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1070）二月，神宗颁布制诰，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枢密副使，属于二府大臣，地位仅次于宰相、副宰相和枢密使，是枢密院的副长官，主管军事。按照本朝传统，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实际权力与其排序从来都不必完全一致：太宗朝吕端做宰相，寇准（962～1023）做副宰相，真正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寇准。仁宗朝庆历新政的两个实际领导人，一个是副宰相范仲淹，另一个是枢密副使富弼。眼前的例子也是明摆着的，王安石只是副宰相，可谁都知道，真正能够说服皇帝、主导政策走向的，不是宰相曾公亮、陈升之，而是王安石。皇帝的信任才是二府大臣权力的实际源泉。谁都知道，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政策主张的，而神宗一直是王安石的坚强后盾。王安石曾经明确地向神宗表示，司马光是反对派的旗帜，不能大用，用司马光就是为反对派“立赤帜”。如今，神宗却要司马光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究竟是为了什么？
神宗让司马光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时间，正在王安石“病告”期间。二月初五，王安石开始在家养病，六天之后，十一日，神宗发布了司马光的枢密副使任命。
王安石为什么要告病？因为前任宰相韩琦告了他一状。
韩琦告的却也不是王安石本人，而是王安石正在大力推行的一项政策—青苗法。青苗法的做法，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农民自愿借贷，到收获季节还款，如此一来，农民有粮食吃，有种子种，又不必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而政府既可以从中获得合理的利润，又可以抑制民间高利贷资本的膨胀，缩小贫富分化，农民与政府各得其所。听起来两全其美，然而这只是青苗法的“设计意图”。韩琦在报告里说，他在河北看到的，落到实处的青苗法其实一点也不美：它变成了强制贷款，所有农户都必须借贷，富人可以多借，穷人只能少借。而且利率颇为不低，春天1000个铜板发下去，除非是遭遇大灾荒，到了秋天就必须得有1300个铜板交上来，不到半年，30%的利润率。而且这是政府的贷款，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在后面盯着，谁敢拖欠，谁能拖欠？！ 韩琦的结论是，青苗法是打着利民旗号的敛财利器！
韩琦的批评，王安石当然不会同意，也不会服气。针对韩琦的奏疏，他后来组织了凌厉的反击，力度之强、手段之先进，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是后话。王安石有着绝对的自信，他不怕批评，也不在乎批评。况且，韩琦绝不是第一个公开批评青苗法的人，从中央到地方，批评青苗法的人海了去了，多难听的说法都有，比如翰林学士范镇就说“青苗法是盗跖之法”。但为什么韩琦一告，王安石就歇了病假？
因为韩琦的批评让神宗发生了动摇。
二月初一，韩琦批评青苗法的报告到京，神宗御览之后，忧形于色。这天下午，翰林学士孙固正好有其他事情进宫汇报。他看见神宗的手里拿着的，还是韩琦的报告。孙固的汇报，神宗听得心不在焉。等孙固说完，神宗说：“我仔仔细细考虑过了，青苗法的确是有问题的。”声音很轻，像是对孙固说的，又像是自言自语，是一个人在心里头反复盘算、仔细掂量之后的初步结论，不是很肯定，所以要说出来给自己听听。孙固也是反对青苗法的，闻听此言，当然是心中大喜，正要趁热打铁，巩固神宗对青苗法的否定，却见神宗已然摆手示意，便只好告退。孙固出来之后，几乎是一溜小跑去报告宰相曾公亮说：“趁着皇帝有这想法，应当赶紧谋划取消青苗法，造福天下。”
这么多人批评青苗法，为什么只有韩琦能够打动神宗？韩琦在神宗心目中的地位，实在是太不一般了。韩琦是谁？两朝定策元勋，公忠体国老臣。神宗的父亲英宗能够从旁支入继大统，是因为韩琦的保护；英宗与神宗的皇位交接，也多亏了韩琦的保驾护航。神宗的皇位巩固之后，想要摆脱老臣的影响，韩琦也就默默地接受了外放的安排。神宗本来是答应，韩琦从宰相的位置退休之后衣锦还乡，去老家相州做知州的。可当时西北突发边境冲突，形势危急，无人可用，又是韩琦临危受命，毅然前往陕西前线稳住了局面。陕西边境局势稳定之后，韩琦才实现了还乡养老的意愿。韩琦的一片忠心，天日可鉴。所以，别人怎么说，神宗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如果韩琦也这么说，那么他是一定要认真考虑的。
