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此时明朝国祚已赓续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号是关于张岱我们唯一知道的时间度量——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随着明朝覆亡,一切都灰飞烟灭。我们或许会认为,到张岱这一代,离明朝肇基已有一段悠远的时间距离,造成几乎不可能探究的思维幅度;但是对张岱来说,要胸怀如此浩瀚的历史,非但没有严重的断层感,而且只有岁月悠悠的心满意足。目前大部分归结出来的晚明日常生活,于他定皆平淡无奇。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注重错综的尊卑关系。晚辈与长辈同堂,必得顺其旨意。婚姻大事由长辈安排,虽然富有人家的男性还可纳妾,但庶出之子在家里的地位却次人一等。男性长辈形式上虽拥有无上权威,但实际掌握家庭财政琐细、负责照料全家的是女人。在鼎鼎望族之家,母亲或其他女性亲人也会督促孩子的童蒙教育,不过之后渐渐由男性长辈接手,承担教导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的责任;科考乃世家子弟的生活重心,竞争激烈的考试科目以儒家典籍为主。由于女性不得出仕或参加科考,所以能识文断字的女性多是名门闺秀,这些人也成为通俗白话小说和史书的读者,爱好吟诗作对。

举凡攸关家道兴衰的兆头和预言,一般家庭都不会等闲视之,多半会成为家族轶事流传下来。宗教信仰鼎盛,但能兼容并蓄;虔心向佛与祭祖、敬拜灶神和社稷之神完全不相冲突。孩童夭觞、女人难产身亡是常有的事,不过男人也一样活不久,年过半百还能生龙活虎,就已是天大的福分、了不起的成就。

就工艺技术而言,中国自进入明朝就无特别出色的转向。丝织和瓷器制造技术久负盛名,且水平之高,独步世界。能工巧匠辈出,除擅长冶金、玉雕、制造灯笼和漆器,亦专精茶、盐、棉、陶器、家具等日常用品技术。水利工程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因河道、运河大量淤积,必须时常疏浚、筑堤和排水。此外,天文与地理之学十分发达,除历书精准关乎朝廷威望和天文历算的正确度,同时,各省及边疆有司丈量土地,绘制税册、粮册的作业,也需要有可靠的地图。中国在这些方面虽仍不断寻求突破,国家的基本发展却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即便许多方面摆脱不掉历史的承袭,但明代的文化领域可不是如此停滞不前。张岱成长的年代,明代政经虽积弱不振,社会风气却活泼奔放,逸乐和标榜流行的气氛,弥漫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文化活动中。这是一个宗教和哲学上所谓折中主义(eclecticism)的年代,所以我们看到佛教改革派别及慈善事业大为兴盛,女性受教育者日众,同时一方面深究个人主义为何,却也在扩大检验道德行为的基础;大胆创新的山水画,最知名的戏曲,最有影响力的章回小说,细腻非凡的治国方略和政治理论,以及植物、医药、语言事典的编纂,这一切都构成了张岱的童年世界。正因为对知识和个人可能性的狂热感,连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社会接受,吸收信徒,把宗教教义和道德哲学的作品,连同天文、算术书籍翻译成中文,结交来自北京与各地官宦人家的文人。这些跨文化的冲击体验,张岱或多或少都了解,也留下不少他自己的思索看法,除了小说和短篇故事以外,他写过很多当时流行的东西。

不过虽说是一切照旧,有些变迁已在悄悄冲击张岱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明代人口的大幅扩张。虽然没有精准的数据,但地方和朝廷的各种记录显示,明朝肇建时(1368)的人口数大约是八千五百万,到张岱出生时,人数已攀升至一亿八千万,或许还不止。这无疑给土地和农耕带来新的重担,于是改良稻种使田地能一年收成两次甚至三次,针对沼泽、沿海平地进行排水改良,砍伐高山森林,同时将人口刻意朝西南和东北地区迁徙,以减轻部分负担。此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南美洲大陆和加勒比海地区,连带把各式各样的新奇作物横渡太平洋带到中国,只是当时少有人能感觉到它们对未来的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地瓜、玉米和花生,被发现能有效医治疟疾的奎宁等药用植物,以及烟草等其他适合中国土壤的作物。有些西方贸易船只带来的是美洲大陆的白银,用来购买中国的精美商品;当然也不乏船只运载着香料和稀有的药用植物,如主要用于医治痢疾的鸦片。

