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就在范纯仁力图谋求和解的同时，台谏官正在积极清理旧账。
首先遭到清算的是神宗的亲信张诚一和王安石的干将李定。这两位，按照当时的道德规范，的确都够得上是混蛋。张诚一的父亲张耆，从真宗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服侍左右，真宗最心爱的女人—后来的刘皇后、刘太后被太宗嫌弃的时候，就藏娇在张耆府上。这样的靠山，奠定了张耆一生的荣华富贵。作为张耆的小儿子，张诚一靠恩荫起家，做到神宗的枢密都承旨—枢密院的第三把手，深得信任。可这个张诚一，却是个彻头彻尾的不孝子—生母过世，他明明有条件，却不肯及时营葬。这还不算，更离谱的是，张耆的墓遭盗掘未遂，张诚一赶去安抚亡魂，发现老爹的犀角腰带漂亮，竟然就取出来修整一番，洋洋得意地扎在自己腰上到处显摆；又是这厮，还趁机把嫡母身上的陪葬首饰洗劫一空，拿回家来“子孙永保用”了。李定也是个不孝子。他是王安石当政之初破格提拔的御史，后来一直做到御史中丞，苏轼“乌台诗案”就是他的“杰作”。跟张诚一相比，李定的劣迹略轻一些—他只是拒绝承认自己的生身庶母，以此来避免服丧。但是，李定是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宋朝的政治文化中，理应遵循更高的道德标准。想当初，王安石提拔李定的时候，就遭到了台谏等一众官员的强烈抵制，而王安石力排众议，谁反对就拿掉谁，硬是把李定推了上去。张诚一、李定都是混蛋。但是，他们的混蛋事迹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此时翻出来重加处分，还是让人觉得有政治报复的味道，很多人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前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就是其中之一。
吕惠卿（1032～1111）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干将，对新法“投入的心计和力量最多”。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离朝前，为保新法推行不辍，力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号称“护法善神”。吕惠卿长于吏干，精于算计，然而格局褊小，人品低劣，掌政之后，野心膨胀，以权谋私，失去了神宗的信任，熙宁八年十月，罢政外放，从此徘徊地方，至今已十年有余。哲宗即位时，他正担任太原知府兼任河东路军政长官，负责整个河东战区的边境防御。吕惠卿是奸邪小人，这一点，好像从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已经成为定论—司马光就曾经预言“颠覆王安石的，一定是吕惠卿”。可是，这奸邪小人外放已久，远在河东，而且遭到王安石和司马光两大阵营的唾弃，对中央政治已经毫无影响力。按道理讲，不应该再有人去找他的麻烦，吕惠卿是安全的。可是，吕惠卿的旧账还是被翻了出来。
认真说起来，暴露了目标的，倒是吕惠卿自己。
太原春晚，三月桃花始开。在干冷的空气中，吕惠卿一遍又一遍读着从开封来的邸报，认真咂摸着中央人事变动的消息，感到了彻骨的寒冷和强烈的危机。思来想去，吕惠卿决定靠边站，主动上疏朝廷，请领宫观闲职—这是宋朝官员特有的福利，挂一个“主管某某宫或者某某观”的虚衔，有工资可领，“官龄”也可以连续计算，却不必管事。比如，司马光在洛阳就挂过“主管嵩山崇福宫”。
吕惠卿请领宫观的报告打到开封，台谏官就像猎人忽然发现了猎物一样，兴奋得鼻翼抽动、目光灼灼。第一个发现目标的，仍然是苏辙。苏辙对吕惠卿的定性是非常骇人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像这种小人，天生邪恶，安于不义，性本阴贼，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终必为患。”可是，苏辙的弹劾似乎并未打动太皇太后—五月十九日，苏辙发起弹劾，而太皇太后直到六月中旬才有所反应。
