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殖民主义思想盛行，通商口岸的英法军人尤其如此。一个英国军人在上海街头行走，如果迎面发现有中国人挡道，其习惯做法是“一掌扇掉他的帽子，不然就用伞尖戳他的肋骨”。照英国人的说法，他们这么做还是客气的，因为“法国兵收拾中国人比我们更狠”。
通常情况下，挨了欺负的中国人只能忍气吞声。这使洋人们更加趾高气扬，认为中国人天生胆小，人格低人一等，他们还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外国兵在战场上足以抵挡十到十五个中国兵。刚刚组建洋枪队时，华尔的头脑里多多少少也存在这种认识，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1860年6月下旬，吴煦命令洋枪队配合薛焕的勇军进攻太仓和嘉定。这是洋枪队首次作战，结果一上战场，华尔就发现太平军久经沙场，很能打仗，相比之下，他的洋枪队永远秩序混乱，有时队员甚至都醉醺醺的。
华尔只有西方武器这一个优势。太仓和嘉定都是有城墙的城池，他设计的作战方案是依靠火力，先夺取一个没有防备的城门，制造大规模混乱，接着趁守军惊慌失措，尚未能够组织起防御之际，再通过另外一个城门将对方赶出去。
在华尔看来，这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战术配合，但就是这样的战术配合，往往也组织不起来，无论洋枪队还是派来协助他的勇军，都无法实现其作战意图。同样，攻城需要连续不断地投入兵力，然而令他感到沮丧的是，不管他怎样望眼欲穿，增援部队总是迟到，乃至根本不到。
1860年6月26日，太平军自动退出太仓和嘉定，让清军白捡了一个“收复”之功，但华尔和洋枪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7月初，华尔奉命率洋枪队前去攻打松江。这时洋枪队断断续续已训练了三周，似乎有了点底气。见白天大炮无法轰开城墙，华尔决定采取突袭战术。
可惜期望越大，失望往往也越大。就在进攻前夜，士兵们喝了一夜的酒，营中人声喧哗。如此涣散的军纪终于让他们在第二天尝到了苦果——进攻队形混乱不堪，漏洞百出。
太平军经验丰富，一个猛烈反击，就将洋枪队打得大败，华尔及其所部仓皇溃退，不少士兵弃尸荒野。
华尔到底是个见过世面的冒险家，战败之后并不胆怯气馁。他回到上海，顶着洋人圈子里的阵阵嘲笑，再次招兵买马。这次募兵，他表现得比以前更有头脑，首先被他招入队中的是菲律宾人马坎纳亚。
马坎纳亚是个有钱人，他腰缠万贯，而且大方豪爽，常常一掷千金，在上海码头上颇得其他菲律宾人的拥戴。有马坎纳亚出面，不需华尔自己多费口舌，就征集到约两百追随者入伍。加上约三十名英美人，洋枪队不但弥补了战损后的兵员缺额，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原有规模。
吸取松江之败的教训，华尔又决定招募教官对部队进行训练，但限于列强的中立政策，自然难以招到正规军官，所以他招募的六名教官多为英国海军逃兵。此外，华尔还为洋枪队添置了火炮，以增强部队的火力。
1860年7月16日，华尔率队重回松江城下，他们于夜间发动突袭并终于攻克了城池。
据住在上海的一名苏州官吏讲，当时松江的太平军驻守部队大部分都不在城里，留在松江的人很少，而且多为老弱病残，这些士兵甚至都忘了关上城门，这才让洋枪队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考虑到洋枪队的规模和战斗力实在有限，冲破坚固防线的机会确实微乎其微，苏州官吏所言应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就算这样，洋枪队在攻城时也费了牛劲，共阵亡六十二人，负伤一百零一人，伤亡不可谓不大。
话又说回来，不管洋枪队有多么不济事，他们比绿营和勇军总还是要强上许多。自江南大营被击破以来，清军在江南战场所取得的胜利实在寥寥可数，江苏巡抚薛焕闻报，赶紧给咸丰写去奏折，说自己亲率“吕宋夷勇”打了胜仗，除此之外，他对洋枪队真正的头目华尔提也没提，之前的败仗更是像完全没发生过一样。
得知收复松江，咸丰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却仍强调中国不需要雇佣“夷勇”，并再三命令薛焕解散洋枪队。
咸丰的心情可以理解，这时中西方主要是中国和英法的关系正在进一步恶化，他当然害怕雇佣“夷勇”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不过皇帝的谕令对薛焕显然并没有影响，因为除了洋枪队，江南确实已没有任何可依靠的军队了。
若硬要说这份谕令有什么作用，或许只是当雇佣“夷勇”遭到不识时务的御史、言官攻击时，朝廷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证明对此不负直接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