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1070）八月八日，垂拱殿上，司马光第一次当面向神宗正式提出离京请求，他希望去许州做知州或者去西京洛阳当一个闲官。西京作为陪都，设有国子监、御史台，都是与政务基本没有关系的闲官。司马光去意已决，他要远离首都，远离皇帝，远离王安石把持下的中央。神宗仍然极力挽留，可是他挽留的方式，却让司马光的心凉彻了底。神宗拿什么来挽留司马光呢？仍然是高官厚禄！
听司马光说完，神宗说：“你怎么能离开首都呢？我还要重申你的枢密副使任命，你就接受了吧！”
司马光在心里叹了口气，说：“我翰林学士都不要做，更何况是升官呢？”
神宗问：“何故？”
皇帝竟然还要问“何故”！之前那么多推心置腹的告白、剖肝沥胆的谏诤，难道都白说了吗？司马光惨然一笑，不再解释，用五个字再次申明态度：“臣必不敢留。”
司马光放弃了解释，这倒让神宗不得不严肃对待了。神宗沉吟半晌，说：“王安石一向跟你关系很好，你又何必自己起疑心？”
这又是什么话！一个大臣能否在朝廷上立足，竟然要取决于王安石的态度！而这个话竟然是从皇帝的嘴里亲口说出来的。一时之间，司马光的心中五味杂陈，有愤怒、有悲伤、有失望。大道理不用讲了，只说眼前吧。既然皇帝说私交，那咱们就说私交。司马光说：“我跟王安石的关系的确一向不错，可是自从他当上宰相，我得罪他也太多了。而如今，像苏轼他们，只要得罪了王安石，都会被毁坏清白，恶意中伤，罗织罪名。我不怕降职丢官，只想保全自己的清名令誉！我跟王安石关系好，能好过吕公著吗？王安石当初荐举吕公著时说的是什么，后来诋毁他时又说的是什么？吕公著只有一个，为什么从前样样好，后来却全都错？肯定有人在说谎！”
司马光提到的因为得罪王安石被毁了声誉的，一个是与司马光、王安石同辈的政治家吕公著，他被栽上“恶意污蔑韩琦”的罪名，罢御史中丞出知颍州；还有一个是苏轼，这是比司马光、王安石晚一辈的政坛新锐。吕公著的事情，前面已经说过，那么，苏轼又是怎么一回事？
有关苏轼的调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从开封到苏轼的老家眉州，这一路之上，凡舟车经行之州县，都接到了御史台的公函，责令配合调查，不少艄公、篙手被抓起来拷打逼问。调查什么，又拷问什么？四年前，苏洵去世，苏轼扶柩还乡，这一路之上有没有公器私用，差借士兵、民夫和船工？有没有偷贩私盐入川取利？如果有，则不但是违反制度，而且是有悖孝道！一个名满天下的读书人竟然在热孝期间做此违法犯禁、蝇营狗苟之事，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有没有呢？“穷治，卒无所得”，一道公函下去，六个路都惊动了，鸡飞狗跳，可是最终却是查无实据！虽说是查无实据，可是从开封到地方这么一通狂查，疑似之间，流言漫天，苏轼的名声也被打上了问号。虽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可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谁的生命经得起国家机器的磨损？！想当年，司马光还在苏轼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曾目睹恩师庞籍是如何被诬告拉下了宰相高位，政治生命从此一蹶不振的。苏轼刚刚三十五岁，见识高远，器量廓大，忧心体国，是未来的国家栋梁，看他遭此横议，委屈沮丧的样子，司马光于心何忍？！
苏轼犯了什么错？无非是他没有跟王安石站在一边！去年五月，神宗下诏命令群臣讨论学校科举状况，拿到苏轼的奏议，神宗喜出望外，说：“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而苏轼所反对的，正是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改革。神宗本来想让苏轼进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说：“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不如另外安排一个岗位来历练他吧！”