张岱的祖先或许是在一个世纪前,也许更早,从与西藏交界的四川往东海迁徙,定居在上海西南二百里的绍兴城。当时上海市镇虽称繁荣,但还谈不上商业中心,而绍兴已是一个文化与经济的重镇。张家迁往绍兴时,正巧遇上16世纪农耕和土地所有权在地方的重大变革:人口迅速攀升,同时挖沟疏浚以开垦利用的新地也不多,造成人均农业所得下降,有鉴于此,许多在家乡属经营地主(managerial landlords)的大户人家,开始往城市移动。这个阶层原先在农村还能扮演领袖,成为小农和贪得无厌的朝廷之间社会和经济冲突的缓冲;迁居城市后,他们渐渐脱离农业经营上的现实与挑战,反而一头栽进不在地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那种惬意但只坐享其成的角色,把地产交给专门管理人与管家这批新的中间人管理。张家可能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因此张岱从小生活锦衣玉食,但社会责任感也相对薄弱。

结果农业税收大幅带动的是城市生活的流行风气,市镇的文化多元,以及促进绍兴等城市的规模与繁荣。庞大的财源几乎没有回流农村,去投资改善农耕技术或大型的灌溉排水工程。虽然毫无疑问,像绍兴长期依靠河道与运河运输民生物资,部分农家也因此能将农产品销往这些新兴城市,提高所得,然而城乡经济和生活形态的差异日扩,已成社会的发展基调。

往昔的读书人,特别是张岱大力推崇的读书人,早已看出社会弊病所在,经常冒着丢官甚至丧命的危险,也要大声疾呼。当然,对张岱或历代有志之士来说,中央朝廷的集权,与在朝为官从政的文人官僚,都是他们要面临的现实。也拜这些所赐,张岱才得以穿透社稷之表象,了解暗藏的积弱不振,这确实很像他小时候爱看灯笼,仿佛其亮光可以照亮卜居城市的种种暧昧不明。

因当时朝廷修史与京城邸报每周新闻的传播,明朝多位皇帝惊人的荒唐行径也为市井小民所知。张岱出生时,在位的是明代第十四位皇帝万历。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为止的整个万历年间,国政是一天不如一天。也许是这位皇帝种种怪异的行为举止,激发张岱钻研历史,特别是阅读人物传记更成为他终生的嗜好。张岱弱冠之时,神宗深居内廷,宫里的宦官是唯一可面见圣上的男性,他们很快就把持了朝政。有明一代,宦官一直大权在握,但因朝臣假道学、交相挞伐,惹恼万历皇帝,让他难以忍受,往往好几个月拒绝到外殿接见官员。为表反弹,文人和遭罢黜者开始结社倡议改革,虽议论酣热,但对圣上或宦官表明造反,只有遭严厉整肃的下场,于是朝政日败,危在旦夕。

张岱对明史有很透彻的理解。上溯至14世纪中叶,开国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村,贫无立锥之地,一度还出家为僧,游方四海。后来,朱元璋展现运筹帷幄的军事长才、果敢的决断能力,历过经年征战,驱逐蒙元的异族政权,一统天下。明太祖一方面分封诸皇子,另一方面在南京重建强大的官僚体系,透过组织地方上的大地主,完善农村的社会制度。明太祖性格暴躁,行事极端暴烈,但也以精明干练、眼界开阔闻名。太祖把皇位传给皇孙惠帝,新君学问渊博,对理想的中央集权方式有其见地,但太祖之子、惠帝之叔弑君,随即践祚,是为成祖。成祖自南京迁都北京,下令建造舟船,远航至非洲东岸和波斯湾,宣扬天朝国威与成就。

尽管这类远洋航行因耗费不赀而作罢,但缺乏先祖雄才大略的后继者,还是师法开国君主们酷爱夸耀、展露军威的习性。几任皇帝斥资重建北方残缺不全的边防城墙,成为后世所知的“长城”,却完全抵挡不住北方蒙古铁骑虎视眈眈的侵扰。15世纪中叶,明英宗自认神武,结果在土木堡之役中被蒙古人俘虏圈禁,付了赎金才获释。英宗最后又从继承帝位的景帝手中夺回皇位,不过皇室蒙羞的印象已难以磨灭。16世纪初,明武宗与宦官在皇城中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与宫女全在帐篷生活,此荒诞之行又耗费白银不知几百万两。

16世纪中叶,眼见东部沿海有大半遭倭寇劫掠而荒芜,明朝皇帝却束手无策。所谓倭寇,除了海贼,还有对朝廷不满的地方领袖和沿海居民,当政者统称“倭寇”,容易理解但不无误导之嫌。至于东北边防,在张岱出世前不久,万历皇帝曾有大胆之举,他调遣兵马、水师驰援朝鲜,成功协助朝鲜国王逐退兴兵来犯的倭军。这次出征虽大有斩获,但到17世纪初,靠近朝鲜边界的部落开始结盟,在中国北边集结成新兴的潜在敌国。这股势力与归顺的汉人通力合作,并以“旗”制编纳混杂而成的新军队,自称“满洲”,宣布缔建国号为“清”,于崇祯十七年(1644)攻陷北京,终结明朝国祚。