原因其实是不难想见的。苏辙所指称的吕惠卿罪名，比如助成青苗等恶法、排挤忠良引用邪党、主动对西夏发起挑衅、背叛陷害王安石等等，都是前朝旧账，因此很难触发太皇太后的警觉。真正触动了太皇太后的是“吕惠卿违赦出兵事”。其大致情节如下：元丰八年（1085）三月六日，哲宗发布登极赦书，严令缘边守将不得侵扰外界，保持边境和平。三月中旬，登极赦书已经抵达太原，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旨意，吕惠卿不容不知。然而，就在四月十七日，吕惠卿却发动几万大军入侵西夏，挑起战端。五月，夏人发起反攻，宋朝损兵折将。“违赦出兵”性质恶劣，是对皇帝和太皇太后权威的悍然挑衅，“劳师动众，谎报功勋，挑起边境争端，这些都还无所谓。公然违反诏令擅自发兵，内心深处已经毫无人臣之礼，如此罪行是不可以不惩处的！”“像这样的强臣，废诏出兵都敢做，还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做的？！”“正当先帝驾崩之际，臣子理应哀悼，吕惠卿却猖狂发兵，这是大不孝！正当陛下登极之时，大臣应当礼敬，吕惠卿却傲慢违令，这是大不忠！”如此不忠不孝的“强臣”，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还梦想着请领宫观，悠游山野，颐养天年，君臣之大义何在？！本朝之纲纪何在？！
六月二日，右正言王觌首言“吕惠卿违赦出兵事”。八日，御史中丞刘挚、左司谏王岩叟各自上疏弹劾吕惠卿，攻击的目标却一致集中在“违赦出兵事”上。如果说他们事先不曾有所沟通，那实在也太过巧合了。右司谏苏辙暂时保持了独立的姿态，没有加入到声讨“违赦出兵”的行列中去。他于八日再上弹疏，提醒太皇太后“近岁奸邪，惠卿称首”，必须诛杀。透过太皇太后，来自台谏官的舆论压力不断传递到宰相府，十八日，朝廷发布命令，褫夺吕惠卿文臣荣誉职衔，连降四级，发往苏州，监视居住。对于这一处理结果，台谏官十分不满。二十日，四名谏官全员出动，采取了集体行动。左司谏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右司谏苏辙、右正言王觌在太平兴国寺戒坛集会，联名上疏，重申吕惠卿罪在不赦，要求太皇太后“特赐裁断”，“为国去凶”。接获奏札之后，太皇太后当即批示：“吕惠卿罪恶贯盈，目前的处分太轻，谏官意见极大。要流放到更偏远荒凉的地方，以平息公论。”谏官的集体奏札、太皇太后的批示与十八日的“吕惠卿苏州监视居住令”一起，被送到了宰相府。就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还在商讨之际，二十二日，御史台全台出动，声讨吕惠卿违赦出兵，无父无君之罪，请求太皇太后“要毫不迟疑地清除奸邪，赐吕惠卿一死，以安天下！”喊杀之声，甚嚣尘上。
太皇太后的批示，吕公著在宰相办公会上反反复复读了三遍，最后总结说，太皇太后的意思，只是要把吕惠卿贬到更偏远的地方，以示警戒。二十三日，经宰相府集体讨论，上报太皇太后和小皇帝批准，朝廷公布了对吕惠卿的新处分—贬往条件更差的建州监视居住，官阶降为建宁军节度副使，不得签书公事，这与苏轼被贬黄州的情形差相仿佛。
吕惠卿的贬官制书同样出自苏轼的手笔。这一次，苏轼丝毫没有掩饰复仇的快感，他以小皇帝哲宗的口吻，这样写道：“凶人在位，民不安居。惩罚不当，士有异论。滔天罪恶，必须严加惩处，才能垂范后世。……我即位之初，首先发布的就是安边诏令，而吕惠卿假称号令，肆行奸谋。王者发令，譬如出汗，汗出不返，令行禁止，却没想到会被奸贼利用。如此祸国无道的行为，自古罕闻。孔子治鲁七日即杀乱臣少正卯；舜帝英明仁武，对奸臣贼子流放的流放，杀戮的杀戮。朕初即位，心怀宽宥，对吕惠卿只薄示惩戒。”换句话说，论罪行，有三个吕惠卿也不够杀；不杀他，只是因为太皇太后和皇帝的仁义。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太皇太后怎么可能想到发布和解诏书？
