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的编纂者们，没有采用先秦时期实际存在的邦、国疆界，也就是没有采用现实的政治区划来描述他们所知道的地理区域，而是使用一种虚拟的“州”，将了解的区域划分为九个以自然地理为主的综合性单元：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是为“九州”。除了《禹贡》九州外，先秦典籍《职方》、《尔雅》、《吕览》也有各自的“九州”，也有分作为十二州的。
《禹贡》的九州，其相对应的今天地理区域，顾颉刚先生认为冀州的区域，相当于今天山西省西境黄河（西河）以东，河南省黄河（南河）以北，沿着太行山转到河北省的东北部的古黄河（东河）以西的区域。这一区域是黄河文明的发源地，《禹贡》将其列为九州之首。古黄河（东河）以东，向南一直到济水（今山东济南迤北至渤海的一段黄河河道），包括今河南的东北部、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称作为兖州。兖州东南方向，今天的山东半岛为青州。青州南面是徐州，位于泰山以南、淮水（今地图上的旧黄河）以北地区，即今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的北部。从淮水以南直到东海，包括今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大部和上海全部，以及江西的东北、河南和湖北两省的东边一角，称作为扬州。扬州以西的长江中游地区，北起今湖北南漳西的荆山，南到湖南衡山以南的区域，也就是今湖北、湖南两省的大部分，和江西的西部，是为荆州。从湖北荆山以北直到黄河，包括今河南的大部分和湖北的北部，称作豫州。秦岭以南的今陕西、甘肃两省的南部，以及四川、重庆两省市全部，称作梁州。秦岭以北，黄河（西河）以西的今四川、甘肃两省大部，称作雍州。
《禹贡》九州图
在《禹贡》中，“九州”除了指冀州等九个州外，也是一个整体的地域概念：九州“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也就是说九州的区域东至东海（今渤海），西至流沙，北方、南方至于荒远，大禹的声教遍布四海。“四海”是古人的另一个地域概念，认为九州大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被大海所包围。现实中，南方、东方确有大海存在，而西方、北方并没有大海，于是以西方的流沙为西海，以北方的沙漠作北海。《禹贡》“九州”作为一个整体，反映的是古人对华夏文明区域的认同，“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过大禹的治理，九州水土平治，土壤、贡赋都划定了等级，使用国家权威制定了五服制度，天子的声威教化浸润了九州大地。《尚书·大禹谟》称之为“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这种文化上的认同，也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提出了要求。地处黄土高原的秦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用武力统一了“九州”：“秦遂并兼四海……分天下为郡县。”
四海之内，九州大地上还存在着一些与华夏文明不一样的部落，则被称作为“夷”，如冀州东北的“岛（鸟）夷”，青州境内的“嵎夷”，徐州境内的“淮夷”，扬州境内的“岛夷”，梁州的“和夷”等等，反映了同一文明区域内同中有异的情况。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公元前3世纪时，有个齐国人邹衍（约前305——前240），又创造了一种大九州体系：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按照邹衍的体系，中国所在的九州又名“赤县神州”。与“赤县神州”同一等级、区域相连的州共有九个，或可称之为“中九州”。“中九州”外围，被规模较小的海洋——裨海包围。裨海之外，又有与“中九州”同一等级的州存在，数量也为九个。各“中九州”之间，因受阻于裨海，人民、禽兽都不能互相来往。九个“中九州”之外，又被大规模的海洋——大瀛海所环抱。大瀛海之内，九个“中九州”作为一个整体，组成了“大九州”，大九州即天下。在大九州体系中，《禹贡》九州中的每一个州，约占天下的七百二十九分之一。
司马迁对邹衍学说的评价似乎不高：“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认为邹衍的思想是靠推导而得出结论：“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但是，邹衍“大九州”之说产生的原因，除了推导的成分外，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地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是《禹贡》九州——也就是中华文明所在的区域，现实中只有东、南两面是海，西、北都是陆地。随着与西域、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间交往的增加，必然接触到一些其他区域的文明。古人就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人们所在的大陆上存在着多个文明区域，九州可能只是多个文明区域中的一个，于是就有“中九州”的概念。二是邹衍所在的齐国，处在山东半岛的东部，三面环海。海上交通的开展，是“裨海”、“大瀛海”概念产生的现实基础。秦统一中国后，徐福与三神山的传说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齐人与日本、朝鲜半岛间海上交往的可能性。三是天下观的放大。《庄子·秋水》认为中国如“太仓”中的“稊米”，已经认识到中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因此，“大九州”观念产生的基础是中外交往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