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1070）三月十八日，从未上任就已经解职的枢密副使司马光恢复翰林学士工作，到崇政殿拜见神宗。这是二月十一日以来君臣二人第一次对谈，之前都是文字往还或者由宦官在中间传话。
神宗先叹了一口气，说：“你的枢密副使任命还没有撤销，朕特颁此命，你为什么要抗命不受？”
司马光答道：“我自知对朝廷之事无能为力，故而不敢承受，因为抗命之罪小，尸禄之罪大。”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尸位素餐，是为“尸禄”。
神宗表示不解了：“你接受任命，做一个称职的枢密副使，就不是‘尸禄’了呀！”
司马光摇头，“如今朝廷所推行的政策，和我的想法都是相反的，我怎么可能免为尸禄之人？！”
神宗问：“你说的‘相反的’都是些什么事呢？”
这分明就是明知故问了。司马光的六道辞官报告，有三道都是在讲他反对什么。但是皇帝既然有问，正好当面重申：“我说不应当设置条例司，不该派那么多工作组去干扰地方工作，又说发放青苗钱是害民之政，这哪一条不是跟政策相反的呢？”说出这些话来，司马光心里头敞亮多了，他愿意跟皇帝深入讨论。可是神宗接下来的话却让司马光感到了错愕。
神宗说：“现在士大夫议论汹汹，说的都是这些。你是朕的侍从之臣，听到这些话，是不得不告诉朕的呀！”这是什么话呢？神宗为什么要这样说？他难道还在希望司马光缓和立场？如果司马光接下来回答“是，我也只是转达群众的议论”；或者如果司马光只是沉默，什么都不说。那么，神宗就可以把它解释成司马光立场缓和了。
当此之时，司马光究竟如何作答？
司马光稳稳地站着，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不是这样的。青苗法还在酝酿之中的时候，我就和吕惠卿在经筵争论过，我当时就说如果真的推行了青苗法，必然会导致天下汹汹，一片反对之声。在那个时候，一般官员还基本上都不知道青苗法，老百姓就更不用提了。我反对青苗法，不是迫于舆论压力才说的。”
司马光如此执拗。神宗却始终放不下，说了一会儿别的之后，又问道：“你的枢密副使诰敕还在宫里呢，朕打算再公布一次，你就接受，别再推辞了，行吗？”
皇帝已经矮下了身段儿，司马光受也不受？
“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如果陛下能推行我的主张，我不敢不接受你的任命；如果不能，我愿意用生命来守护我的主张，绝不敢接受陛下的高官厚禄！
神宗顿时就恼了：“卿何必如此，专徇虚名？！”徇者，谋求也。看起来，在神宗的眼里，接受不接受枢密副使的位子，只是一个虚名与实利之间的差别而已！不接受，就是图一个反对派的虚名儿；接受，就是高官厚禄的实际好处。换句话说，神宗给司马光枢密副使，也不过是要收买他，要用高官厚禄堵他的嘴。他以为司马光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图的是反对派领袖的虚名！这实在是轻看了司马光。
司马光坦然对答：“大凡群臣能升任宰相、枢密使，简直就是从地上升到了天堂！我与其图虚名，哪儿比得上享受实实在在的高官厚禄？我只是不敢无功而受禄罢了！”
不肯死心的神宗皇帝“敦谕再三”，而司马光“再拜固辞”，直到司马光告退，神宗仍然劝他“当更思之”。崇政殿对谈不欢而散，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的事情到此彻底结束。跟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光宗耀祖的高官厚禄相比，司马光所图的确是太虚，那是他的政治理念，是他认为正确的、利国利民的政策主张。这一点，神宗恐怕是永远都无法理解的。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反倒是王安石。为了理念，可以牺牲高官厚禄。这一点，司马光做得到，王安石也做到了，只不过，他们想法不同、道路各异。就像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信里写的：“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殊途可以同归，问题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殊途真的可以通向同一目标吗？
对于神宗，司马光没有办法不感到失望。这个年轻人有胆识，也有手腕，可是太过急功近利了。这一点，跟王安石如出一辙。关于神宗，有一个小故事，在开封的士大夫中流传甚广。
英宗皇帝的时候，有一天，神宗忽然拿出来一本自己新抄录的《韩非子》，让王府僚属去校对。诸王府侍读官孙永（1019～1086）知道了，很不以为然，说：“《韩非》险薄刻核，违背儒家经典中的帝王之旨，愿大王不要在这上头花心思。”听了孙永的话，神宗辩解说：“我抄这个，只是为了充实王府的藏书啊，我不喜欢它。”
神宗喜欢《韩非子》，孙永为什么如此紧张，神宗又为何矢口否认？因为那是法家的书。一个儒家的皇帝喜欢法家的书，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法家和儒家区别在哪里？法家是皇帝朝廷至上的，以政府利益囊括甚至取代百姓利益，为了富国强兵，与邻国争胜，不惜牺牲人民福祉。儒家则试图在朝廷利益与百姓福祉之间寻求平衡，反对扩张性战争，反对横征暴敛。法家是霸道的，为了达到光明盛大的目的，不惜动用无耻下作的手段。儒家追求王道，认为只有通过正义的手段才能达到正义的目的。法家讲究法制，讲究像军队一样整齐划一，不承认老百姓的能动性，主张以严刑峻法压迫老百姓服从。儒家主张每个人通过学习成为贤人，改造社会。法家便捷实用，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高效率。儒家迂远，从人心到社会，那得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
而那样漫长的路，神宗是不耐烦去走的！