吕惠卿固然有罪，然罪不至死，眼下尤其不是穷追猛打的时候。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晁仲约的故事。那还是在仁宗朝，范仲淹与富弼主持新政，晁仲约为高邮知军，贼来无兵可挡，为保一方平安，竟然以地方长官的身份亲自出面号召富户出钱来犒劳土匪，土匪拿了钱物，果然就绕道他往了。晁仲约的荒唐事迹报到开封，富弼勃然大怒，誓必杀之，以为不杀不足以明朝廷之尊严、正官场之风气。范仲淹却坚持认为事出有因，二人在仁宗面前发生了激烈争论，富弼乃至面红耳赤、怒发冲冠。终于，在范仲淹的坚持下，晁仲约的脑袋保住了。富弼当时极度不服。范仲淹说：“本朝不杀大臣，这是非常仁厚的好传统。你今天撺掇皇帝杀死一个晁仲约不要紧，万一他杀得手滑了，早晚有一天会杀到你我头上啊！”
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和制度可以硬性约束皇帝，而皇帝却掌握着每个人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便是秦始皇建立帝制以来华夏政治的最大秘密。本朝以仁厚立国，“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这才有了一百二十年的清明政治。台谏官与大臣同在“不杀”之列，同样是被“祖宗之法”的宽容滋养着的。而如今这群台谏官却杀声震天，这样下去，本朝的仁和之气必将消失殆尽。必须寻找机会，重提和解议题，恢复本朝和气。这是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的共识。
重申和解的机会被吕公著找到了，这就是“贾种民任命案”。神宗朝的大理寺一度专治刑狱，特别是官员犯罪，而大理寺丞是法官。贾种民在担任大理寺丞期间，与时任御史中丞蔡确遥相呼应，“专门中伤善良”，后来被贬到地方担任副州长。如今贾种民副州长任满回朝，正在等待新的任命。贾种民的到来引起了殿中侍御史林旦的注意，林旦旧事重提，弹劾贾种民“舞文深酷之罪”，请求予以严惩。林旦所举的例子，恰好是贾种民借“陈世儒杀母案”陷害吕公著一事。
对于“陈世儒杀母案”，太皇太后印象深刻—那可是当年轰动朝野的恶性案件，审理过程长达三年，从开封府转到大理寺，又从大理寺转到御史台，最终，包括陈世儒在内的十七名案犯被处斩，因此案遭受处分的官员多达数十人。
陈世儒是前任宰相陈执中的儿子。陈执中家风着实不堪，仁宗朝就出过陈执中爱妾张氏凌蔑正妻、打死婢女的丑闻。嘉祐四年（1059）四月，陈执中过世之后五日，正妻谢夫人获得仁宗皇帝允准，在陈执中柩前剃发出家，与陈家一刀两断，京城之人，“莫不称快”。这位性情残暴的张氏如夫人，就是陈世儒的生母。陈世儒“颇承母教”，同样喜欢虐待婢女。终于，在元丰元年（1078），有婢女不堪忍受，逃离陈家到开封府上告，揭发陈世儒夫妇谋杀张氏。杀母悖逆人伦，大伤风化，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神宗立即指示开封府严查。陈世儒夫人李氏的母亲吕氏，是吕公著的侄女。吕公著当时是枢密院的二把手。吕氏回到娘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恳求吕公著给开封知府苏颂递个条子为女儿说情。吕公著深知神宗脾性，知道请托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牵连无辜，咬紧牙关一口回绝，眼睁睁看着老侄女抽抽噎噎地走了。
后来这案子从开封府移送大理寺，大理寺丞贾种民在讯问的时候故意诱导李氏，试图把吕公著拖下水。吕公著的女婿都被叫去问了话。吕公著则一度主动停职谢罪，直到神宗亲自出面澄清，这才重新出来工作。大约正是因为意图诬陷吕公著，让神宗对贾种民产生了结党营私的怀疑，最终，贾种民被贬出京，降级担任副州长。
林旦的弹章，勾起了太皇太后的回忆，她忽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想要看看吕公著会怎样处理这旧仇人。在第二天的帘前办公会上，太皇太后主动抛出了林旦的奏札。让太皇太后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吕公著却要求任命贾种民为州长，这分明是提拔了。太皇太后大惑不解。
