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长安不见使人愁,1071~1085 26、遗表真情献大忠

特殊的《遗表》

臣子献给皇帝的遗书,叫做《遗表》。大臣高官,将死之际,由亲友代笔,向皇帝表达忠诚,为家族谋取最后的特权,“欲乞一恩例,沾及寒族”,比如说:“我为陛下工作三十年,一个儿子都没安排下。我们家老大今年三十八,考进士没考上,祈求陛下开恩,给他安排个文官做做。”宋朝恩待高官,有份上表的,多半照准。皇恩浩荡,泛滥成灾,“老婆娘家人、外孙子都能沾染恩泽,甚至家里的门客、仆人也能捞个官儿做”。遗表献忠,当然不能说是假意;祈求特权,却毫无疑问是真情。但不是每一份遗表都流于俗套。

在司马光的文集中,就保留着一份特殊的《遗表》。它不是旁人代笔,每一个字都是司马光自己写、自己誊抄的。全文很长,却没有一个字提到家人。更为特殊的是,这封遗表的写作时间是元丰五年(1082),而这时候,距离司马光离世还有四年。那么,司马光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写作这样一份特殊的遗表?这封遗表究竟写了些什么?它又是否抵达了神宗皇帝的视听?元丰五年,在司马光的生命中,究竟是怎样的一段特殊时光?

耆英欢会苦中乐

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司马光给自己定的规矩,《资治通鉴》的定稿工作,每三天要看一卷,如果有事耽搁,一定要补课。从元丰四年(1081)秋到元丰五年正月,司马光肯定没少了补课,他实在是太忙了,忙着赴宴,忙着喝酒吟诗,忙着玩儿。

跟他一起玩儿的,是一群七十朝上的白胡子老头儿,一共十一人。领头的是洛阳留守、前任宰相文彦博,七十七岁;最年长的是退休在家的前任宰相富弼,七十九岁;剩下的也都是退休高官。整个洛阳都在赞叹,这帮老头儿太会玩儿了。他们轮流坐庄,互相宴请,把洛阳的名园古刹游了个遍。几位老人家都是头发胡子雪白,衣着儒雅,气度非凡,看上去就像是天上神仙。而花前席间按管调弦、轻歌曼舞的家妓,面容清丽,歌喉婉转,跟勾栏瓦肆里卖唱的相比,更多一分典雅脱俗。每当老人家们从街市上经过,都会引来大批围观群众。一次活动结束,洛阳人又在盼着下一次。

这群老人家的聚会,洛阳人给起了个名儿,叫做“耆英会”—老年英杰的聚会。“耆英会”与唐代白居易晚年的“九老会”遥相呼应,成为洛阳古城新的人文景观。文彦博决定把“耆英会”佳话定格、传扬。他请来福建画家郑奂,在资圣院佛寺新落成的耆英堂墙上画了一幅大画。郑奂是一位写生的高手,画面上十三位老人家面貌神态栩栩如生,离近了仿佛能听到老人家喘气时吹动胡子的声音。且慢,十二个人聚会,怎么画出来是十三个呢?这第十三个人,是当过副宰相的王拱辰(1012~1085)。王拱辰家在洛阳,可是这会儿正在河北工作,他人在河北,听说了“耆英会”的事情,羡慕得心痒,写信给文彦博说:“照年龄、地位,我绝不在与会诸公之下,只是因为工作关系没办法参加,心里很遗憾。(如今画像,)求您把我也列上吧,千万别再落下我。”于是,十二人参加的聚会到了画面上就成了十三个。画面是虚假的,却也是真实的。洛阳这帮老头儿,跟司马光一样,都是被王安石排斥,从开封放逐出来的。开封的是当权派,洛阳的是反对派,是靠边站的队伍。王拱辰主动要求位列其中,看上去是凑热闹,其实是政治表态—他人虽然还在政府里,但心却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

说到底,洛阳耆英会就是失意政治家的苦中作乐。对于现行政策,他们极力反对,却无从置喙。他们所能做的,只能闭目塞听,把这富贵的、安闲的日子过得张扬活泼、花团锦簇。然而,谁又是孤岛,可以隔离出现实?!更何况他们都是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士大夫,是有理想、有能力、有经验的高级官员!当然,如果什么都做不了,也不妨把生活过得高雅快乐。