王安石用来历练苏轼的岗位，是开封府推官。这个位子司马光也坐过，主管司法，事务繁杂。很显然，王安石这是想要“以多事困之”。然而，王安石无疑严重低估了苏轼。苏轼是谁？几百年一出的大器，才气纵横不说，更难得的是通达世事，区区一个开封府推官哪能难得倒他？！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桩旨在搞臭苏轼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是苏轼真的感到了恐惧，“缘此惧祸，乞出”，请求到地方上去锻炼。第二年六月，苏轼调任杭州通判。按照资历，苏轼已经到了州长的级别。神宗也特地批示，要给苏轼知州差遣。可是，宰相府却顶了回来，任命苏轼做颍州通判。神宗再度亲自干预，这才改为杭州通判。杭州通判虽然是副州长，却是州长级的。对于王安石的这番“苦心”，苏轼心知肚明，他在给堂兄的信中说：“杭州通判也是知州级别的了，他们只是唯恐我拒不奉行新法，所以不愿意让我掌管一州之政……余杭风物之美冠天下，只是通判事儿多，劳神费心罢了。”
调查苏轼的时间选择透着别有用心。苏洵去世、苏轼扶柩还川，是四年前的事情。为什么早不查晚不查，偏偏现在查？因为司马光、范镇在推荐苏轼做谏官。谏官是做什么的？谏诤之官，批评之官，代表舆论监督皇帝和宰相的官！让苏轼这样一个与王安石“所学及议论皆异”的人占据这样的关键位置，这分明是给新法设置障碍！王安石要大踏步向前，又岂容苏轼多言？！可是神宗对苏轼又是欣赏的。如何阻止苏轼入主谏院？御史台的副长官谢景温（1021～1097）建议，所有受到推荐的谏官人选都必须经过御史台考核，一旦查出所举非人，推荐人与被推荐人同受处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谢景温是谁？王安石的好朋友，他弟弟王安礼的大舅哥。王安石大喜。一项新的制度就这样华丽丽、赤裸裸地出台了。法度本来是天下的法度，当与天下人共同遵守，即使是天子都不能视之为私器、任意破坏，可是现在它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大权在握的王安石改变了！
司马光的心痛彻了。
说到这里，司马光的情绪已经相当激动。他在心里对神宗大喊“陛下，该醒醒了！”可是，神宗全然不为所动。关于王安石与吕公著的关系，神宗有自己的解读方式：“王安石与吕公著的关系如胶似漆，可是一旦（发现）吕公著有罪，王安石也不敢隐瞒，这正是王安石最公正无私的地方！”
司马光无语。违背了人性与常识的所谓无私，正是法家的严酷。
崇政殿上这一场谈话，两人不欢而散。神宗对司马光失望极了，他不能明白，司马光何以如此执拗，不能变通。司马光对神宗同样是失望之极，他深深地明白，神宗已经在王安石所引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可能再回头了。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七天之后，在一次单独会谈中，神宗向王安石转达了司马光对他的不满，说：“司马光甚怨卿。”王安石当然要问为什么，神宗就把崇政殿上的谈话复述了一遍。一个皇帝竟然充当了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传声筒，神宗显然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皇帝应当是超越派别，超越利益的，而他却表现得像是王安石的学生。当然，这学生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打算，密切的师生关系就像是父与子，早晚会迎来儿子长大、另立门户的那一天。只是在此刻，神宗还是王安石的好学生。果然，王安石给了神宗如下教导：“有才能的人胆敢作奸犯科，才最难防范。但陛下只要用心思考，遵循道理，赏罚严明，那么，即使是有才的人想要玩什么阴谋诡计，也不敢萌生歹心。如司马光辈，又安能惑陛下也？”这一番话，显然没把司马光放在“有才能”的行列，而这比刀尖还锋利的最后一句，生生给司马光贴上了包藏祸心的标签！
