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容闳在香港时就认识洪仁玕，他曾到天京拜访洪仁玕，其间向对方提供了一套很具体的改革方案，结果洪仁玕说你这个方案不错，可是我不能用。
容闳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一枚“义爵”的木头官印而已，人家是真正要干大事业的人，岂会在乎一个空头虚衔？容闳辞别而去，洪仁玕和他的天国也就此与可以帮助他们振兴事业的良机擦肩而过。
洪仁玕理政无成效，军事方面更是一筹莫展。陈玉成、李秀成虽在前一年曾联合击破江北大营，但如今江南大营的力量已大大超过江北大营，要彻底解除天京之围，光凭陈李联军难以做到，非召集各路兵马“勤王”不可，而这就需要主持军政者从中进行指挥协调。
东王杨秀清在世的时候，调兵遣将完全不成问题，石达开倘若不出走，在不遭到挟制的前提下，亦可号令三军。洪仁玕却无此权威，因为太平天国主要靠武将打天下，本身就带有重武轻文的风气，洪仁玕以一个没有多少军事知识的文臣，要想从容驾驭那些身经百战的武将，岂是易事。实际情况是，洪仁玕顶着一个军师的光环，在整整两个月时间里，几乎是一事无成，不但一个兵都调不来，而且也拿不出任何良策来缓解危局。
在太平军的五军主将中，前军主将陈玉成名气最大，所部的战斗力也最强。从早日解除天京之围的全局出发，李秀成请求洪秀全封陈玉成为王，以便他能够节制天京以外诸军。
鉴于洪仁玕确实难以撑持军事大局，同时也为了对功臣进行安抚，洪秀全接受李秀成所请，决定封陈玉成为英王。
李秀成为陈玉成请封的最主要目的是征调援兵，可惜的是陈玉成只能独战，不善将将，在太平军诸将中的号召力一般，被封英王后仍无法调动非嫡系部队。尽管如此，封王这件事无论对陈玉成个人还是其他前线将士都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也直接推动了天京外围的战局。
太平军最值得肯定的制度之一，是各级军官的升迁主要凭借战绩，所以陈玉成、李秀成等人才能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从普通士兵擢升至高级将领。陈玉成被封英王后，陈李联军士气高涨，在皖苏边境频频出击，连续击破围困六合、浦口的清军，天京之围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其实湘军方面也同样有理由感到振奋，1859年8月，援湘的李续宜部在宝庆保卫战中取得成功，石达开被迫退入广西休整。这说明经过整顿，曾经溃败于三河、桐城的湘军在实力上已获得稳步回升。
湘军仍是太平军的真正劲敌，也是唯一劲敌，包括八旗绿营在内，其他任何一支官军的战斗力都无法与之相比！胡林翼在居中运筹和筹饷时变得更加底气十足，他给陕西巡抚写信，请求支援湘军军饷，信中写道：“我感到特别安慰的是，湘军虽在三河损失了相当多的人才，战斗力与原来相比，可能也有所逊色，但这支部队仍然保持着朴实严谨的作风和底子，比东南各省的军队要好得多，数月之后，仍可奋发有为。”
毕竟是写给外人看的信，胡林翼在话里尚留了不少余地，当回过头来面对自己人时就直率多了，他告诉李续宜：“天下兵将只靠湖南！”
石达开虽然攻宝庆失败，但其再度入川的意图已显而易见。胡林翼打算让朝廷授曾国藩以四川总督之职，由曾国藩带兵入蜀，以堵防石达开。
自秦汉创立郡县制度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势力常有此消彼长之势。在咸丰以前及其执政初期，中央一直都可以统摄四方，就是在赛尚阿到广西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大权也仍操于中央政府之手，这是因为兵部掌握着调动绿营的兵权，而户部掌握着饷银。
随着战争久拖不决，饷权首先出了问题。户部的银子被用得干干净净，再也无法拨付大额军费，只能靠地方自筹。向荣奉旨建立江南大营，军饷就全部依赖于江苏、江西、浙江三省督抚。
在这种情况下，连昔日手握兵符令箭的中央大员都不得不看地方督抚的脸色行事。向荣身为钦差大臣，但苏浙赣三省只要一处有急，督抚发一纸文书，他都必须立即分兵前往救援，否则的话一旦饷源断绝，军队就无法维持，甚至很可能眨眼之间就溃散一空。
不分兵固然不行，可分兵的最终结果，却是向荣不但无法顺利完成围攻南京的使命，还导致江南大营本部空虚，被太平军一击即破。
曾国藩首创湘军，名震朝野，然其境遇与向荣相比，也不过是一百步与五十步的距离。在他征战江西期间，江西巡抚陈启迈及其继任者多方掣肘，始终不肯痛痛快快地拨付饷银，就连湘军用于自筹军饷的厘局都遭到了阻挠。这对湘军在江西的作战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无怪乎曾国藩要以奔父丧为名中途离开前线了。
有鉴于此，胡林翼打算借机给曾国藩谋个川督的职位，以解决一直困扰老朋友的军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