫，连咸丰都倚之为长城，即便有不以为然者也不敢轻易进言。有人对陈鸿翊说：“你一个小小的御史，怎么能和重权在握的王爷抗衡呢，难道你的脖子是铁的？”陈鸿翊遂有“铁脖子御史”的绰号。
“铁脖子御史”陈鸿翊建议把兵勇和火炮从营城调回北塘。对他的这一意见，朝野上下最初都给予了一定重视。咸丰尽管将海塘指定为谈判地点，但并不是让僧格林沁不设防，为此他传旨僧格林沁，指示对北塘地形仔细侦察，严密防范，切不可大意。
即便皇帝发话，僧格林沁依然固持己见。他奏称，北塘地基狭窄，可供守军施展的空间很小，将兵勇和火炮移至营城，则可与大沽呈虚实相间、互为支撑之势。除此之外，他还曲解陈鸿翊的意见，说陈鸿翊不懂军事，所提建议不过是只想着要保卫其家乡而已。
咸丰自用僧格林沁击败太平军北伐部队以来，就视这位表弟为“奇才异能”之士，而且僧格林沁作为办理海防事宜的前线总指挥，本身也有一定的独断权，因此在僧格林沁上折申辩后，便不再做硬性要求。
敢于对僧格林沁提出异议的人，除陈鸿翊外，还有正在僧幕中的郭嵩焘。郭嵩焘不仅是湘军中难得的谋略之士，而且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第二次大沽口战役前，他奉咸丰之命到天津帮办军务，当时天津人人主战，唯有他劝僧格林沁慎重行事。
郭嵩焘做事的原则是“循理”，他认为对西洋各国也适用这一原则。所谓“循理”，就是讲道理，放到外交领域就是要遵循通行的规则。他对僧格林沁说，打不是不可以，但打之前一定不要破坏外交规则，这样万一仗打胜了，可以让对方心服口报，免除后患，就算打败了，自己也堂堂正正，不会输理。
僧格林沁是坚决的主战派，而且那时正想施计挫败对方，他认为郭嵩焘不过是书生之见，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郭嵩焘明知僧格林沁不待见自己，但仍不厌其烦，竟然先后十七次给僧格林沁写去建议信，一再陈明利害。僧格林沁都已经被他弄毛了，内心对郭嵩焘十分厌恶。
等到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打响，郭嵩焘见事已至此，遂不顾前线枪炮如雨，赶到大沽效命，之前天津那些喊打喊杀，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人则一个都没出现。僧格林沁对此非常感慨，深觉愧对郭嵩焘，谓其：“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