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关于司马光的役法改革方案，章惇到底说了些什么？
章惇首先指出司马光两份役法札子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二月三日札子认为上户（乡村上等人户）是免役法的受害者，二月十七日札子则说上户是免役法的受益者，“十几天之内，两上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好相反，如此自相矛盾，究竟是为了什么？”章惇自问自答，“司马光是至诚之人……必定是对役法的调查研究不到位，大概一说吧！”诸如此类的错误，在传统时代的士大夫笔下并非罕见，同一事物从不同视角关照，可以有相反的判断，是非跟随笔意，只求文气相合，不做严谨的概念界定和性质分析。只要不是大是大非，写的人姑妄写之，读的人姑妄读之，彼此心照，两不追究，本无大碍。可是，经过章惇如此严格的比对分析，司马光作为役法改革设计者的严肃性顿时便大打折扣了，“以此类推，司马光设计变法的方式方法，恐怕是不能尽善尽美的了”。
在司马光的想象中，役法改革很简单，直接回到熙宁元年（1068）以前便好，“各色役种所需人数，一概依照熙宁元年以前旧制办理……着刑部检查熙宁元年所施行的差役条例，雕版印刷，下发诸州，照此办理”。章惇则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种说法“全然不可施行”。别的不说，单说役人数量，“熙宁元年的数额是过于庞大的，后来屡经裁剪，已经减掉了三分之一，如今怎么可以完全按照熙宁元年的旧额办理呢？！”而且，役是政府所需的服务，“如今的政务，与熙宁元年以前相比，不知发生了多少改变，今日之政务非昨日之政务，怎么可以按照熙宁元年的条例施行呢？！”过去是回不去的！
过去之所以回不去，是因为部分是整体的部分，部分的调整不可能单独实现。章惇说：“我揣度司马光的想法，肯定是以为役法就是役法，无关其他，既然要回到差役法，那么只需要把当时条例施行起来就可以了。殊不知，役法一事，牵涉上上下下各个有关部门，各级各类的各种制度条例，哪里是单单施行一个差役条例就可以搞定的？”在章惇看来，司马光的建议，处处流露出对于实际政务运作的无知与傲慢。司马光说：“当初差役法的最大弊端是富户因‘衙前’役破产。可是后来‘衙前’役中最害民的部分，比如：负责官府公务接待的厨酒库、茶酒司，已经改派军人管理；押送上京纲运物资，已经改为招募卸任官员或者武官、军人押送；粗重、零星物资的押运，也改由军人来管。因此，差役旧法中的‘衙前’重役实际上已经消失。”改革“衙前”役、纾解富户重压，曾经是当初王安石改差为雇、实行免役法的最大动力。按照司马光的说法，“衙前”重役已经消失，免役法也就失去了推行基础。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章惇冷笑着提醒太皇太后，司马光所说的这些现象都是事实，但是，司马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知道的是“管理官府公务接待的军人需要按月发放钱粮，应召押送上京纲运的官员、武官以及他们的随从，还有军人，都需要路费。这些钱哪里来呢？统统来自免役钱！”—司马光所说的“衙前”重役的替代措施，其实是免役法的一部分，要靠免役法提供资金支持。“如果改行差役，那就没钱可用了，还拿什么去差派军人、招募官员呢？”
章惇并不认为免役法没有问题，但是，他反对司马光对于免役法缺乏依据的指责。比如仓场钱物的管理、押运，差役法按照户籍摊派，能够摊到此类劳役的都是有田产的乡村上户；免役法改为收钱雇役，雇来的多半是“城里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城里人”设置专属户籍的时代，“城里人”被登记为“坊郭户”。“坊郭户”的特点是住在城市之中，靠经营工商业、出卖技艺和劳力为生—他们多半没有田产，是所谓“浮浪之人”。传统中国是农业文明，重农抑商，一贯对“浮浪之人”怀有偏见，视之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认为他们“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司马光认为，免役法雇佣“四方浮浪之人”充役，造成了官仓钱物的更大损失。章惇指出，司马光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差役、雇役与官仓钱物损失之间的关系，尚有待查证。章惇建议，每路选取一个州，调取该州差役法施行最后三年和免役法施行前三年的数据，进行比对研究，数据应当包括侵占、盗窃官物的人数、社会背景和罪行轻重情况；比对之后，再做结论。即便是今天看来，这个方法也是相当“科学”的，章惇真不愧是行政专家。
