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营的许多弊病说到底都来自它本身的制度，比如“官皆选补，兵皆土著”，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种弊病其实正是清初那些雄图大略的帝王所看中的地方！
在绿营制度下，士兵并非将领所自招，国家则拥有士兵的户籍，称为兵籍，兵部要查询谁，一翻兵籍，一目了然。将领也是如此，铨选调补之权均操之于兵部，皇帝和兵部可以多方防范，处处约束，使其不存在擅窃兵权的任何一点余地。
咸丰执政之前，无论八旗绿营，兵权全部直属中央。清初三藩当然是个例外，但也正是因为这个例外，康熙皇帝才耿耿于怀，龙床还没坐热乎，就迫不及待地搬出撤藩动议，并不惜倾全国之力予以讨伐，最终将兵权又收了上去。
它的作用和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康熙晚年，十四阿哥胤禵与胤禛争夺皇位，及至雍正登基，他虽在西北统兵十多万，但雍正诏令他回京，他就不敢不回京师，更不用说提兵造反了。又如雍正一朝，年羹尧平定青海，功震朝野，而且同样手握重兵，驻军西陲，然而当雍正要收他的兵权时，他即便明知穷途末路，亦不敢不束手就擒。
经过严格皇家教育的咸丰岂能不知其中奥妙，可以说，但凡他能想出一点办法，都不会允许以“兵为将有”为主旨的湘军存在。已经存在了，也要竭力消弱它的影响力和限制其发展，这与防范曾国藩其实是一个道理。按照咸丰的如意算盘，他是想以湘军出力，以江南大营（也包括覆灭前的江北大营）收功，最后就像用八旗监视绿营一样，通过绿营来控制湘军。
孰料造化弄人，自江南大营第二次被攻破后，绿营已不复成军，崩溃殆尽，其武装十之八九都被太平军击到粉碎，也间接宣告了咸丰原有计划的彻底破产。
至此，他就不能不专用湘军了，而要专用湘军，又不能不把督抚重任交给湘军集团的首脑人物，曾或者胡，非此即彼。这个时候，即便站在咸丰旁边的不是肃顺，是祁寯藻、彭蕴章之流，他也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曾国藩奉旨署理江督时，宿松之会已经结束，胡林翼回到了英山，但大家仍由衷地为曾国藩乃至湘军的大局感到高兴，尤其胡林翼更是极为兴奋。
曾国藩原先一直以侍郎的虚衔督师，到了后来，甚至有的部下的官级都比他高，他实际只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而已。现在则不同了，两江总督总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这意味着曾国藩从此不再是徒有空名的大帅，而是拥有了在下游三省督吏筹饷的实权。
当然咸丰的乌纱帽不是白给的，他在谕令中同时要求曾国藩立即率部前去援救苏州，“以保全东南大局”。
皇帝远在京城，根据奏报得到的信息往往大大落后于实情，曾国藩在谕令上加注道：“查苏、常业已失守，救援不及。”接到曾国藩的回复，也知道了苏常已经易手，但咸丰仍不死心。他在新的谕旨中指示说，如果收复安庆指日可待，湘军自然要先攻取安庆再东援，否则就应保浙复苏，“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显然，在他看来，保浙复苏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上游为立足的根本，攻守安庆又是争夺上游的关键之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虽然攻下安庆并不容易，但如果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不仅将重蹈江南大营失败的覆辙，还会打乱皖北部署，导致全局受到影响。
这实际上是湘军集团在宿松之会上就已达成的共识。接着，曾国藩又根据所缴获到的太平军文件，进一步分析了不能马上东援的理由：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即将举行西征，争夺上游，因此湘军必须在五到六月这两个月内做好准备，以迎战东征的太平军。
经过一番争论，咸丰终于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分析的有道理，批准他按原有方略行事。
尽管如此，曾国藩的内心亦不免忐忑。因为如果严格按照先争上游、再清下游的战略实施，即便乐观估计，一两年内也无法收复苏常，时间一长，容易给朝廷留下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印象——果然将帅自招的军队靠不住啊，看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多随便！
左右为难之下，他只好给胡林翼写信求教，请对方给自己拿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