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传》中多次提到“中国”，梵文原意是指任何东西的中央、中部，地理上用来指称北从喜马拉雅山、南到文迪亚山脉间的恒河中流的广大地区，我国史籍中一般称之为“中天竺”。“中国”以外的地区，则被称为“边地”。法显用“中国”、“边地”这两个词，生动地反映了古印度对世界的认识及其地理观念。唐朝高僧道宣所著《释迦方志》，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古印度人的地理观念。
中天竺之所以自称为“中国”，是因为“天竺之国，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谓天地之中平也”。黄河流域的中国，则被古印度人称为“振旦”。
《释迦方志》卷二《统摄篇》记载了古印度人对世界的认识，认为世界是由苏迷卢山和四大洲组成。苏迷卢山一名须弥山，地处大海之中，半出海上八万由旬，日月围绕着苏迷卢山山腰回转。苏迷卢山之外的海中，分布着四大洲：东洲名毗提诃（即胜身），南洲为赡部，西洲名瞿陀尼（即牛货），北洲名拘卢（一作俱卢）。四大洲一称“四有”，它们形似荷花的花瓣，围绕在苏米卢山周围。
释迦所居之中天竺国位于赡部洲之中。赡部洲在苏迷山（即苏迷卢山）以南的大海中，东西24万里，南北28万里。中天竺的四至为：“东至振旦国五万八千里（振旦即神州之号也。彼人目之），南至金地国五万八千里，西至阿拘遮国五万八千里，北至小香山阿耨达池五万八千里。”在赡部洲的中央，“有一大池，名阿那陀答多，唐言无热恼也，即经所谓阿耨达池。在香山南，大雪山北，居山顶上，非凡所至，池周八百里，四岸宝饰。”显然，古印度人已经认识到地处中亚的帕米尔高原是世界屋脊。“故此一池分出四河，各随地势而注一海。故葱岭以东水注东海，达嚫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西海，大秦以北水注北海。”
古印度人的这种世界地理观念，也对中国人对黄河源头在哪里的认识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黄河流域，但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黄河源头在哪里，则长期认识不清，这一方面是因为黄河源头地处高寒、沼泽地带，不适合人类居住，不易调查，另一方面是因为黄河源头所在的青海省中南部，历史上有较长的时期不在中原王朝的控制范围之内，也无法调查。因此，成书于春秋末年至汉代初年的《山海经》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至于昆仑山在哪里，又是说法各异。而古印度人则有一种认识，认为在“中国”有一条大河，同出一源，四向分流。佛教兴起后，继承了这种观念，并把它编入佛经：“雪山中间有宝山，高二十由旬。雪山埵出，高百由旬。其山顶上有阿耨达池，纵广五十由旬。其水清冷，澄净无秽。七宝砌垒，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种种异色，七宝合成。……阿耨达池东有恒伽河，从牛口出，从五百河，入于东海。阿耨达池南有新头河，从师子口出，从五百河，入于南海。阿耨达池西有婆叉河，从马口出，从五百河，入于西海。阿耨达池北有斯陀河，从象口中出，从五百河，入于北海。”这篇《长阿含经》中的阿耨达池，在《大唐西域记》中作阿那婆答多池，是神话中的天池。恒伽河即今恒河，东海当即今孟加拉湾。新头河即今印度河，南海可能是指阿拉伯海。婆叉河为今阿姆河，西海大致为今咸海和里河。斯陀河所指不明，指雪山（喜马拉雅山脉西部）以北的某一条河流。随着佛教由中天竺传入中亚的葱岭一带后，僧侣就以斯陀河来指称今新疆境内的河流。
西域的许多河流，下游大多消失在沙漠之中。古人不理解这种现象，就认为这些河流是潜入地下，会在东方某一地方重新流出地面，汇成黄河。张骞出使西域，就接受了这种观点：“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形成黄河重源说：“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随着佛教的继续东传，西域僧侣东行到黄河流域，接触到汉文化之后，就很自然地将黄河发源地昆仑山与阿耨达池所在的阿耨达山、黄河与斯陀河联系在一起。东汉末年献帝（189～220年）间，中天竺国僧侣孟康详在翻译《佛说兴起行经》时，在所作的序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所谓昆仑山者，则阎浮利地之中心也。山皆宝石，周匝有五百窟，窟皆黄金，常五百罗汉居之。阿耨大泉，外周围山，山内平地，泉处其中。泉岸皆黄金，以四兽头，出水其口，各绕一匝已，还复其方，出投四海。象口所出者，则黄河是也。”《法显传》成书后的一百年，北魏郦道元在注《水经》时，也采用了黄河重源说，并且多次采用《法显传》中的有关记载。这种错误的认识，一直影响到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