作为经验老道的行政专家，章惇对于官僚群体的脾性了如指掌。经司马光建议的“役法改革诏”中有这样一条：“各县在施行过程中，倘若发现问题，限于诏书下达五日之内，将情况上报本州；本州汇聚整理下属各县的报告，限于诏书下达一月之内，将情况上报转运司；转运司汇聚整理下属各州的报告，限于诏书下达一季之内，将情况上报到中央。”这一条本来是“役法改革诏”预留的改善后门。章惇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条全无诚意，“乃是空文”：第一，五日限期太短了，各县根本没时间认真考察差役法的实施给本县可能带来的问题。第二，五日之限已经透露出急如星火的意思，转运司和州看到这一条，必然会认定朝廷的意图就是迅速推行，根本不想让人说三道四。第三，为了配合中央，他们一定会立定期限，逼迫敦促各县立即推行差役法。“望风承旨，只求让上边满意，以速为能，哪肯还让底下人再提意见？！”
司马光历数了免役法的诸多弊端，章惇只承认其中的两条：第一，在差役法之下，乡村下户（贫困人口）并不承担“衙前”等重役，受害不多；而在免役法之下，他们也要交纳“助役钱”。穷人不缺力气和时间，缺的是钱，免役法的确损害了这一部分人的利益。第二，钱这个东西是官府铸造的，庄稼地里不长铜钱，老百姓必须把粮食卖了，才能换成钱来满足官府的需要。官府逼着收钱，老百姓急着售粮，粮食就越发的不值钱，这一点对所有老百姓都构成了伤害。这两条，章惇认为，的确击中了免役法的要害。但是，章惇辩解说，这两条并非免役法自身所固有的属性，而是因为当时推行免役法令的人，一心想要出政绩，一味地贪多图快，这才导致“新法推行之后，差役法的旧害虽然尽数除去，免役法的新害却又悄然滋生”。
制度改革，最怕的就是“急就章”，想法再好，推得太猛，也难以稳当。王安石变法，“以雇代差，推得太快，才导致了今天这些弊端。如今以差代雇，必须详议熟讲，才有可能成功”。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详议熟讲”呢？章惇也给出了解决方案：
首先要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让他们结合本地实际，讲求役法利弊，思考设计适合本地情况的具体役法。第二，先拿出京东、京西两个路来搞试点。由朝廷选拔公正强明、通达政事的官员充当役法改革专使，给与充分的信任和权力，让他们到地方上去，与路级主管官员一起，逐州逐县实地走访调查，究竟什么样的人户愿意出钱免役，什么样的人户愿意亲身服役；什么样的役种适合差派，什么样的役种适合雇佣；什么样的人户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出得起役钱；有哪些役种繁重难耐，应当酌减；有哪些役种优厚清闲，可以适当增加。上述情况，“州州县县不同”，必须逐一调查，才能制定出适合本地情况的役法改革方案。役法改革专使的工作，就是聚合一路地方官员的智慧，拿出各州各县的具体方案来，然后再报中央批准，下诏施行。第三，逐步推向全国。京东、京西两路搞完之后，经验出来，人才也训练出来了。以这些经验和人才为基础，就可以向其他各路逐渐推广了。
以上就是章惇《驳司马光论役法札子》的主要内容，观点明确，逻辑清晰，能破能立，反驳有理有据，建议实际可行。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札子体现了王安石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官僚的最高行政水准。
一百多年以后，朱熹给学生讲本朝史，讲到了这一节，他说：“章惇和司马光争论役法，章惇悖慢无礼，诸公争相攻击他。然而，我看章惇‘说底却是’。司马光的说法，自己前后无法照应的，被他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诸公想要维护司马光，所以排挤他出去。再说，章惇又是个不好的人，所以人们都乐于看他被赶出去。”