第二天清早视朝—皇帝和宰相班子例会，神宗从袖子里拿出韩琦的报告给宰相们传看，说：“韩琦真是忠臣啊，人在外边，还不忘王室。我本来以为青苗法可以利民，没想到竟然给老百姓造成这么大的危害！朝廷制定政令不可以不审慎啊！”曾公亮、陈升之事先已得到孙固的吹风，又听神宗亲口否定青苗法，以为大势已定，激动地连喊“皇上圣明”。却没想到王安石一把拿过韩琦的报告，一边一目十行地浏览，一边随口驳斥，为青苗法辩护，情绪激昂，语调高亢。王安石的演说能力是首屈一指的。通常，当王安石开始政策宣讲，曾公亮、陈升之便会沦为普通听众，心里头纵有一千个不服，脑子却转不了那么快，只好目瞪口呆地看着神宗的思路被王安石牵着走。然而这一次，神宗却没有被王安石说服，他指示条例司对青苗法进行检讨，什么利民，什么害民，要一条一条搞清楚。
一时之间，反对派群情振奋，圣旨已下，整改乃至取消青苗法应当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了。变法的主导机构—条例司人心惶惶。真的要整改吗？王安石双唇紧闭，一言不发。条例司的人从王安石的眼神里看明白了：改变青苗法？门儿都没有！
接下来，王安石以身体原因递交辞呈，请求免除自己的参知政事职位，改任闲官，请病假，撂挑子不干了—当然不是不干了，而是以行动向皇帝表示抗议：如果不能得到皇帝完全的支持，如果我的政策遭到质疑，那么，这个副宰相，我可以不当！高官厚禄皆浮云，得君行道唯所愿。王安石不怕别人批评他的政策，他怕的是神宗动摇。皇帝的支持是釜底的薪、是大厦的基础，如果皇帝动摇了，那么，反对派必然如大兵压境，到那时，就什么也做不成了—绝不能允许神宗有丝毫动摇！
要么青苗法继续，要么我本人下台，没有中间道路。王安石摆出了强硬姿态。大宋王朝建国一百多年，还没有哪个宰相敢跟皇帝如此叫板。神宗又将做出怎样的反应？
就在王安石泡病假的当口，神宗发布了司马光的枢密副使任命。神宗的态度很诚恳，通过閤门发布诰敕之后，又派了心腹宦官亲自到司马光府上去，敦促司马光就职—这就是神宗的反应！皇帝真的要回心转意，跟王安石的政策分道扬镳了！反对派阵营的情绪简直可以用欢呼雀跃来形容。很多人觉得，开封的政治风向这是要转了！司马光的枢密副使任命顿时成为开封政坛的头号新闻。
司马光的府上却安安静静，就像它主人的情绪一样，平静之中暗含忧虑。司马光本人并不看好神宗给自己的恩典，高官厚禄的确诱人，但是，这高官厚禄背后的东西却让司马光感到不安—它的味道不对。司马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事情还是得从王安石的病假说起。
王安石不是从一开始就决心以长期病假抗议的。二月初三，他首次递交辞职报告，并缺席政务，初四又露了一面，初五之后才态度坚决地泡起了病假。其中的关键是一封措辞强硬的“批答”。
初三日王安石的辞职报告打上去之后，神宗这才意识到自己前日在朝堂上的态度过于生硬，伤害了王安石的感情，赶忙连下两道批答表示慰抚。可是，这打着“安慰挽留”旗号的批答，王安石读罢，却是满心的失望、伤心与愤怒。这批答里都写了什么呢？
朕以为你才华高过古人，名气重于当世，所以才从闲居之中召你出来，委以重任。众所周知，朕对你推心置腹，言听计从，我们之间的信任，没有人能离间。可是如今，新法推行，士大夫议论沸腾，老百姓人心骚动。在这个时候，你却想撇开事务责任，退出政治纷扰，只求自己方便。为你自己的私心打算，倒是没有遗憾了。可是朕的寄托、朕的希望，朕去推给谁？！
王安石从批答中读出来的，是严厉的责备训斥。变法大业举步维艰，皇帝自己摇摆不定，却反过来责备王安石偷懒不负责任，这是何道理？更让王安石不能容忍的，是批答的结尾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字句：“祗复官常，无用辞费。所乞宜不允，仍断来章。”请立即恢复正常工作，不要再浪费时间推辞了。所有请求理应不准，也不要再打类似的报告了！措辞如此生硬，态度如此无礼，简直就是在训斥小孩子啊，这让王安石情何以堪？！
接获批答之后，王安石随即上奏，诉说委屈，表示抗议。神宗览奏大惊，立刻亲笔写了道歉信：“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前一封诏书里那两句话，是代笔者心急督促，说了过头话，我事先也没有认真看，今日读来，心里很是惭愧。这封道歉信，神宗特地派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吕惠卿亲自送到王安石府上。皇帝已经如此低姿态地给了台阶、铺好了红毯，王安石理应见好就收了吧？没有！第二天，王安石面见神宗，态度更为坚定地表示辞职，而神宗则言辞更为恳切地极力挽留。第三天，王安石再次递交辞职报告，并且从此就踏踏实实地在家里休起了病假，摆出了一副长期抗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