偌大的东京城，轩敞的朝堂，其实已经没有了司马光的立足之地。
但是，在调任新职之前，司马光并未停止翰林学士的工作。八月二十四日，他奉命主持武举省试，在认真思考之后，提出了改革方案。
武举就是选拔军事人才的考试。论录取规模、授官高低、武举进士与军官队伍的结合度、社会影响力，武举的重要性都远远不如文科举。尽管如此，纵观人类的军事人才选拔史，宋朝的武举却是具有开创性的：第一，它试图解决一项重大难题，在和平时期怎样甄选将帅之才。第二，它引入了兵书策略的考试，提高了文化水平和军事理论在军事人才选拔中的分量。当然，不可否认，宋朝武举问题重重。武举考试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弓马，射箭和骑马射箭，这是体能和武术技能的考试；第二策论，这是军事理论的考试。按照当时的规定，举人先考武艺，合格之后才能参加军事理论考试。通过研究，司马光发现，射箭考试的要求过分强调力量和形式，弓本来已经是硬弓—军队常规用弓的弓力是从八斗到一石，武举用一石一斗、一石两种，又要求拉到弓如满月，弓马不合格就直接被刷下。武举选的是军事指挥人才，要张飞、赵云，也要诸葛亮，对力量应当有所要求，但是，过度强调力量，意义不大。因此，司马光提出一个武举优化方案：降低射箭考试的力量要求，提高军事理论考试在录取中的权重，允许弓马稍弱而理论特强的举人进入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给武举人一个机会，就是给宋朝国家一个机会。司马光提出的武举改革方案，可以说是切中弊端的。它也符合文官群体对于武举的总体考虑，武举选的不是一勇之夫，而是“方略智勇之士”。然而，这个改革方案一报到宰相府即遭否决。神宗批示“再相度”，可是最终还是按照宰相府的思路执行了。
司马光在武举中降低力量要求，提高军事理论成绩权重的想法到了南宋才得以实现。相较于文科举，宋朝的武举是很不重要的。南宋人方大琮（1183～1247）曾经毫不留情地批评说：本朝名臣宿将勋业赫赫，有出身武将世家的，有出身行伍的，“其自武举中出者几人”？！ 基本上一个都没有。原因很复杂，不是司马光这一项改革措施就可以彻底改变的。但是，司马光所提出的毕竟是一项合理的改革措施，而且成本很低，有利无弊。然而，它却被否定了。只因为，它是司马光的提议。
就这么简单。
就在司马光主持武举考试的同时，制科考试也在进行之中。制科又称制举，以选拔高级人才为目的，不定期举行，科目视国家需要而定。这一场制科的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顾名思义，要选拔正直勇敢有见识、敢说真话的人才。然而，考试的结果却是，“指陈时病，语最切直”，最敢说话的那个人—孔文仲（1038～1088）因为批评王安石落榜了！孔文仲的落榜经历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双方，一方是王安石、神宗，另一方是王安石的反对派，打头的是曾经极力推荐王安石的韩维。
这场考试的初试成绩，孔文仲本来是第一名。宋朝制科没有第一第二等，最高就是第三等。两位初考官宋敏求（1019～1079）、蒲宗孟（1022～1088）给孔文仲打的是“第三等上”的好成绩。覆考官王珪、陈睦往下拉了一点，放在第四等。而详定官韩维则主张维持“第三等上”的初考成绩。按道理说，经过了初考、覆考、详定，这就应该是最后成绩了。可是谁也没想到，王安石看到了孔文仲的文章，“大恶之”。按照正常程序，宰相不能干预制科考试。宰相不能，皇帝却能—皇帝无所不能，只要他愿意。于是，在王安石的授意下，神宗给考试组发来了手诏：“制科‘调’字号卷，仔细考察其对策之意，大致倾向是崇尚流俗，缺乏是非观，又轻视诋毁时政，且援引先王之经典不合义理。……以此人之学识，恐怕不足以录取，免得扰乱了天下人的视听，请重行斟酌，拿出一个新的成绩排名。”这“调”字号卷就是孔文仲的对策。
神宗的意见遭到了考试组的抵制。韩维连上五道奏章，大声疾呼：
陛下不要以为孔文仲一个卑贱的读书人，让他落榜有什么关系！我只担心陛下黜退一个孔文仲，会让贤才俊士离心离德，忠臣良士结舌失语，而那些阿谀苟合的人会乘机窜上来。那危害就不是一点一滴的了，还请陛下收回成命。