说上面这一大段话的时候，朱熹曾经仰头长叹了多少次呢？他的眼角是否有泪滴？明明章惇“说底却是”，可是“章惇又是个不好的人，所以人们都乐于看他被赶出去”。朱熹的这番话，无奈地道出了人性的真实。在太多的关键时刻，推动人们做出选择的，是情感而非理性。
在役法改革问题上，司马光的追随者—或者更准确地说，王安石的反对派意见并不一致，有人倾向于免役法，有人支持差役法。但即便是那些支持恢复差役法的人，也一致认为，司马光的役法改革方案，至少是有瑕疵的、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作为司马光最亲密的朋友，范纯仁在上奏之前就读到了司马光的役法改革奏稿，他极力反对司马光全盘推翻免役法、回到差役法的激进方案，建议先拿一个州做试点，再推广到一个路，缓行熟议，慢慢摸索，却遭到了司马光的断然拒绝。在给司马光的信里，范纯仁愤愤然表达了自己的不解和不满，他说：“为什么您宁可把这疏略的方案交给悖谬的官吏去急速推行，要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再次遭到侵害和骚扰呢？一个农夫没有收成，您都感到心疼，可是您竟然忍心要把全天下的老百姓推到一场草率的政策变革中去。我想来想去，这实在不像是您的作为！我向您建议，把您的方案先在京西一路推行，只要做到让老百姓满意，那您的方案就成了。可是您竟然不为所动，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中书舍人范百禄同样反对改雇为差，他用来劝说司马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免役法刚刚推行的时候，范百禄是开封府咸平县的知县，新法的推行让几百名本来应当承担“衙前”重役的老百姓松了一口气，就咸平县的情况来看，老百姓是支持免役法的。免役法后来之所以遭到诟病，是因为执法者一味追求朝廷增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此，范百禄建议司马光，对于免役法，要减少役钱保留役法。范百禄与司马光渊源甚深，他的叔父是司马光的同年挚友范镇，他的侄子是司马光最亲密的学生范祖禹。范镇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提前退休，悠游林下。范百禄却在王安石当政时期稳扎稳打，受到神宗的赏识，不断获得提升，从普通的县令做到京县的知县，又被提拔为谏官。范百禄是进士出身，又考取过制科。宋朝开国以来，制科考入第三等的只有三位，第一位是吴育做到宰执，第二位是苏轼，第三位便是范百禄。范百禄的学问之好，自视之高，可见一斑。从仁宗朝历经英宗、神宗两朝，直到哲宗初年，范百禄的履历一直是连续的、上升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超越立场，范百禄是只认是非不管其他的。范百禄的建议，司马光也没有接纳。八年之后，范百禄过世，范祖禹为叔父作墓志铭，记录了范百禄的役法改革意见，并不无遗憾地写下了四个字—“温公不从”。范祖禹是多么希望司马光能够听进批评，不要在役法改革的路上走得那么远，可惜，“温公不从”！
二月七日的“役法改革诏”在开封政坛引发了两波热潮：第一波是台谏官利用诏书的程序缺失弹劾蔡确，最终导致了蔡确被迫辞职；第二波则是对于役法改革内容本身的讨论—司马光的役法改革方案简单薄弱，太过脱离实际了—真正完全站在司马光一边的人几乎没有。在所有的批评当中，章惇的批评是最有力的，很多人像王觌一样，还没读到就相信章惇的文章一定有切实可行的东西。随着章惇奏札内容的逐渐公开，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它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推动朝廷重新审议役法改革方案，另一方面也对司马光的威望构成了强烈的威胁，这让司马光的支持者深感不安，许多曾经批评司马光方案的人因此改变了对役法改革的立场。比如谏官王觌，本来是支持免役法，主张谨慎改革的，在章惇的批评公布之后，则改口说：“朝廷体恤老百姓的隐忧，不避繁难，恢复差役法，这是天下人的幸运。……即便是其中有小小不便，也要继续推行，不断完善。但愿良法早定，不为浮议动摇。”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既然章惇出面如此有力地攻击了司马光，那么，拥护司马光就成了“政治正确”—具体政策可以讨论，“赤帜”绝不能倒！