元丰五年(1082)正月初十,司马光奉文彦博之命,写了《洛阳耆英会序》,记录聚会的盛况和壁画产生的缘由。那个时候,他是忙碌的,也是快乐的。

丧偶中风惹离忧

然而,人生苦短,欢乐的时光是多么稀少!二十天之后,司马光便遭遇了他晚年最沉重的打击—相伴了四十四年的张夫人溘然离世,得年六十岁。司马光与张夫人,少年结缡,那时候司马光二十岁,刚刚金榜题名,张夫人十六岁,恰是青春年少。两人相伴四十四年,一朝撒手,便成永别!张夫人性情柔和,敦厚朴实,司马光就没见她发过一次大脾气。司马光生活作风简朴,张夫人夫唱妇随,从不乱花钱,可是接济亲戚朋友,一丝也没含糊过。司马光还记得,年轻时家里遭过一次贼,当时他在国子监工作,俸禄低,本来就没什么值钱东西,贼卷走的不过是几件衣裳,可是这也把司马光愁坏了。没有衣裳,怎么出门,怎么见人啊?司马光正在牢骚愁闷,张夫人轻轻拍了他一下,说:“人平安就好,财物肯定会再有的。”到如今,张夫人仙去,她当时的笑容,当时的神态,在司马光的眼前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鲜活!这让司马光感到恍惚,他想,张夫人可能就在卧室里,可是,卧室是空的,布满灰尘的铜镜告诉他,他早已不再是那头戴宫花的少年,他的新娘也真的不在了。

两个月之后,司马光将张夫人安葬在涑水老家的司马氏家族墓地。这里安息着司马家的列祖列宗,包括司马光的父亲母亲,司马光曾经在此守丧五年,他死后也将回到这里,回到父母和夫人的身边。儒家讲究的是节制,喜悦要有喜悦的分寸,哀伤要有哀伤的尺度。安葬张夫人之后,司马光回到洛阳,表面上看情绪逐渐平静下来,身体却是每况愈下。入秋之后的一个早晨,家人发现,一向勤奋的司马光竟然未能按时起床。仆人喊了两声,没有回应,只好去请司马光的独子司马康。在司马康的呼唤和扶持之下,司马光醒了,能起床,能走,但是开始出现轻度口吃的状况。如同那个时代的很多读书人一样,司马光略通医理,他心里明白,自己这恐怕是中风的症候,倘若再度发病,只怕就过去了。夫人走了,自己的日子怕是也不多了。

死亡,司马光是不怕的。他放心不下的是国家。一种生命行将逝去的紧迫感抓住了司马光的心,他想要趁着还有一口气,把心中所想告诉皇帝—大宋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想到这里,司马光披衣下床,铺开了纸,拿起了笔,开始写作《遗表》:

臣光上言:臣世受国恩,常思补报,只是生性愚钝,见识粗陋,不合陛下的心意。因此这么多年来,闲居闭嘴,不敢再说什么。如今我身染重病,日渐衰弱,行将就木。这才胆敢把我的一腔忠恳,奉献给陛下。希望陛下知道我对朝廷没有任何要求,然而我的心却一时一刻也不曾忘记国家。

遗表真情谁能解

《遗表》是大宋纯臣司马光对皇帝的临终告白。

在司马光的眼里,宋朝国家已经是岌岌可危。皇帝信任、倚重王安石,而王安石作风刚愎,“足己自是,以为从古到今,没人比得上自己。别人赞同便欢喜,有不同意见就暴怒。喜欢的人几年之内平步青云,恼怒的人排斥打击,终身不用。到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只要是实权职务要害部门,不是王安石的人是进不去的”。宋朝官场的宽容风气雪融冰消,几乎再也听不到不同意见。青苗、免役、保甲一层又一层加重农民负担,市易法弄得小商人纷纷破产。还有一帮奸诈之臣,教唆皇帝开边,轻启战端,刻剥来的百姓膏脂化作武器资仗,白白丢弃在异域的土地上,数十万大军“无罪就死”,“暴骸于狂野”。

司马光不明白,神宗如此圣明的一个皇帝,为什么不学习古代的圣王,反而要效法秦始皇、汉武帝这样的暴君,“纵然大军能越过葱岭,横绝大漠,又有什么了不起?自古以来,皇帝喜欢用兵,导致百姓疲敝,不堪忍受揭竿而起,或者外国窥伺觊觎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形势已经到这般田地,“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为寒心”,可是却没有一人敢开口说一句实话,皇帝陛下深居九重,天天听到的都是阿谀奉承的话,还以为天下太平,沾沾自喜,这是比严峻的形势更严峻、更可怕的事情。这样下去,大宋王朝都不知道是怎么亡的!

所有这些最深切的忧患,司马光用最激烈的言辞,写在了元丰五年(1082)的这通《遗表》里。“我希望陛下知道我对朝廷没有任何要求,然而我的心却一时一刻也不曾忘记国家”。陛下是陛下,朝廷是朝廷,国家是国家,这三个概念,在司马光的文章里,区分是清清楚楚的。国家最大,它是天下万民,是江山社稷。皇帝代表国家,朝廷治理国家。治理有好治理有恶治理,皇帝会迷失,会走错路,会固执己见。大忠之臣要忠于的,是国家,而不是皇帝个人。愿陛下改弦易辙,“使众庶安农桑,士卒保首领,宗社永安,传祚无穷,则臣没胜于存,死荣于生,瞑目九泉,无所复恨矣!”唯有天下国家,才是司马光念兹在兹的终极关怀!