王安石当时正好奉命外出祭祀，不在朝中。神宗独自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难以招架，赶忙派人送手诏问计于王安石。王安石回信说：
陛下看韩维辈出死力维护孔文仲感到为难，我却早就料到了韩维他们一定会这样做。孔文仲以不实言论污蔑陛下，迎合考官。如果不按照陛下的指示施行（淘汰孔文仲），而采用考官的意见录取提拔孔文仲，那么，天下有识之士必然会嘲笑朝廷糊涂，而那些疏远无知的人则会觉得陛下就像孔文仲所说的那样，至于那些互相勾结意欲不逞的人会自以为得计，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敢不奉行陛下圣明的诏旨啊！如今韩维想要拼死为孔文仲一争，如果陛下姑息他们、听从他们，那么君主的权力反倒被这群邪恶的人夺去了，流俗再加以煽动，未来必将寸步难行。现在那些流俗之人，一心想“朋党因循”，互相勾结墨守成规，而陛下想要“考功责实”，干一番实事，“考功责实”最怕的就是“朋党因循”，所以他们要阻挠陛下挥动权柄，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如果陛下能够深思熟虑，以静制动，等他们做得太过火，再用制度、刑法处置，那么，小人们就会感到害怕，风气也会逐渐发生改变。
韩维是神宗的潜邸旧人，也是极力推荐王安石复出的人。然而，政见分歧却已经让王安石把韩维视作了“流俗”“群邪”“朋党因循”的代表，摆到了对立面。对于韩维，王安石和神宗早已达成共识：论才干，论人望，韩维进入中央领导层，都是“最为可者”。可惜，韩维却从不愿意帮助陛下振兴大道，“然其志未尝欲助兴至理也”。这“至理”大道是什么？当然就是王安石的新法、神宗的拓边。
得到了王安石的开解，神宗顿觉理直气壮。孔文仲制科落榜，发回原单位供职，只留下一篇慷慨激昂批评时政的文字，在开封的朝堂上回响。
司马光与孔文仲事件没有直接联系，他的同年挚友范镇却是孔文仲参加制科考试的推荐人。司马光与范镇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九年前苏轼、苏辙兄弟参加的那一场制科考试。同样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苏辙言辞激烈，直把当时的皇上比作了误国昏君，而且，苏辙还答非所问、文不对题，犯有硬伤。然而，仁宗却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最终，苏辙还是以“第四等次”的名次被录取了！录取之后，知制诰王安石却又横生枝节，怀疑苏辙依附宰相、攻击皇帝，拒绝为他起草制书。若不是有宰相韩琦大度开解，换了知制诰沈遘来撰辞，那么，苏辙还要遭受更多的挫折。如今，轮到王安石当政了，孔文仲不过是在批评宰相、批评政策，有这么多人为他据理力争，却也改变不了落榜的命运。韩维是对的，落榜的不是孔文仲，而是宋朝政治的宽容之风！
范镇还是苏轼做谏官的推荐人。一年之内，他推荐的谏官人选遭到了莫名的调查，推荐的制科考生也黯然落榜，都是因为与王安石不同道。范镇愤然上疏，请求提前退休，“以赎（苏）轼贩盐诬妄之罪，及（孔）文仲对策切直之过”。这当然是气话。范镇只有六十三岁，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七年。但是，他真的干够了—这紧张的空气、肃杀的氛围，早已不是他所熟悉的开封政坛。
司马光也干够了，他希望离开。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可能需要解释—司马光为什么用离京而不是直接辞职来表达不满？
第一，他才刚刚五十二岁，还太年轻，退休显然不合适。第二，他还有治国平天下的心愿未了，他还愿意为天下苍生做一点事情。第三，我想引用当时另一位官员陈襄的话。陈襄的政治主张与司马光接近，四月份，因为反对青苗法被从御史台副长官的位置拉下来，去做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史官。到了九月，神宗想要任陈襄知制诰兼经筵侍讲。知制诰，皇帝的高级秘书，负责起草文书，一共才四个编制。可是陈襄拒绝了，情愿继续做一个小小的史官。陈襄在辞知制诰的报告里说：“古代做官的人，不得志可以去齐国、去楚国、去宋国，现在天下一君，没别的地方可以去，唯一能做的，就是辞尊居卑。”“天下一君”，别无选择；当一个做官的人对朝廷政治走向不满而又无力改变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就只有“辞尊居卑”，这是陈襄的想法，也是司马光的想法。