派别利益占了上风，是非暂时退场。理性给情感让了路。
彼时的开封政坛，波谲云诡、瞬息万变，有一段小插曲耐人寻味。
就在蔡确下台之前，曾经出现过一个异常理性的声音，说当今的执政大臣，“皆苟且迎合，取容于世，无足赖者”，没有一个值得依靠。一个“皆”字，否定了所有当时在位的宰相大臣，既包括饱受台谏官攻讦的神宗旧臣蔡确、韩缜、章惇，也包括深受太皇太后倚重、朝野爱戴的司马光和吕公著。当几乎人人都对“司马相公”的班子寄予厚望的时候，这个人对司马光、吕公著的评价却是“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才干配不上心志，虽然道德高尚，目标高远，然而终归是办不成事的。在八位宰相大臣当中，此人对章惇的评价反而是最高的，说他“虽有应务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行政才能毋庸置疑，只是难以独当大任，比较适合在别人的领导下工作。这个理性到令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声音，究竟来自于谁？
右司谏苏辙！苏辙建议太皇太后，早日罢免蔡确、韩缜两位宰相，“别择大臣负天下之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而忠于社稷、有死无二者以代之”。这“有过人之高才”的宰相人选，肯定不是“才不逮心”的司马光和吕公著。苏辙属意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我猜想，很可能是他们兄弟的恩师张方平。苏辙回京之前，曾经在南京驻留，与张方平盘桓数日。张方平曾经是神宗最初选定的宰相人选，虽已年近八十，身体状态却是极好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苏辙并没有明说。大臣“皆无足赖”的说法，出现在元祐元年（1086）二月二十七日苏辙上给太皇太后的奏状中。太皇太后虽不以为然，却也对苏辙的孤立忠诚产生了好感。然而，这个理性的杂音一闪而过，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就彻底消失了，就连苏辙本人也不再重申“别选宰相”的立场。
在《驳司马光论役法札子》中，章惇对司马光有一个总体评价：“光虽有忧国爱民之志，而不讲变法之术，措置无方，施行无绪。”老实说，这是一个相当公允的评价。“术”与“道”相对而言，“道”是意义是情怀，“术”是方法是道路；“道”可以凌空架虚、天马行空，“术”必须脚踏实地、切实可行。司马光的“变法之术”的确弱之又弱。
关于人性，司马光的了解显然不如章惇。司马光对免役法的一项指责，是针对“聚敛之臣”的。免役钱在满足雇役所需的常规役钱之外，还要加征一笔“免役宽剩钱”，作为政府的运营成本和风险准备金。中央规定，“免役宽剩钱”按照免役钱的20%征收，但是，下边的具体执行官员却往往多收，以此来向中央表忠，为自己积累升官资本。哲宗上台以后，已经三令五申，严令“免役宽剩钱”不得超过20%。而司马光仍然忧心忡忡，认为纵然如此，那些聚敛之臣还是会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损害百姓利益。因此，司马光认为，唯有彻底废除免役法才能根除聚敛之患。
对于司马光的担忧，章惇嗤之以鼻，以为“全然不合情理”。章惇说：“大抵人之常情，自私自利者多，奉公爱民者少。因此，倘若朝廷政策奖励多收，那么大部分官员都会聚敛邀功。如今朝廷既然不许多收，又能严厉责罚聚敛之臣，那么，负责征收役钱的官员如果不是失心疯了，又怎么会主动谋求责罚呢？”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大多数官员的作风就像草一样，哪边风来哪边倒，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人性的弱点。这一点，极致骄傲的章惇能够明白，谦谦君子司马光却不能明白。
司马光很快就有机会领教了什么叫“小人之德草”。司马光的役法改革方案，原本规定各县有五天的准备时间，可以提意见。这五天，却被很多人理解成推行差役法的期限。用五天的时间把一项关系到各家各户的法令恢复到十八年前的样子，人人都觉得不可能。但是，有一个人却毫无保留地做到了，他下属的两县在五天之内，变雇役为差役，完全回到了熙宁元年的状态。这人是谁？