对于这些事情与北京明廷官僚庞然复杂的体系,张岱的理解或是透过阅读,或是从家人口中得知。事实上,从1540年代至1640年代百年间,张家有几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层级任职于六部,并与朝廷首辅大学士还颇有渊源,家族也有多人在省级官衙当差。中国的行政体系层层节制,下起县,中经像绍兴这样的城市,迄至省城,上达京师。张岱很清楚整个指挥系统的错综复杂,以及在朝为官伴随而来的吉凶祸福。许多族人在京城等各地的亲身经历,他自孩提时代听过后就深埋心底,也让他立意要试着描绘官场的欺诈虚矫本质。为了求真,张岱认为无须美化自家人的经历。事实上,张岱的著述令人惊愕之处,就在于他坦言亲人的苦难,甚至对父亲和直系亲人也没有例外。

四十岁前,张岱的生活周旋在读书与享乐两端之间,但对张岱而言,这样说也许不算恰当,因为做学问一样是其乐无穷。的确,张岱虽然镇日苦读却多年不成,然而实实在在地读书、反复思索与记忆,却让他不得不认为能与历代宗师为伍,本身就是无上荣耀。对张岱来说,历代伟大的史家、诗人、文论家从不曾逝去,他们立下的标准经常是无人能及,光是要追上他们,就令人思之振奋了。

明朝灭亡时,张岱四十八岁,尔后他得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让他活得多姿多彩的辉煌明朝,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终。他反复追思回想,事情愈是清晰:如迷雾笼罩的路径,于眼前重现,诸多遗忘的嘈嘈低语,也咆哮四起。张岱丧失了家园与安逸的生活,书卷与亲朋好友也已四散,如今他后半辈子的任务,就是要重塑、撑起毁坏前的世界。面对满洲异族的统治,他已垂垂老矣,无力起而反抗,也无法再长年流离,于是他选择赁居在名噪一时的名园“快园”,日子必须重新开始。

张岱的一生,就在崇祯十七年发生惊天动地的转折:他早年撰述明史的梦想不得不面对冷酷现实,转为阐释王朝败因。满人问鼎中原,随之兵祸不断、烽烟四起,张岱在山僧的掩护下,辗转避居南方山庙之间。张岱自言在那段浮萍飘零的岁月,还是随身携带卷帙浩繁的明史手稿。这或许是实情,总之张岱约在1670年代完成了这部巨制。现存的手稿复印件显示,当时这部书已可刊刻印行,不过整部著述到1990年代才在中国问世,这使张岱并非以史书留名,反倒因简短、警句式散文这种迥别的文体享有盛誉。

散文是晚明主要文体之一。散文讲究文体雅致,竭尽所能雕章琢句,以彰显作者的多才多艺,笔触要敏捷、不拖泥带水,以捕捉飘忽情绪或瞬间刹那,同时利用语气上的对比或急转直下,勾引且震惊读者。张岱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文体一直很受欢迎,他自己后来也成为散文大家。从许多例子来看,驰名的散文大家同时也是游记作家(travel writer)。他们以浪迹天涯、游山玩水闻名,寄居名士之家,不断四处流浪,敏于音调、悖论,能看他人所不能看,感他人所不能感,行文走笔虽扼要洗练,但也处处旁征博引。

不过明亡后,到顺治二、三(1645、1646)年间,张岱逐步体认到,这类文体特别适合追忆夙昔,把已沦丧的世界一点一滴从灭绝中抢救回来。北方农民叛军和清兵入关并作,是亡明的两大力量,然而张岱个人生命的巨大灾厄,终究化为开启他心房的锁钥,让堆累蓄积的记忆释放出来。张岱流离失所时撰写的《陶庵梦忆》手稿,篇幅虽短但感情丰沛,多亏友人保存,我们才有幸在日后分享他心灵永无休止的探索。

无论如何,张岱其人仍难以尽述。他曾享尽富贵却也尝尽磨难,不过其现存著作却透露,他甘于寓居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不仅为自家子弟、忘年之交而写,也为同为明朝遗民的同志而写;张岱将乡愁置于对当下的关怀之上,好坏自由后人评断。他生于、长于龙山山麓,中年归返龙山,只为将心中了然之事理个清楚。

我们不能说张岱是寻常百姓,但他的确比较像是寻常百姓,而非闻人。他既嗜癖历史,也是史家,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他就像我们一般,钟情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不过他更是个挖掘者,试图探索深邃幽暗之境。他理解到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于是他决心尽其所能一点一滴挽回对明朝的回忆。我们无法确信他诉说的每件事都真实无误,但可以肯定,这些事他都想留给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