吕公著说：“太皇太后明鉴，这个人的确害过我，但是他已经得到了惩罚。如今我正在相位，倘若贾种民因为过去的错误而获罪，那么，这会向天下传递怎样的信息呢？惩罚贾种民是小事，朝廷因此丧失宽容的大体，这才是大事啊。”
这句话，显然并非只针对“贾种民任命案”而发，太皇太后陷入了沉思。“朝廷大体”是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反复陈说、极力维护的。恶要除，但是除恶不能伤了和气。王安石的路线统治宋朝十五年，几乎眼下所有的官员都是在王安石路线下成长起来的，政策调整和高层的人事变动已经让他们感到了不安，再继续扩大打击面，只会让不安的情绪持续发酵。想当初朝廷罢黜吴居厚的时候，开封城里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响了一宿，那种喜悦，太皇太后是感受得到的。而如今，蔡确、章惇已经下台，可是朝廷的各项政策、措施仍然推行不利，似乎各地的官员都在犹豫观望。那种不断蔓延的疲沓情绪，太皇太后在帘子后面也能感受得到。吕惠卿的处分案，甚至在宰相大臣中都得不到共鸣。这样下去，实在不是朝廷之福。唉，恐怕是时候告别先朝旧怨，卸下包袱，勉力向前了。
太皇太后一宿没合眼。
六月二十六日一早，宫中传旨，今日视朝，着三省与枢密院共同进对。见礼已毕，帘子后头递出了一封太皇太后的亲笔手诏。吕公著奉命宣读，展开捧定，未及开口，一眼扫去，顿时泪盈于睫。诸大臣听罢，也是异口同声赞美太皇太后圣明。手诏内容如下：
先帝变法，目的是要行宽厚之政，让老百姓得到好处。而某些官员不能体会朝廷本意，一味追求立功受赏，导致先帝法令在推行中出现重大偏差。政策制定不当者有之，搜刮聚敛毫无节制者有之，奸邪附势者有之，掩盖错误者有之，结交权贵者有之，开边生事者有之。上述种种，对民生造成了极大伤害，时间越久，弊端越突出，导致舆论一片批评之声。倘若不加肃清，必定扰乱纲纪。朝廷因此对其中的罪大恶极者进行了贬谪驱逐。但这也造成了其余相干人等日夜恐惧，焦灼不安。朕则以为，当此新政初开之际，一定要存恤朝廷大体，昭示宽容之恩。对于上述人等，一概不再追究弹劾，令其改过自新，安心本职。请照此意，拟作诏书，布告中外。
这是真的要抛弃前嫌，协力向前了。何天下之幸也！
吕公著召来了中书舍人范百禄，当面叮咛，要他务必仔细体会太皇太后的美意，斟酌成文。太皇太后的这封手诏，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是要对神宗朝做一个总结，结束争论，稳定人心—先帝的政策，出发点绝对是好的，问题都出在了执行层面上。保住先帝这面旗帜，才能避免思想的混乱，维护大局的稳定。第二是要肯定太皇太后摄政以来惩处贪官恶吏，整肃政风、调整政策的做法，罪大恶极者必须惩处，此事大快人心。第三是要宣布整肃的结束—整肃是必须的，但绝不能扩大化，扩大化就乱了。第四是要给那些在神宗—王安石时代成长起来的官员吃一颗定心丸，让他们能与朝廷同心同德—这便是“朝廷大体”。范百禄草成之后，吕公著反复斟酌。两天之后，六月二十八日，一封洋溢着和解精神，维护朝廷大体的诏书呈送到了太皇太后面前。范百禄完美地传递了太皇太后手诏和吕公著口头指示的精神。诏书以哲宗皇帝的口吻宣布：
朕追思先帝在位，讲求法度，目的就是要行宽厚之政，惠泽天下百姓。而某些官员，不能推原朝廷本意，或揣测圣旨肆行掊克，或胆大妄为骚扰边境，或接连兴起大狱牵连无辜。弊端积累，久而弥甚。这就是为什么批评不能停歇，朝廷必须惩奸处恶，革除弊端。端正风俗，振作纲纪，是出于公心，不得已而为之。如今罪行昭彰者已正法度，作恶为巨者已遭贬斥。其余的错误问题则可以宽大处理，不再追究，以免破坏天地间的和谐。孔子不为已甚，舜帝崇尚宽容，为国之道，务必要保全大体。凡今日以前有相关问题错误的，一概不问，言官不得再行弹劾，有关部门不得再加惩处，让他们自我反省，共同营造美好的风俗。谨此布告，中外臣僚，深体朕意。
这是一则信号明确的“和解诏书”，它相当于一次专门针对官员的大赦,目的就是要营造团结的氛围，把官僚集团从旧日恩怨、恐惧和焦虑中解脱出来，共同应对当下的治理任务。