开封府知府蔡京（1047～1126）！
所有人都觉得，开封府改雇为差的阻力应当是最大的：第一，此地富户极多，不差钱，情愿花钱买自由，改雇为差，富人们又要再度服役，焉能欣然接纳？第二，免役法推行十八年来，开封府的役种发生了变化，役人数量也有了大幅裁减，行之有效，重返差役法，怎么回去？回到哪里去？困难如此之大，人人都觉得头疼，蔡京却在五天之内完成了十八年的跨越，向中央报告“已经恢复旧制，下属开封、祥符两县，差一千人充役”。
什么叫“令行禁止”“符到奉行”？如蔡京者便是！
蔡京的做法让很多人感到不屑。苏辙更指责蔡京包藏祸心，“存心扰民，破坏差役法。老百姓长期饱受役钱剥削之苦，突然间取消役钱，差役还没有摊派下去，因此没有太多的牢骚。等时间一长，必定会出现各种纠纷、争斗，危害社会稳定”。苏辙质问蔡京：“明明知道本地恢复差役存在种种障碍，却不申请报告，而是像这样火急火燎地催督办理，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苏辙建议朝廷，“必须对蔡京进行惩戒，以警告天下那些怀揣私心、有意败坏法度的人”。
但是，据说司马光闻讯之后，却喜形于色，当面称赞蔡京说：“如果人人都像阁下一样奉行法令，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究竟是什么蒙住了司马光的眼睛呢？
章惇的批评最终还是起了效果。二月二十八日，经吕公著建议，太皇太后宣布成立“详定役法局”，委派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四人牵头，专门研究役法得失。四日之后，闰二月二日，朝廷又发文到各转运司，下令以两月为期，允许各州县的官员百姓陈述役法利害。一项关系如此重大的政策，竟然是先出台后调研。本末倒置，令人唏嘘；但亡羊补牢，或犹未晚。
太皇太后也许是被章惇说服了，对详定役法的工作表现出高度重视。闰二月八日，详定局四大臣觐见，太皇太后谆谆教诲，要求他们仔细考量，选拔属官一定要选当过知县、了解民情的。然而，第二天，她却下令取消了允许各州县官员百姓陈述役法利害的命令。二日下令，九日取消。朝令夕改，何以至此？
促使太皇太后做出上述决定的，是她的政治教练—台谏官。台谏官所持理由可归结为三点：第一，要维护社会稳定，朝廷政令的尊严；第二，要维护司马光的威望；第三，要坚决防止反对派趁机动摇差役法，大方向绝不能变！此时的役法已经与政治力量的进退捆绑在一起，丧失了它的本意。
役法的本意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是朝廷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节器。老百姓必须服役，才能维持政府的正常运作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服役的正确方式，应当尽可能地实现朝廷国家的需求与百姓利益之间的平衡。诚如章惇所言：“差役法和免役法，各有利害，关键是仔细考察，认真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才能做到尽善尽美。”
在如此庞大的帝国范围内，一刀切地施行单一的免役法，或者单一的差役法，都会产生问题。以家庭为单位考察，则“富贵安逸的讨厌轮差，不愿意亲身服役；穷人却最好是出力，因为没有钱”；以地域而论，江南、四川拥护雇役，陕西、山西拥护差役。所谓“法无新旧，便民就是良法”，只有兼采差、雇之长而去其弊，才能创造出“可以长期行用的便民之法”。这话是谁、在何时说的？元祐二年（1087）十一月，时任户部尚书的李常。这是一个心中有尺度、不以寒温改其节的人—李常曾经受到王安石的提拔，但他却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不惜因此被贬。在王安石已经成为禁忌的时代，他却敢于肯定王安石新法的可取之处！只是这样的人太少了。南宋吕中说过：“因其利而去其害，那么，两种役法都是可行的。可惜啊，士大夫在熙宁年间得到提拔的，便主张雇役；在元祐年间得到重用的，便主张差役。是非取舍，全无公心，令人叹息！”
人性如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