这封《遗表》,司马光亲自誊写,保存在卧室之内。他嘱咐儿子,一旦自己过世,要把《遗表》交给范纯仁、范祖禹,让他们交给皇帝。谏诤的最高等级叫做“死谏”,“言既不从,情既不移,可杀己身以厌彼志,是为死谏也”。元丰五年的《遗表》,正是司马光的“死谏”!

卅月之约有真意

司马光渴望再次见到神宗,当面向神宗剖陈心迹,以回圣心。他后来回忆说:“每当我看到老百姓的愁怨,便会忧心江山社稷的安危。夜深人静之时,我只要一想到这些,就会失声哀叹。我心里一直还盼望着神宗皇帝能够再次召见我,向我询问宫城外面的事情,让我有机会把心里的话都倒出来,即使说完之后立即处死,我也死而无憾。”那么,神宗呢?是否还想要再度召回司马光?

在司马光的心里,神宗与他曾经订立过一个“三十月后即召见”的约定。司马光在洛阳闲居,挂着一个“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的闲职,虽是闲职,也有任期,一任三十个月,到期上报中央重新任命。元丰五年(1082)九月二十六日,司马光第四次担任这个闲职,当时神宗有指示,这一任三十个月任满,“不候替人,发来赴阙”,也就是说“不必等候继任者来接班,直接到开封来(见朕)”。宫观闲官,毫无职业,何须跟继任者交代?所以,在司马光看来,神宗这道“不候替人,发来赴阙”的敕旨,就是一个“三十个月后即召见”的约定。

然而,司马光又岂是寻常老臣?他是王安石路线的反对派领袖,召见他就意味着要做政策调整,离开王安石路线。神宗为什么会发出这样一道诏旨?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

皇帝毕竟也是人,人都受情绪的影响,而神宗显然是一个聪明易感的皇帝。只有回到当时,我们才能理解神宗发出“三十个月之约”的真实意图。元丰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比司马光的《遗表》略早。在这个时间点上,究竟发生过什么,竟然导致神宗对之前的路线发生了动摇?

这一年的八月十一日,神宗病重,无法听政。这个年轻人究竟患了什么病,我们不清楚。二十五日,边境传来报告,宋朝边防军修筑永乐城,作为对付西夏的桥头堡。神宗一力推动的西北拓边事业,大见起色。九月九日,西夏三十万大军进攻永乐城,大将曲珍(1028~1086)在城外与夏人决战,大溃而归,收罗残兵剩勇,得一万五千人,骑兵皆弃马,缘崖而上。夏人围困了永乐城。而这个消息,要在八天之后才能抵达开封。因此,就在曲珍战败、永乐城遭到围困,形势急转直下之后,神宗还沉浸在永乐城修筑成功的喜悦中。九月十一日,永乐城被围困两天之后,神宗病愈,发布赦令,与京畿百姓同庆。十七日,永乐城被围困的消息抵达开封,神宗下令增援。二十日,救援的命令还没有抵达陕西,永乐城已经陷落。当天夜里,大雨倾盆,西夏人从四个方向同时对永乐城发起猛攻,城中守军饥饿疲惫,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夜半,永乐城陷落,一万军人,“得免者什无一二”。

元丰五年(1082)九月永乐城的陷落是神宗西北拓边事业的又一次重大挫败。大约一年前,元丰四年初冬,宋朝曾经五路出师,攻打西夏,想的是“直捣西夏首都,颠覆夏人巢穴,一举平定西夏”。结果却是军粮不继,“士卒饥困无人色”,又遭遇大雪,非战斗减员百分之二三十,剩下的兵,一人逃奔则全军溃散。司马光在《遗表》中所说的“百姓膏脂换来的武器资仗,白白丢弃在异域的土地上,数十万大军‘无罪就死’,‘暴骸于旷野’”,便是元丰四、五两年间宋神宗拓边西北的惨烈现实。

元丰四年五路出师之后,神宗还是不甘心的,他在战后随即给在前线主持战局的宦官李宪(约1035~约1086)和武将种谔(1017~1083)下诏,让他们整军备战,“以俟春暖再出讨”。然而,元丰五年九月永乐城之败彻底地把神宗(至少在当时)打垮了。神宗死后,宋朝人总结说,“及永乐陷没,(神宗)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穷兵黩武并非正面形象,后人粉饰,容或有之。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当时,似乎也可以相信,元丰五年九月,在经历了死亡的恐惧之后,身体状况欠佳的神宗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心灰意冷,真的要“息意征伐”了。

于是,九月二十五日,当有关部门送上来司马光的“提举西京崇福宫”任命草案之后,神宗随手批下了一旦任满“不候替人,发来赴阙”八个字。为什么不即刻召见?因为,此刻的他心烦意乱,还没有心情接见司马光,他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整顿河山,然后再约谈司马光,讨论政策转向。这就是司马光心中的“三十个月后即召见”的约定。

这道敕旨,司马光极其珍视,却未敢贸然执行,在任满之际直接赴首都。元丰八年二月,司马光任期将满,特地打报告提醒神宗三十个月之约,希望神宗召见,给他一个正君之过、拯民出水火的机会。那么,司马光能够等来神宗的召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