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率湘军离开衡阳，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地向北进发。此前，他亲自撰写和发布了一篇著名的檄文，即《讨粤匪檄》。
“粤匪”指的是太平军和太平天国，所以这篇檄文也可以看作是湘军出师前，双方在思想上的一次提前交锋。
纵观整个太平天国运动，其政权从起事起，对满人采取的就是一种极端政策。在武昌、南京等重要城市，只要具备上述身份，皆一个不留，杀光完事，无论官兵还是妇幼老弱。为此，他们还遭遇了激烈反抗，一如鸦片战争后期的乍浦和镇江。
太平天国的反满情绪，在半个世纪后引起了力志排满反清的革命党人的共鸣。后者对太平天国做出了极高评价，孙中山本人更是对洪秀全大力推崇，认为他“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
英雄的对立面就是坏蛋。经过早期革命党人的演绎，曾国藩的形象很是不堪，被视为“汉奸刽子手”，只知道替满人杀自己的汉人同胞。
在曾国藩的时代，虽然这种以满为敌的思潮在主流社会还缺少市场，但作为一支纯汉人武装的领袖，曾国藩也自知有驳斥的必要，否则湘军就会师出无名，还没开打，腰杆子就硬不起来。
古书早就为他找到了依据，这是孔夫子的经典语录“有教无类”，套用现代语言，就是大家不管出自哪个民族，哪个种群，必须有同一价值观。价值观相同，咱们就可以走到一起，成为同志，相反就只能刀兵相见，成为死敌。
林则徐出任云贵总督，在解决汉民和回民械斗纠纷时，所奉行的正是这一思维，即“只分良莠，不分汉回”，只看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看你是汉民还是回民。
在中国历史上，蒙古人灭了宋，满洲人灭了明，但是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的是，自他们入主中原后，就实际成了本土文化的归附者，原有的传统文化也相应得到了延续。曾国藩在檄文中要表达的意思是，作为汉民族士大夫，他不光要保大清国，更主要的是要保传统文化的血脉。
当论题转移，曾国藩成功地抓住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软肋。因为太平天国要摧毁的不仅仅只是清廷，而实际就是传统社会制度本身。自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是走到哪里扫到哪里，文昌、岳飞、关帝等国人的精神偶像被一一推倒，文庙、寺庙、道观无一存留，可以说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儒释道文化全被扫地以净，他们只准人们信奉他们所谓的“上帝”。
另一方面，半个世纪后的革命党人过于功利地进行了想象，以为太平军秋毫无犯，但在不少地方，老百姓对“长毛”的印象其实很不好。
曾国藩在檄文中指责太平天国要消灭“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以及“荼毒生灵”“残忍残酷”，并非没有根据，同时他将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定位为保卫传统文化之战的提法，也在民众特别是两湖学界得到了极大认同。
写文章是曾国藩的长项，那是笔走龙蛇，潇洒得不行，领兵打仗就未必了。
曾国藩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他对江忠源期望很大，本来是打算在练兵结束后，将湘军全部交由江忠源指挥的，他自己只负责后勤，办理练兵和筹饷等幕后事宜。可惜他没能等到这一天，江忠源一死，犹如砍去了他的左膀右臂，现在只有硬着头皮亲自上战场了。
咸丰最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要进入湖北援救武昌，但是形势变化是如此之快，转眼之间，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已经攻入湖南，并占领了湘北重镇岳州（今湖南岳阳）。
湘军陆师久经训练，此前也曾四处“剿匪”，不过彼“匪”非此“匪”，那些中小股的会党或盗匪，无论规模和战斗力都没法与太平军相提并论，而曾国藩和他的书生营官们又不像江忠源一样经历过大阵仗，所以每个人心里都多少有些忐忑，不知道考下来究竟能拿几分。
结果是：满分！
还没怎么接仗，太平军就早早逃跑了，岳州等于是空城一座，拿下它未费吹灰之力。
给这些人兴奋的，就差举杯庆祝了。
都说太平军如何如何厉害，原来不是我们的菜啊。曾国藩扎营岳州，而且当即点出一千人马，作为前锋继续向武昌进发。
连走两日，沿途还是不见太平军的踪迹。在湘军军营，原先的紧张情绪由此一扫而空，到了晚上都懒得派人巡逻，大家伙睡得那叫一个香。
当天半夜时分，营帐外忽然传来一阵阵类似于松涛般的声音，有人睡眼惺忪地把头探出去一看，差点被吓傻。只见四周到处都是灯笼火把，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太平军成千上万，舞刀弄枪，直奔他们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