司马光独坐书斋，想想皇上跟他说的虚名与实利的话，想想这段有关韩非子的轶事，忍不住又是一声长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司马光和神宗的直接接触还是很多的，他因此了解神宗，并因了解而叹息。
自从治平四年（1067）卸下御史中丞的重任之后，司马光的工作重心就转向了编修《资治通鉴》，同时在经筵给神宗充当历史老师。《资治通鉴》是神宗为这部正在编纂的大书钦赐的书名，“《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神宗的“朕之志”，就是这篇《御制资治通鉴序》的开头所说的：“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学习，积累德行，提高认识，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
治平四年十月初四，神宗“初开经筵”，即命司马光讲《资治通鉴》。九日，司马光正式开讲，神宗随即当面赐下御制亲书的序文。这让司马光一度以为，可以通过历史教育潜移默化地转移皇帝的心思。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把历史这面镜子磨亮，也许它就能照亮皇帝的心。所以他越来越重视《资治通鉴》的编纂，一些在别人看来极有实权的差使，比如“看详裁减国用”，也就是“财政减支调研员”，司马光都推掉了，理由就是“更何况我所编纂的《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日夜忙碌，很少得闲”。
初登帝位的神宗皇帝是把经筵当作“智库”甚至“影子内阁”来使用的。他年富力强，雄心勃勃，想要大干一场。而宰相府还没有完成新旧交替，仍然是“老人”掌舵。这种局面，随着治平四年九月韩琦罢相开始改变，并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参政之后基本扭转。“老人”稳如磐石，可以依靠，却也让年轻的皇帝有所忌惮，不能随心所欲，舒展拳脚。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神宗把他有意大用的新人安排在经筵之中，以便经常见面，交流信息，探讨国策。比如担任副宰相之前的王安石、差一点当上枢密副使的司马光，都当过经筵讲读官。
经筵也因此成为大宋思想交锋的重要阵地。司马光被后世批得灰头土脸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来自一次经筵讲读。
在那堂课上，司马光给神宗讲的是汉初典故—“萧规曹随”。汉朝的开国宰相萧何定下的规矩制度，继任宰相曹参全盘接受，不做一点更改。司马光讲完故事，总结说：“曹参不改变萧何的法度，深得守成的精髓。所以孝惠帝、吕太后的时候，天下太平，百姓衣食充足。”
神宗问：“倘若汉朝一直固守萧何的法度不变，行得通吗？”
司马光回答说：“何止是汉朝啊，假定夏朝能遵守大禹的法度，商朝能遵守商汤的法度，周朝能遵守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度，恐怕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周武王征服了商朝之后，说‘乃反商政，政由旧’，所以说，即使是周用的也是商代的法度。《尚书》有云‘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采用了张汤的建议，对高祖的法度进行了大肆改造，结果盗贼半天下。汉元帝改变了宣帝的做法，汉朝由此走向衰弱。因此说来，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正是这句“祖宗之法不可变”，让司马光在历史教科书上成了顽固守旧的代名词。其实，司马光并不反对具体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他坚持“不可变”的，是祖宗所留下来的那些抽象的政治原则，比如几乎每一个朝代初期都曾经有过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比如几乎所有值得颂扬的统治者都共有的宽容异见的精神。然而可惜的是，放眼历史，却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将这些“祖宗之法”坚持到底，祖宗的法度终归还是在后世帝王不断膨胀的贪欲中败坏了，随之而来的，是民不聊生，土崩瓦解，王朝走向末路。在这个意义上，“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确是长治久安的秘籍，司马光没有说错。当然，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祖宗之法不可变”才是对的，具体的政策措施则是在永远变化之中的。
令人遗憾的是，司马光的论述方式是非常弱的，他没有像我们这样将“祖宗之法”区分为抽象的政治原则和具体的政策措施，而是简单地从过去历史当中抽取了一些正面和反面的例子，然后下了一个笼统而模糊的结论—“祖宗之法不可变也”。这种论述方式，简单而粗暴，从表面上看是历史的，实质上却是反历史的。他所举的例子，脱离了原始的历史情境，成了一块一块单摆浮搁的积木，而他的论证就是用积木搭起来的建筑，积木与积木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一推就倒。去找一些相反的例子吧，同样是一抓一大把！
这办法，司马光这样绝顶聪明的“敌人”又怎么会想不到？！王安石参政离开经筵之后，安排吕惠卿进入经筵，后来吕惠卿因父亲去世不得不离职，王安石又把曾布（1036～1107）安排进经筵。在当时，站在旁边盯着司马光的便是吕惠卿。司马光用“萧规曹随”来教育神宗“祖宗之法不可变”，过了几天，轮到吕惠卿上课，他立即给神宗举了三个祖宗之法可以变的例子，说：
先王之法有一年而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
