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世纪初，在茫茫无际的蒙古大草原上，一队人马正在行进着，队列里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全真教主丘处机。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去谒见被后人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
丘处机，字通密，道号长春子，习称长春真人，登州栖霞人。生于金皇统八年（1148年），19岁开始学道，师事第一代全真道教大师王重阳。他的晚年，处在战乱不断的时代，金、南宋、西夏、西辽、蒙古等政权并立，而蒙古政权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不断征战，势力最为强盛。金兴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年），金、南宋先后有使节前来邀请，均被丘处机谢绝。同年冬天，成吉思汗从漠北派来的使者刘仲禄一行到达莱州，邀请丘处机西行。丘处机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邀请，目的一是为了传教，第二是为了减少战争对百姓造成的苦难，他在龙阳观所作的一首诗，就是他的心态的写照：“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这些诗作表达了丘处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愿望。
蒙古太祖十五年（金兴定四年，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正月十八日，74岁的丘处机率领徒弟18人同行，从莱州启程。二月到达燕京，五月至德兴（河北涿鹿），八月至宣德州（河北宣化）。次年二月出塞，过野狐岭（张家口西北扼胡岭）、抚州（河北张北）。三月至鱼儿泺（达里泊），六月到达窝里朵（和林），七月二十五日至阿不罕山。沿山居有汉民千家，都是蒙古军攻取燕京和中原各地时所俘工匠。因将要翻越阿尔泰山，不适合车行，丘处机将随行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9人留在此地，筑栖霞观暂住。丘处机带领赵九古等9人继续西行，中秋过金山（阿尔泰山）。此段山路很陡峭，个别地方要翻越山岭，车辆不能通行，就由上百个随行用绳索将丘处机所乘车辆悬拉上山顶，再用绳索放到山下。此后，过古战场白骨甸，循阴山（天山）北麓向西，经鳖思马大城（新疆吉木萨尔一带）、轮台（新疆阜康境），于九月至阿里马城（新疆霍城西）。十一月五日，弟子赵九古病死。此后西南行，渡霍阐没辇（锡尔河）。十一月十八日，到达当时中亚最大城市邪米思干（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撒马尔罕）。
次年（1222年）三月十五日，丘处机将弟子尹志平留在邪米思干，率领五六个弟子出发，前去谒见成吉思汗。他们过铁门关、碣石城（卡什），渡阿姆没辇（阿姆河），于四月五日到达成吉思汗的行在。成吉思汗对丘处机跋涉万里应召而来很开心，问有没有长生之药可以贡献出来，丘处机如实回答道：“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对这个坦率的回答没有表现出不满，并称丘处机为“神仙”。丘处机原准备于四月十四日正式讲道，因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成吉思汗要前去亲征，改为十月问道，丘处机回邪米思干等待。
八月八日，丘处机接旨后启程。二十二日，来到位于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西北坡的成吉思汗行宫，此处为丘处机西行最远之地。二十七日，成吉思汗车驾北回。途中，丘处机三次为成吉思汗讲道，分别是在十月十六、十九日、二十三日。所讲内容，从个人养生到治国安民，内容广泛。成吉思汗听的时候态度温和而认真，并要求手下将内容记录下来，不得外泄。
成吉思汗
回到邪米思干城，丘处机在此休息了一个多月。十一月底启程东还，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过霍阐没辇，赶上成吉思汗的队伍。一月十一日，再次出发。二月七日，丘处机向成吉思汗提出先回中原。经再三请辞，成吉思汗方才允许。二月八日，成吉思汗到东山射猎，在追射一只大野猪时，忽然马失前蹄，失去控制，成吉思汗摔下马来。野猪似乎也被这一意外吓呆了，在旁边一动不动。侍从策马赶到，野猪撒腿就逃，成吉思汗换马后直接返回行宫。丘处机听到这一消息后，入御帐奏道：“上天之道是好生恶杀。现在圣上年事已高，应该少打猎了。从马上坠下来，是上天发出的警告。野猪不敢前来咬您，是上天在暗中保护圣上。”成吉思汗回答道：“我已深刻反省这件事，神仙劝我的话说得很对。只是我们蒙古人骑马射猎，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不是一下子就改得掉呀。虽然如此，神仙教诲的话，我还是由衷地记在心里。”自此以后，成吉思汗有两个月没有出去打猎。三月十日，已经是76岁高龄的丘处机辞别成吉思汗。十三日，到达赛蓝大城，祭奠长眠于此的赵九古。为了快点返回中原，丘处机在许多地方都没有停留休息，一路经阿里马城、天池海、阴山，横越今新疆而入蒙古。复经金山南麓，于五月初至阿不罕山，与宋道安等九人相会。阿不罕山一带多为沙石，水少草缺，由于是交通要道，经过的人马又多，因而马匹常常吃不饱。丘处机决定于五月七日起分三批出发：宋道安等六人为第一批，丘处机与尹志平等七人为第二批，李志常等五人为第三批。途中，丘处机因一路劳累而病，从十七日起即不进食，只是喝些热水。六月二十二日，至丰州（呼和浩特），病才好转。七月九日，到云中（山西大同），居住了二十余日。八月十二日，回到宣德州。至此，丘处机西游结束。蒙古太祖十九年（1224年）二月，丘处机回到燕京，居住在大天长观（后改名为长春宫）。在丘处机的影响下，全真教得到了迅速发展。二十二年七月七日，丘处机病逝，享年80岁。
丘处机病逝后一年，弟子李志常将丘处机西行之事，编纂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由于李志常并未全程陪同，应该是根据丘处机随行弟子的记载整理编写而成。《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蒙元朝初期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在此以前，有关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汉文典籍虽有所记载，但均没有像这部书记载的那么详细。据陈得芝先生研究，此书第一次记录了出野狐岭（张家口北）至哈拉哈河北斡赤斤帐（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境）的蒙古东部行程，以及从斡赤斤帐西行抵金山（阿尔泰山）的横贯蒙古高原行程。尤其是对一些所经地区人们生活习俗的记载，更是珍贵史料。如蒙古太祖十六年（1221年）三月五日，丘处机一行过鱼儿泺东北，“四旁远有人烟，皆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尽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黄云白草，行不改途”。所记即今阿巴哈纳尔及东、西乌珠穆沁旗情形，自古为良好的牧场。又西行，至土拉河南之汗山一带：“从此以西，渐有山阜，人烟颇众，亦皆以黑车白帐为家。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酪。男子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回。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有上古之遗风焉。”此外，如对邪米思干城内外特产、园林胜景及人民的饮食、服饰、习俗、器皿、钱币、伊斯兰教礼拜制度等等，都有记载，与同时代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著述相比，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