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仆名叫刘斗斋，李氏父子出京前他一直在李文安的寓中为佣，此时李文安正在庐州（今合肥）办团练，他就随李鸿章到了舒城。眼看情况紧急，他忙暗暗地把李鸿章拉到偏僻处，对李鸿章说：“他们死就死了，无可避免。公子为什么也要随他们一起死呢？你纵使自己不怕死，难道就不顾念老人倚门而望，焦急企盼儿女归来的心情吗？”
李鸿章一听，也有了悚然心惊之感，忙问他有什么脱身之策。刘斗斋说：“马已备。”他牵出已准备好的马，让李鸿章骑着马连夜逃出了舒城，第二天舒城便被太平军攻陷，吕贤基投水自尽。
李鸿章对刘斗斋感激不尽。他显达之后，在皖鄂间拥有良田百顷，便命刘斗斋的儿子某甲负责给自己收田租，不料某甲负责了十年，居然一文钱都没有收上来。李鸿章把人叫去询问，某甲将账簿呈递上去，他翻开一看，别说收钱了，账上入不敷出，还得再倒贴进三千两白银才能做到出入相抵。
这哪里是家人，简直是家贼啊！李鸿章大怒，一脚便将某甲踢翻在地。不过他所做的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再加罪于某甲，只因为对方是恩人忠仆之子。
逃出舒城后，李鸿章又随父亲在庐州办团练，但是这条路非常不好走，简单说来，就是乡勇易招，饷银难觅。李文安不得不四处募捐，有时还免不了要用上“勒捐”等不得已的法子，乡民们为此向上告状，说李文安“翰林变作绿林”，借办团练之名假公济私，都快变成强盗了。
李文安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很快就在忧愁中告别人世。死的时候正值夏季，李文安身体肥胖，却仍然毫无顾忌地大口喝酒，而且还露宿在外，丝毫不在意会生病，所以有人说他其实是自杀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转投新任安徽巡抚福济幕中。福济是李鸿章参加会试的副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他对李鸿章也很器重，但福济与吕贤基相仿，说到底只是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朝廷命其收复庐州，他在指挥作战时不得其法，导致官军连连受挫。
李鸿章在战场上待的时间长了，已经积累了一些军事知识和经验，见福济一筹莫展，他遂以幕僚的身份主动献计，建议不要再直接进攻庐州，而是应先攻含山、巢县，以切断太平军的援兵及粮饷之路。
经过福济的批准，李鸿章自率所练兵勇出战，在一连夺占了含山、巢县两城后，进逼庐州。石达开急忙派兵驰援庐州，但因为湖北战事所迫，这部分援兵不得不回师援鄂，福济、李鸿章正好趁这个机会将庐州一举拿下。
此次胜利让李鸿章初步博得了善于用兵和打仗的名声，福济立即奏请朝廷，授其福建延津邵道道员衔，并赏顶戴花翎。虽然冒了一下尖，但李鸿章毕竟还没达到能真正独当其任的水平，加上官军内部互相猜忌，他之后就再没打过胜仗，福济部也屡遭失败。
看到太平军声势浩大，各路官军纷纷退避，李鸿章颇觉丧气，他年少气盛，依然想靠主动出击来扳回局面，于是就向前敌总指挥、总兵郑魁士请战。郑魁士说：“叛军（太平军）的实力这么强，你既欲战，愿意立下确保必胜的军令状吗？”
李鸿章听后当场立下军令状，随后带兵出击，向太平军发起反攻，结果大败而归。至此，官军一蹶不振，福济亦被朝廷下令免职。
太平军在皖北的攻势并没有中止，他们漫山遍野杀来，合肥附近的村寨皆被其占领，连李鸿章的祖宅都被陈玉成部焚毁一空。李鸿章所练兵勇在作战中全部溃散，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带着母亲及几个弟弟逃往江苏镇江避难。
李鸿章自随吕贤基回籍办团练起，历时五年，可谓是碰得鼻青脸肿。他备感潦倒失意，自称“书剑飘零旧剑徒”“青衫沦落十年人”，以往的“三千里外觅封侯”也变成了“昨梦封侯今已非”。
即便如此，李鸿章也没有停止扬名立万的理想追求，换句话来说，假如没有这种追求，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也是曾国藩的门生，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即奉调李瀚章负责粮台事务，对他甚为器重。曾国藩移师皖北后，李瀚章便推荐弟弟前去拜见曾国藩，以便能为其所用。
见到故人之子，自己曾经的学生和门生，曾国藩也非常高兴，当即便留他住了下来。可是令李鸿章感到不解的是，这一住就是将近一个月，曾国藩却始终没有明确表示出接纳他的意思，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