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阿剑为古之名剑，很锋利，但你必须顺手持剑柄，如果倒着拿，不是把剑锋朝着自己吗？清末各部中“太阿倒持”的问题很严重，这是导致政事越来越颓废的原因之一。
当然任何事都有利有弊，就阎敬铭而言，“太阿倒持”反倒将他锤炼成了一个理财高手。在他之前，户部左侍郎王庆云亦以擅长理财著称，但除王以外，便再没人能比得上阎敬铭了。
在阎敬铭实任户部主事后，武英殿大学士文庆兼管户部。文庆发现阎敬铭熟稔部务，便经常采用其建议，甚至于某些事务本不在阎敬铭的职权范围内，但在处理前也会先听听他的意见。
文庆乃道咸年间的著名满臣，曾国藩、胡林翼都得其护佑，凡文庆器重的人，大家自然都会对之另眼相看。胡林翼主政湖北之初就听说了阎敬铭，他曾屡次给阎敬铭写信，表达自己的慕才之意，并疏请朝廷予以调用，但一直未能如愿。后来眼看南方形势越来越严峻，咸丰这才松口将阎敬铭派到了武昌。
阎敬铭不仅擅长理财，而且也深谙各种人情世故，之前胡林翼、官文闹矛盾，他是调解人之一。被胡林翼赋予总管军需之责后，阎敬铭首先就武昌粮台的人事结构进行调整，粮台的具体办事人员即所谓“胥吏”被全部以士子所代替。
军需本身是个肥差，最易被胥吏营私舞弊。相比之下，读书人更要脸面，不会那么下作，而且就算他们想浑水摸鱼，也还没有能够完全掌握其间关节。
士子们所缺只是尚不懂得如何办事而已。不过这没关系，跟着干就行！阎敬铭在官署的厅堂放上长桌子，大家团团坐，通过开“圆桌会议”来进行集体办公。
阎敬铭名不虚传，粮饷转运一事很快被他调理得井井有条，原先的漏洞缺陷都统统不见了。胡林翼知道阎敬铭很能干，却也不知道对方这么能干，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盛赞阎敬铭“其貌不扬，而心雄万夫”，实为国家少有的贤才，同时强调阎一专多能，为理财官将“必无欺伪”，做法官则“弄律有准”。
在整顿人马、保障后勤的基础上，胡林翼决定发起安庆战役。
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日起，兵锋所向之地达十七省，按照区划设置，当时内地一共十八省，只有甘肃一省未被太平军染指。太平军攻下的城池虽然不少，但大多不能守，所恃为根据地的，实际仅南京至九江、武汉一线，以及以安庆为中心的皖南北若干州县。针对太平天国的这一弱点，还在湘军创建伊始，胡林翼、曾国藩等人便制定了“以上制下”的战略，主旨是首先攻下武汉，然后以此为大后方，顺江东下，占领九江、安庆，最后攻克南京。
武汉是1856年12月收复的，按照胡林翼的说法，第二年湖北方面就有了谋夺安庆的打算。等到第三年李续宾攻下九江，他们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愿望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为什么安庆如此重要？因为安庆不仅和九江一样，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同时还是天京的西部生命线。胡林翼说得好：“安庆为江表咽喉，不收复安庆，水陆阻塞，湘军便不能直抵金陵。”
应该说，湘军集团谋夺安庆的战略是正确的，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走，此前胡林翼便曾集中都兴阿、多隆阿、鲍超三部力量围攻安庆，然而三河、桐城之败，使这一战略部署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1859年初，胡林翼旧事重提，得到了曾国藩的积极响应，两人以组织安庆战役为核心，共同制订了三路谋皖的行动计划。按照计划，三路人马将夹长江东进，长江北岸以都兴阿、多隆阿、鲍超为主，长江中流系杨岳斌、彭玉麟率领的水师，长江南岸则是曾国藩亲自统领的湘军。
大战之前必须增兵添将。自三河之役起，太平军大量使用骑兵（当时称为马队），这使原先均为清一色步兵的湘军受到很大威胁，三河落败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被太平军的骑兵冲击所致。以后曾国藩在实战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作为对策，他在像以往一样招募水陆兵勇的同时，还上书朝廷，为湘军增添了骑兵这一新兵种。
胡林翼移驻鄂东上巴河，做好了东进的准备，但就在这时，石达开自江西杀入了湖南。湖南是湘军的后方基地，湘军所要补充的兵勇全部来自于湖南，粮饷也有一部分需从那里拨转，倘若湖南有失，后果不堪设想。为援救湖南，湖北方面先后调拨包括李续宜部在内的水陆兵勇一万多人南下，行动计划因此不得不暂停下来。
安徽是太平天国最早建立地方政权的省份之一，它既是拱卫天京的屏障，又是供给天朝粮秣的谷仓，因此太平军方面同样寸土必争。乘湘鄂军无力东顾之机，陈玉成大破安徽绿营，活捉并处死了前安徽巡抚李孟群，杨辅清等部在安徽与绿营作战也同样是胜多败少，至此，安徽大部分州县都已落入太平军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