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一直偏重北防，而且对太平军北伐造成的危急情形也记忆犹新，他不仅完全赞同袁甲三等人的意见，而且视为首要之事，下旨命曾胡切实照办。
曾胡对此则有自己的通盘考虑。曾国藩把自古以来的起义军分成两类，即所谓的“流贼”与“窃号之贼”，前者主要采取快速流动的作战方式，后者的特征是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权和根据地。
曾国藩认为，对付“流贼”只需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对付“窃号之贼”则必须主动进攻，而且必须剪其枝叶，捣其老巢。在他看来，南京的洪秀全和安庆的陈玉成都是“窃号之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只有先发制人，拿下南京、安庆方能一劳永逸。
东进会逼得太平军与捻军联合“北窜”吗？曾国藩的结论是，湘军不东进，太平军倒有可能“北窜”，东进之后反而不会。因为“窃号之贼，没有不豁出命去保卫其基地的”，只要湘军猛攻太平军所必救的安庆、南京，他们就没有能力“北窜”。
曾胡打定主意不分兵北进，但皇帝的面子也不能完全不给，商议下来，两人对原方案中的李续宜一路做了调整，宣布这一路将可能绕至豫皖两省交界处，不过究竟能否成行，还得等李续宜到皖以后再定。
曾胡在官场浸淫多年，他们和左宗棠一起合称“天下奏牍三把手”，各自都有一套用文字跟朝廷周旋的绝活，尤其胡林翼更是一个打马虎眼的老手。援湘的一万多人虽早已撤回湖北，可是带队李续宜仍告假在湖南老家奉母。不仅如此，胡林翼还给李续宜写信，让他在家多住一段时间，等太平军大举增援皖北，再飞函相请。曾胡都很清楚，一旦安庆战役启动，皇帝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过去，那时他在意的必然是战役能不能打赢，安庆能不能拿下，李续宜一路究竟北进与否再不会是其关心的重点了。
东进不能分兵，必须最大程度地集中兵力。想当初李续宾率八千人孤军东进，沿途不断分兵驻守，到三河大战时仅剩五千人，兵少将寡，要不然也不会败得那么惨。这次曾胡吸取教训，除水师之外，他们把能集中的五万步骑精锐全部都调到了皖北。
因兵饷难筹，湘军无法大量招募新兵，所以湘军的兵力一直都很有限，从来达不到如太平军那样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集结规模，五万精兵被调至前线，使得湖北后方一下子就空虚起来。
假使把湖北看成一个人，他的右臂在江西，左臂便在豫皖两省交界处。经曾国藩率湘军反复征战，太平军在江西已很难搅起大的风浪，唯“左臂”所在仍隐患不小。胡林翼对此有清醒认识，在绘制地图时对该区域地形标注得也特别详尽。
尽管曾胡认为一旦安庆战役打响，太平军必然无暇北上，但太平军和捻军通过豫皖交界处杀入鄂省北岸却是有可能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曾胡进兵皖北的部署其实冒了很大风险。
可是这个风险又完全值得去冒一下。说到底，战争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必须有所取舍，若处处设防，别说湘军仅能凑集五万人马，就算能集结十万之众，这样的打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最后的结果极可能是处处都防不住。
胡林翼说：“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当然，他和曾国藩对安庆战争筹谋已久，胜算是不止五六分的。
在曾胡所商定的四路进兵计划中，曾国藩军一路，胡林翼一路，多隆阿、鲍超一路，李续宜一路。李续宜路是打援军，胡林翼路驻于皖鄂之界处，主要任务为调度诸军和统筹粮饷转运，也就是兼顾前后方的总预备队。这样算下来，名为四路，实际只有曾国藩和多鲍两路能够起到实际作用。
开动脑筋，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总结不断丰富自己的战略战术知识，向来是湘军首领们的特点和长处。在这方面，胡林翼做得最为突出，他在制订安庆战役的作战计划时，反复研究了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湘军所亲历的重大战役，三河溃败之役自然是重点，但像石达开围攻宝庆失败这样的例子也没放过。
李续宾以九江得胜之师进军皖北，一个月内连克四城，后来为什么会惨败？没有安排好援兵，单兵突进，败就败在“急躁冒进”四个字上。石达开集结兵力达三十万，却打不下一个小小的宝庆，虽然具体情况与李续宾有区别，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后援和补充，攻城时间受到了限制。
以此为戒，胡林翼在组织安庆战役时格外强调谨慎从事，谋定后战。在战役正式打响之前，他首先瞄准的不是安庆，而是安庆周围的四个重镇——石牌、太湖、潜山、枞阳。他认为只有先攻克四镇，使安庆守军失去东西两侧的重要支撑点，才能稳稳妥妥地围攻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