那封措辞强硬的批答反而坚定了王安石抗议的决心。那么，这道批答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呢？正是翰林学士司马光！
毫无疑问，这道批答是司马光政治生涯中一道不可避免的败笔。说它是败笔，是因为初衷与结果之间的南辕北辙。初衷是什么？让王安石屈服，承认并改正错误。二月二十七日，他在给王安石的信里这样解释这封批示：“我奉命为皇帝代笔，直话直说，以君臣大义责备介甫，盼着介甫接到批答早日出来办公，改变新法中让老百姓感到不便的部分，造福天下。”其结果却是给了王安石一个重要的提醒：一定要警惕神宗的动摇，要更加无情地清除神宗身边的反对派！站在王安石的立场上看，谁在训斥他？不是神宗，是司马光！司马光凭什么这样训斥王安石？凭的是翰林学士“代王者立言”的职务便利！因此，翰林学士、谏官、御史这样的职位，一个都不能少，都必须换上支持自己的人。王安石使出了大招，以称病逼迫神宗打消最后的动摇。一旦神宗屈服，那么，接下来，王安石必然要对一系列重要职位进行大换血，消除变法阻力。反对派的空间将要极度压缩！当然，以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手腕，压缩反对派的活动空间是必然的，没有这道批答他也已经在做了，可是有了这道批答，他就做得更有理由也更激进了！从司马光的角度来看，这道批答绝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败笔！
虽然是败笔，却无法避免。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宗的旨意，司马光只是忠实地履行了神宗的旨意！这道措辞强硬的批答，神宗事先看没看？如果没看，那就是司马光假传圣旨，至少也是“未能忠实地传达皇帝的旨意”；如果看了，那么，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神宗看了吗？看了！他亲笔写给王安石的道歉信是这样写的：“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失于详阅”，什么意思？“没有仔细看”！说明还是看了的。神宗看了，所以，那样措辞严厉地指责王安石，就是神宗当时的真实意图，而司马光只是神宗的笔，忠实地传达了神宗的意图！事实上，神宗选择司马光来起草这道批答就已经表明了他的真实意图—翰林学士不止司马光一个，神宗要慰留王安石，却偏偏选择反对派的领袖司马光来代笔，这说明什么？他就是要给王安石点颜色看看，让王安石明白皇帝的权威，明白真正掌控一切的不是别人，是皇帝！
长期以来方方面面对青苗法和王安石跋扈作风的批评已经让神宗感到焦躁不安，可是对王安石的信任和倚重又让他本能地排斥、屏蔽这些负面的东西，他闭上眼睛、捂住耳朵。而韩琦的奏疏则让他重新看见、听见，那些东西还在，而且比他想象的严重。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王安石。神宗心里非常清楚，王安石带他走上的不是一条寻常路，他们的很多政策、做法都违背了祖宗的传统。关于这一点，王安石给他的教导是既然不走寻常路，就要有力排众议、勇往直前的决心，一旦目标达到了，那么这些缺乏远见的“俗人”就会自动闭嘴，现在不必跟他们废话。这些道理，神宗能明白，可这毕竟是别人灌输给他的信念，神宗虽然明白，但是不坚定。而韩琦批评青苗法的报告则让他产生了激烈的动摇。他在怀疑，王安石的做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在这个时刻，利用反对派来压迫王安石做出政策调整就是神宗自然而然的选择。这也是本朝列祖列宗的治国法宝—“异论相搅”，让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政治主张在朝堂上相互碰撞竞争，让不同的政治派别互相监督，而皇帝高高在上，择善而从，做出最终裁决。于是，他首先选择用司马光来写那封批答，试图压迫王安石就范，做出政策调整，而王安石却摆出了更加强硬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神宗继续坚持“异论相搅”方针，一方面安抚王安石，另一方面，发布司马光的枢密副使任命，希望在朝堂上建立王安石与反对派的共存局面，用司马光来牵制王安石。这就是神宗的意图！
败笔之所以无法避免，还因为司马光是乐意为神宗所用的。那封措辞强硬的批答，所反映的恰恰是司马光的真实想法。他希望王安石做出政策调整。青苗法如此害民，与本朝传统、儒家理念全然不合，理应取消。如果王安石不能来做这个决定，那么，皇帝可以自己做，也可以由别人来做。司马光所关注的核心，是政策走向，是青苗弊法！司马光希望朝廷能取消青苗法，改善政治作风。
