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镕身为曾国藩的座师，也一直是曾国藩背后的有力支持者。早在他第一次固守武昌时，就向曾国藩发出了急速援救的信函。曾国藩不愿意，只是部下踊跃，才勉强答应，但一接到太平军撤围的通报，就马上取消了出发的命令。
第二次吴文镕奉旨与太平军决战，又接连写信给曾国藩，要其尽速派水师赴鄂，可曾国藩仍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现于黄州。
不论是依据世俗人情，还是对照理学标准，曾国藩都该被打屁股，可他又不得不这么做，原因就是他没有准备好，尤其水师还处在雏形阶段，其中快蟹船只有十艘，连油漆都没干，从广东采购的洋炮还在路上，至于水勇，才刚刚开始招募训练。可想而知，若以这样的水平仓促出战，难免会输得落花流水。
自出走长沙后，曾国藩再次发挥了他咬牙忍耐的硬功夫。在没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他死也不肯拿水师去冒险，以他这样一个把儒家伦理道德奉之如圭臬的人，可想而知，其间需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
当然更应该让人感到佩服的还是他的老师。吴文镕被曾国藩说服了，认为曾国藩做得对，反过来一再告诫对方在水师完成训练之前，千万不能轻易出兵。
战死前两天，吴文镕给曾国藩写去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我是被逼才来到黄州前线的，没有胜利的希望，所以必死无疑，今后只有靠你在衡阳训练的部队，才有能力跟太平军作战。
吴文镕怕曾国藩念及师生之情，不顾一切地前来援救，因此一再叮嘱曾国藩非有把握不得出战。二者存一，他要保全一个人，不是从人伦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按照人伦，学生不救老师乃大逆不道，但按照国家利益，学生比老师更重要，因为以后的东南大局全要靠这个学生来支撑了，倘若曾国藩再有不测，他吴文镕纵使能侥幸活下来也挽不回这一损失。
吴文镕生前留下的这些话让曾国藩痛彻于心，“深忧之”，很长时间都难以自拔。
他要么不出战，出战就必须做到最好，否则他将一无是处。
当南方战事混沌一片时，咸丰正在北方面临一场更猛烈的冲击——较之于西征，北伐无疑更让他心惊肉跳。
北伐军统兵将领为林凤祥和李开芳。林、李都是广西武鸣人，有“武鸣双雄”之称，两人都有一身硬功夫，从拳术到骑马射箭无不擅长，在太平军内被尊为“军锋之冠”，乃军中一等一的悍将。
北伐军共有两万之众，论人数远不及西征军，但从广西到南京，他们一直都是先锋部队。什么样的部队才能做先锋？当然得是精锐才行，尤其这两万人里面还有三千是广西“老兄弟”，这些人大多是拜上帝教的信徒，且身经百战，称得上是精锐中的精锐。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由于他们资格太老，洪秀全和杨秀清怕控制不住，才索性全部派往了北方前线。
将为一流，兵为一流，可以想象北伐军有多猛。出征前，林、李二人得到的指示是不贪图攻城夺地，要速战速决，以便“疾趋燕都”，第一时间到北京给咸丰好看。
咸丰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他不断地下旨，从北方各省调集军队，关外关内，内蒙陕甘，能抠出来的都被他派往了前线。
在南京谈判时，张喜对英国人说，大清国的北方军队加起来可达几百万，那纯粹是拿来蒙老外的。要能养得起这么多军队，道光咸丰父子还用得着天天苦着个脸吗？事实是，即使在鸦片战争前，绿营八旗加一块也只有八十万，而且还是分散驻扎，平时的职能其实就是维持治安，每次要想集中起来打仗，都只能几万几万地凑。
好不容易凑足了人头，咸丰任命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沿黄河防线对太平军进行堵截。
讷尔经额出身于满洲八旗，此前为直隶总督兼文华殿大学士。咸丰派他出马，实际也是延续了大清建国以来的一个惯例，即遇到重大军事活动，即以八旗重臣督师，一如之前南下的赛尚阿。
应该说这并没什么错。比如乾隆时期的阿桂和福康安，都是腹有韬略、战功赫赫的名将。无奈时年不利，一方面是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则是八旗中涌现的军政人才越来越弱，到道光时，只有一个平定张格尔叛乱的长龄够格，其他如奕山、奕经，都快把督师重臣的脸给丢光了。
咸丰不甘心，继续举着旗子上。可是在先残了一个赛尚阿之后，轮到讷尔经额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赛尚阿是“文不知兵”，讷尔经额是“素不知兵”，碰上打仗跟玩似的太平军，都一样被耍得团团乱转。
林凤祥和李开芳先准备在黄河下游渡河，讷尔经额急急忙忙地赶到下游防堵，谁知太平军虚晃一枪，又改从黄河中游抢渡，结果在渡过黄河后，包围了怀庆府（今河南沁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