“辞尊居卑”语出《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做官是为了行道，践行理想，治国平天下。“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为发财而做官，是孟子所不齿的。但是，孟子也同意，在某些情形下，比如家道衰败、父母年迈需要赡养，纵然无法行道，也是可以做官的。只是，在这种情形下做官，“亦不可以苟禄”，不能谋求高位，要“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比如做个“抱关击柝”的小官，看看门、打打更，俸禄足以赡养父母，就可以了。
帝制中国的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生命之中原本没有太多的选择。当朝廷的政策走向背离了自己心中的大道，当主政者已经不能容纳不同的声音，司马光和他的同道们也就只剩下了“辞尊居卑”或者彻底退休这一条路。
然而，即便是这样“退而求其次”的“辞尊居卑”，在王安石眼里，也已经变成了罪过。陈襄的辞知制诰奏表，引用了《孟子》“辞尊居卑”“抱关击柝”的原话。王安石看了，给神宗上札子说：“陈襄奸邪，附下罔上，暗地里与奸党配合，造谣诽谤试图扰乱时政。（这些情况）陛下应当早已明知，可还是每每想要重用陈襄，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陈襄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辞尊居卑，因此想要辞掉知制诰，只做一个修起居注的史官。那么陛下认为可以把记录皇帝言行的史官比作抱关击柝的贱吏吗？做臣子的辞官，按照礼义，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吗？！”陈襄经术、文辞、政事俱佳，深得神宗欣赏。陈襄辞知制诰、侍讲，并请求外任。神宗允许他辞知制诰，但仍然为他保留了侍讲一职，并手诏慰留说：“‘朕素慕卿经术行己，深惜远去’……把你留在经筵，希望常在左右，用道义来磨砺朕，让朕常闻为政之道。”这种欣赏，正是王安石所忌惮的。这一天，宰相的御前办公会之后，王安石又请求“留身”，留下来单独与神宗面谈，探问神宗对陈襄一事的态度。终于，他听到了神宗的口头批示：“你讨论陈襄的文字，我看了，甚善。”
如果陈襄有机会看到王安石的札子，一定会反驳说：“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呢？这是《孟子》的原话呀！你王安石不也多次引用《孟子》吗？！”只可惜，陈襄没有这个机会为自己辩解。王安石对陈襄的指责，已经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苗头，散发出令人不安的气息。司马光也无缘看到王安石的这封札子，但是，那种令人不安的气息，他们都感觉到了。
在这篇讨论陈襄的奏札中，王安石还教导神宗说：“崇高的官位，是皇帝赐予天下人才的荣耀，陛下却非要拿来塞给那些扰乱时局的奸佞之人，结果是遭到拒绝，让这帮人用来扩大自己在流俗中的声誉，让朝廷的官爵命令被世人轻视。我私下里为陛下感到不齿。”
高官厚禄是用来做什么的？神宗用它收买司马光，认为那是巨大的荣耀和恩典。而司马光却坚信，做官是为了行道，如果心中的主张不得实现，那么，他情愿“辞尊居卑”，离开首都，离开皇帝，离开让他回天无力的朝廷政治。熙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司马光的强烈请求下，他获得了知永兴军（今西安）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