这一道小小的批答只有九十个字，它的背后却是一篇大文章，它隐藏着神宗、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在政策走向、治国理念方面的大较量。神宗想要的是，保留王安石的执政地位，让司马光加入中央领导集体，加以牵制，缓和改革措施，避免激化矛盾；王安石想要的是，清除反对派势力，打消皇帝的动摇，勇往直前，推进变法措施；司马光想要的是，改变王安石排斥异己的政治作风，取消王安石这些以搜刮老百姓为目的的新政，回到庆历，进行官僚体制的内部改革，节约国家财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
神宗想要建立的政治图景很美，王安石主导，司马光监督牵制，激进与保守共存，他作为皇帝垂衣拱手，天下大治。这幅政治图景，也符合本朝传统。那么，这一幕能否成为现实呢？
二月十一日，神宗发布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的任命，在接下来的十七天里，司马光连上六道奏札，坚辞不就。二十八日，神宗收回成命，下令司马光重回翰林学士院供职。“凡除两府，听其让遂止者，国朝未之有也。”已经任命的两府成员，因为推辞谦让就收回成命的，本朝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儿。未上任就解职的二府大臣，司马光是“破天荒”的第一个！
凡前所未有之事，必有前所未有之因。
这一个枢密副使的位置，神宗之命，司马光之辞，所着眼的都不是人事任免，而是政策走向。司马光的这六篇报告，前三道与后三道的重点完全不同。前三篇的说辞简单老套，无非是“臣天性质朴，资质愚钝，不通时务；枢府要地，任重责大”，一言以蔽之，我不合适。后三道的理由也很简单，请陛下取消制置三司条例司，废除青苗法，陛下听我一言，胜过给我高官，如果陛下以为我的想法全无道理，那么我又有什么资格来当这个枢密副使呢？一言以蔽之，司马光是在拿个人前途来赌政策走向。但是，显然他赌输了。司马光为什么会输？
在韩琦、文彦博看来，司马光根本就不该跟皇帝赌这一盘。
就在司马光极力辞任枢密副使的当口，韩琦的专使快马加鞭从河北大名府送信到了开封文彦博的府上。在信中，韩琦请文彦博转告司马光：“皇帝如此倚重，不如接受任命，说不定能践行自己的理想；真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那一天再离开，如何？”
韩琦想要告诉司马光的，无非是两个字—妥协，哪怕皇帝此时仍然坚持错误路线，也要留在皇帝身边，因为，留在皇帝身边才有可能影响政策。什么是妥协？妥协就是冲突各方在激烈的较量之后，各让一步，达成和解，建立平衡。能妥协才不会崩溃。妥协是一种智慧，而智慧要比聪明更高级。
韩琦与文彦博，都是范仲淹一辈的资深政治家。他们的儒学修养未必及得上司马光、王安石辈，却有着更丰富的政治经验，洞明世事。特别是韩琦，历事三朝，操持过两个皇帝的葬礼，把两个皇帝扶上龙床，什么事情没经历过，什么委屈没遭遇过？二十六岁，韩琦被派去管理左藏库。国库管理，“油水”很大，社会认可度很低。而韩琦是进士高科，二十岁一甲第二名及第，当时已经进入馆阁。人人都为韩琦抱屈，唯独他自己泰然处之，“凡职事未尝苟且”，最终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六十岁，扶助神宗顺利即位之后，为了让皇帝放心，他主动求退，要回河北老家休养，可是一旦西北边境形势危急，神宗相召，韩琦二话不说就奔赴了陕西前线。韩琦的人生不预设前提，他始终保持着内在的高标，勇于妥协，积极接纳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我。韩琦希望司马光能像自己一样，妥协，接纳，实现。
韩琦的使者在文府里候着，等待文彦博的回信。文彦博把司马光请到家里，把韩琦的信拿给他看。
司马光恭恭敬敬地读罢，抬起头来，向文彦博再施一礼，严肃地说：“从古至今，被名利二字诱惑，毁坏了名节的人，已经不少了。”
闻听此言，文彦博发出了一声难以察觉的叹息，他明白司马光心意已决，是断不肯接受枢密副使的任命了。在司马光的眼里，枢密副使的头衔所代表的首先是名利地位，而在目前的情形下，接受它就意味着对原则和理想的背叛。
司马光告辞之后，文彦博提笔给韩琦回信，他这样写道：“君实作事，令人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把上古三代奉为黄金时代，相信古人的道德水准高于今人，是传统中国的普遍迷信。古人未必皆高尚，文彦博的意思，韩琦当然明白—司马光太书生意气了，实在不像是现实政治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