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早年与人谈论今后志向，曾经说：“我希望将来能够得到七间玻璃大厅，四周围全是明亮的窗户，能够让我在其中办理公务。”
那个时代，这种条件可不是一般人能享有的，非得当官而且是当大官才行。终李鸿章这一生，他也确实一直把扬名立万、飞黄腾达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正如其在赴试前所作诗句中所言：“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最得意的弟子，一为李鸿章，一为俞樾。俞樾苦心钻研学术，在苏州曲园著书立说授课，被后人尊为一代朴学大师。李鸿章却是纯粹拿八股制艺当作敲门砖，跳入龙门之后除了有助于仕途的经世学外，学术方面的书连碰都不碰。
李鸿章曾为曲园题写匾额“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俞樾是浙江德清人，太史即翰林），时人评论道：“李少荃（李鸿章号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字荫甫）拼命著书。”
一个拼命做官，一个拼命著书，似乎都只各取了他们老师身上的一面，曾国藩对此也很无奈：“荫甫俞樾虽读书，奈过迂谨；少荃李鸿章英发，又奈不读书。”
虽然并没有能够得到曾国藩的完全认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能够给曾国藩的中兴事业帮上大忙的，还是这个“不读书”的李鸿章。
要当官就得会写奏牍，这是引得皇帝赏识和朝野关注的一个重要条件。李鸿章如此热衷功名，自然乐于在奏牍下功夫。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和李家是安徽同乡，与李氏父子也过从甚密，李鸿章便经常代吕贤基草疏言事。
尽管李鸿章自认文笔出众，但要想让所写奏疏立刻起到轰动效应，又谈何容易？况且他还不能在上面署名，即便有了那么一点影响力，别人也都以为出自于吕贤基笔下。
有一天，李鸿章在书肆闲逛，遇到了同乡某君。某君对他说：“你不知道省城（指安庆，时为安徽省会）已经失陷了吗？还在做这种无关紧要的事！”
原来是安庆被太平军攻陷了。李鸿章一来保护家乡心切，二来也想借此机会弄篇名疏出来，于是就怂恿吕贤基上奏朝廷，请求派大军前去安徽镇压。吕贤基听后就让他代写奏疏，并且允许他署名。
李鸿章很是激动，回去后翻检书籍，反复琢磨，使出了浑身解数。奏疏写好时已是深夜，幸好他的住所离吕宅不远，便立刻派人送去，以免耽误第二天早朝的启奏。作为捉刀人，李鸿章也累得不行，奏疏送走后就呼呼大睡，一直睡到中午以后方醒。
按例，在京朝官看不到当天朝报。李鸿章心里一直惦记着，好不容易熬到次日，他等不及吕贤基上门告知，就驾车前往吕宅。
刚到门口，就听到一家子都在哭，好像办丧事一般。走进厅堂，忽见吕贤基失控一样地从内室里跳出来，对他嚷道：“你把我害苦了，皇上命令我去安徽！不过我也害了你，已上奏调你一同回乡。”
李鸿章这才知道，他那篇精心创作的长篇奏疏的确打动了皇帝，但皇帝无兵可调，只能谁提的倡议就安排谁去干事，吕贤基因此被派回安徽原籍任团练大臣。
当时朝中官员均视赴前线办理团练为畏途，吕贤基为翰林编修、御史出身，从无当地方官或处理军务的经验，更是料定即将有去无回。他想到自己系为李鸿章所累，便一报还一报，以李鸿章父子籍隶安徽，熟悉乡情为由，奏请带上他们同去。
李鸿章的名字赫然列名于奏疏之上，对吕贤基的请求，皇帝既无不允之理，李鸿章事后也无法推托，尽管他实际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当天，咸丰召见吕贤基，做君臣间的最后一次告别。咸丰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任命是强人所难，几乎等于逼着对方往绝路上走，当着吕贤基的面，不免感到内心愧疚，当场便掉了泪。吕贤基被皇帝所感染，也伏在地上大哭起来。
这段往事同样出自清末笔记，或许其中不乏夸张之辞，但当事人那种毫无胜算乃至有些绝望的心境却完全可以想见。
就这样，李鸿章父子匆匆告别翰苑，随同吕贤基星夜就道，奔赴安徽。
吕贤基出京时，无兵无饷，赤手空拳，同时他虽回安徽原籍，却没有像曾国藩那样，回到皖南旌德老家具体办理家乡团练，而是只能遵旨奔波往来于军情最为严重的皖北皖中地区，在那一带督办团练。身为无地方实职的客官，可以说曾国藩遇到的困难吕贤基全都遇到了，曾国藩所具备的有利条件他却一个都没有，这使他很难形成稳固根基，也没有牢靠的子弟兵能随之作战。
1853年下半年，石达开亲自主持西征，在皖北战场上改守为攻。皖北的官军见到太平军就跑，屡败不振，吕贤基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乡勇又多属乌合之众，打起仗来几乎不堪一击，至于吕贤基自己，说到底不过还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当然更无能力应敌。
太平军很快就攻至吕贤基所驻的舒城。有人劝吕贤基，说你既无守土之责，又不辖一兵，“可退守以图再举”，实际就是劝他赶快弃城逃跑。吕贤基喝斥道：“奉命治乡兵杀贼（太平军），当以死报国，怎么还敢避寇求得幸免呢？”他立即召集部下幕僚商议守城之策，正在舒城的李鸿章也在其中。
若无意外情况发生，李鸿章毫无疑问将和吕贤基一起死在舒城，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老仆主动站起来，救了他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