六月二十八日，“和解诏书”草成。与此同时，和解的信息像春风一样迅速传遍了开封政坛—这是宰相大臣们不约而同的“有意为之”。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则“和解诏书”一直拖到七月十一日才得颁降；并且，最终的诏书中删掉了至关重要的一条，那便是“言官不得再行弹劾”八个字。没有了这八个字，整个诏书就成了一纸空文。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太皇太后改变了心意？
台谏官！御史中丞刘挚、殿中侍御史林旦、监察御史上官均、左司谏王岩叟、右正言王觌闻风而动，纷纷上疏猛烈攻击“和解诏书”，说它是“戒言之诏”，“名义上是安慰罪人，其实却是要约束台谏官，不让人说话！”“惩处一两个奸臣就担心他们的同类会恐惧，因此感到疑惑，要说好话来慰劳他们，这分明是姑息之政！”“这样一则诏书颁降之后，老奸巨猾倒是安心了，可是忠臣义士呢？陛下让他们如何安心？如何自处？”
台谏官沉浸在他们用文字所构筑的“忠奸对立”当中，把任何一点有关和解的信号都看作是对“奸邪”的妥协，对“忠贤”的背弃。而太皇太后此时显然缺乏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格局、襟怀和定见，她在两种政治势力之间摇摆，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是她所信任的，台谏官也是她所信任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拼命想把她往上拉，拉到一个超越派别、超越个人得失的立场上去，从江山社稷的长远利益出发来看问题，把大宋看作是一个整体，要给大宋体面，抛弃前嫌，领导朝廷团结一致向前走。而台谏官则拼命想把她往下拽，拽回到更为现实的利益得失中来，“陛下以为吕惠卿违赦出兵是这么简单的吗？吕惠卿一个地方官哪有这样的能力？陛下试想，当时如果没有蔡确、韩缜、章惇这些人的支持，区区一个吕惠卿又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大事？陛下，陛下！”“必定是宰相大臣与边帅内外勾结，才会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这样的事情也要放弃追究吗？倘若如此，太皇太后与皇帝陛下的权威何在？若陛下之权威都不能保全，那还有什么‘朝廷大体’可言？”
太皇太后被台谏官所描述的阴谋吓住了，又是一夜未眠。第二天上朝，她隔着帘子看诸位宰相大臣，怎么看都觉得面目模糊，态度可疑。“和解诏书”被再度提交到帘前办公会，太皇太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决，“‘言官不得再行弹劾’八个字必须拿掉”。
宰执之中，司马光病情恶化，自六月十二日起再度病休，缺席讨论。在场众臣，乍闻此语，都有一种被打了一记闷棍的感觉，随即低头噤声，范纯仁争而不得，吕公著欲言又止，最终，还是集体“领旨”退下了。
“和解诏书”遭遇宫刑。台谏官开始了对“吕惠卿违赦出兵”一事的穷追猛打，最终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八月十四日，王岩叟、朱光庭在延和殿奏对，与太皇太后当面“复盘”此事。
朱光庭先发言，他说：“吕惠卿擅自发兵一事，无疑是蔡确、章惇有意欺罔陛下。不错，吕惠卿确实拿到了两份中央命令，那两份中央命令上也确实有‘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的字样。但是，请陛下务必留意时间，那两份命令，第一份是在先帝弥留之际。以先帝那个时候的健康状况，怎么可能有力气签字批示？无非是蔡确他们要应付吕惠卿，故意作假！”
“没错！”王岩叟接着说，“第二份命令的发出时间是先帝的二七之日，太皇太后陛下正在哀痛悲伤之际，哪有精力仔细审察每一份文件？！肯定是蔡确、章惇他们把这份文件混杂在常规政务当中，蒙蔽陛下，骗取了签字！”
王岩叟、朱光庭正说得义愤填膺，忽听得帘后一声怒喝：“恁时那里理会得，只做熟事来谩过！”
那一刻，就在那一刻，太皇太后相信，台谏官才是最忠诚的臣子，宰相大臣们都是有私心的，权力越大私心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