不得不说，吕惠卿的说法比司马光更高一筹，他区分了“不变”和“变”。所举的三个“变”的例子，“正月始和，布法象魏”出自《周礼》，“巡狩考制度”“刑罚世轻世重”皆出自《尚书》。吕惠卿举儒家经典为例，可能跟他在经筵中的分工有关—他正好负责讲授《周礼》，也可能与他的历史知识不足有关。从表面上看，这些来自经典的例子显示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实际上却远不如历史事实好用。儒家经典的文字过于简单，因而留下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而吕惠卿的儒学修养显然不及司马光。所以，当神宗以吕惠卿所言加以质询时，司马光轻轻松松地就驳了回去。司马光说：“‘布法象魏’布的是旧法；‘巡狩考制度’就是要往来巡视，诛杀那些改变礼乐制度的诸侯；‘刑罚世轻世重’是针对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不是要改变治理原则。”
既然吕惠卿不能提出更多的反证，就学术而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讨论到此可以算基本结束。但是，既然吕惠卿说司马光的意图是“讽朝廷”，嘲笑他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属官，已经把战火烧到了当下，司马光正好趁机申明自己的改革原则：
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房子坏了，就要修，不是坏到一定程度不能推倒重来；一定要推倒重来，必须要有良匠、美材，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司马光的改革原则。他不反对改革，他反对的只是轻易地推倒重来。
司马光理想中的改革，是保守主义的改革。他所用的居室“弊则修之”的比喻，常常让我想起二十世纪末在日本东京所见的一幕：一个油漆匠在重新粉刷铁门，他把原有的油漆和锈迹磨掉，上腻子找平，再刷上油漆。我看见油漆匠拿出一面小镜子放在门框下方的地上，去查看门框底下的油漆是否覆盖均匀。那一幕让我明白为什么日本人的铁门、房屋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甚至几个世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倒重建是最简单的工作，而耐心地维护、改造一栋基础牢固的老房子，让它保持良好的状态，却是一项需要耐心的更为复杂的工作。在二十世纪末，很多中国人都和我一样，对于这种工作，是相当陌生的。
具体地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抛开原有的国家机构，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制置中书条例司”，另起炉灶来应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司马光反将了吕惠卿一军，请他解释为什么非得这样做。按照苏轼的记载，“惠卿不能对”，被司马光问住了。
被问住的吕惠卿干脆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司马光本人，说：“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侍从官也有劝谏皇帝的责任，既然你司马光知道如今的做法有问题，可是你提出来了皇帝却不接受，那么你为什么还不挂冠离去呢？吕惠卿这是在用《孟子》的典故戏弄司马光。《孟子》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他吃准了司马光是个方方正正的读书人，追求的是言行一致。
果然，司马光立即着了道儿，心生惭愧，涨红了脸，对神宗躬身说道：“是臣之罪也。”而在一旁的吕惠卿则是满脸得意。这一幕，连神宗都看不下去了，说：“相与论是非，何至是？！”
这一天，下课之后，神宗先是请各位老师到花园里小坐，而后又把众人请进了书房，屏退了宦官宫女继续密谈，讨论新政得失。司马光临走，神宗又单独留下他，问道：“您是不是还在为吕惠卿的话不高兴啊？”
司马光说：“不敢。”
司马光当然不高兴。吕惠卿在司马光的心里从此被牢牢地打上了小人的标签。他跟王安石跟得太紧了，简直比王安石还急进—完全放弃了是非判断的追随，其中必然裹挟了太多的名利追求。在给王安石的信里，司马光告诫王安石：“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些忠信之士，在你掌权之时，顶撞冒犯，让你讨厌，可是你一旦失势，却会慢慢得到他们的帮助；那些谄媚之士，在你掌权之时，阿谀承顺，让你舒坦，你一旦失势，却肯定会出卖你来为自己捞取好处。”司马光的矛头所向，主要就是吕惠卿。后来，被他不幸言中。
王安石不知道这些人有问题吗？他知道。王安石登上参政大位没多久，他的学生和忠实追随者王无咎（1024～1069）去世。王安石为他所作的墓志铭，叙事简而用情深，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足见当时心境：“当熙宁初，所谓质直好义不为利疚于回而学不厌者，予独知君而已。”王安石清醒地知道，他的狂热的追随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有问题的。只是他所追求的，是不由分说地高效推行新法，只有这些放下了独立判断的人才最高效—他们只追随权势，而不论是非。如果必须在才能和品德之间二选一的话，王安石选才能。
吕惠卿的挤兑，司马光的确是入了心了。“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朝廷大势已然如此，反对派在朝堂上已无置喙余地，他还留在中央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