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营满城鼓噪的声音，长沙的文武百官其实都听到了，但他们一个个紧闭大门，装聋作哑。曾国藩在长沙的公馆，原先是巡抚官署的一部分，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住所与曾公馆不过一墙之隔，这么大的动静他哪里会听不见，可他就是钻在里面不出来，更不要说制止了。
事到如今，曾国藩也不能“装孙子”，想想绿营士兵胆子再大，也不敢冲进公馆，他便走到堂前，欲派人与包围者进行交涉。可是他想错了，绿营的一大特色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以下犯上之风盛行，这些士兵一冲动起来，哪管你是不是朝廷大员，这里老子说了算。
未等曾国藩开口，兵勇们已经冲进公馆，并且二话不说就动起刀枪。曾国藩的一个亲兵被刺伤，他自己也险些中招，眼见事态已不可收拾，他不得不向邻近的巡抚求救。
听见曾国藩在门外喊救命，骆秉章这才装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走出门来替曾国藩解围，他亲自给那几个被捆的提标兵松绑，又说了一大堆赔礼道歉的话。绿营士兵不仅没有受到怪罪或处罚，还得了这么大一个面子，自然得意扬扬地撤兵回营，只苦了一个曾国藩，因为从头到尾，骆秉章都没有上前安慰一句，似乎他曾国藩才是肇事的元凶。
不单是骆秉章，得知消息后的长沙官员，从大到小，没有一个同情曾国藩，全都幸灾乐祸，认为他咎由自取。长沙官场的态度，连曾国藩的部下和幕僚们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劝他上折告御状。
曾国藩叹了口气：“时势危急，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能平定内乱，怎么还敢拿这种事去让皇上烦心呢。”
他终于想明白了，因为他破坏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所以早已成为众矢之的，长沙城里的所有官员都和他成了敌人，只要他待在这里一天，就得斗上一天。
当然可以给皇帝写信，可是其他官员难道就不会？起码巡抚总是有上奏权的，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真的打起笔墨官司来，你未必会赢。
惹不起，还躲得起。1853年9月29日，曾国藩率湘军转驻衡阳。衡阳是曾国藩的祖籍，也是他夫人的故乡，此地人文鼎盛，风景不殊。常言说得好，心随境转，对于烦恼而言，远离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曾国藩完全抛开了长沙城里那种郁闷而憋屈的情绪。从此以后，你们腐败也罢，庸碌也罢，妒才也罢，都将与我无关。人生短暂，时间有限，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在衡阳，除继续加强陆师训练外，曾国藩开始重点筹建湘军水师。“剿匪”已经结束，湘军必须和真正的对手太平军进行硬碰硬的较量。太平军的陆师固然狠辣，但这时最让各省官军叫苦不迭的还是太平军的水营。
水营系太平军自广西攻入湖南后所创建，前后拥有万艘由民船改造的战船，所到之处“帆幔蔽江，衔尾数千里”，黑压压都看不到头。有了水营，太平军得以完全控制长江水面。长江沿岸官军所控制的城池成了太平军的案上鱼肉，想吃哪一块就吃哪一块，而守军则猝不及防，毫无抵御的办法。
显然，曾国藩今后要想与太平军分个高下，肃清东南，拥有足以与其抗衡的水师是基本条件，但是这个活起初着实难倒了曾国藩。
以前说建立陆师不容易，现在看来还算简单的。只要像戚继光在书里讲的那样，招一批不怕死的人，再发上鸟枪和刀矛，训练一下就能凑合了。水师不行，这完全是一项庞大的再建工程，涉及技术瓶颈、经费筹措、水勇募练，可以说任何一项都没有先例可循，而任何一项也都足以使主持者烦恼到生不如死，其艰难程度，可以用曾国藩自己的比喻来形容：“像蚊子去背起大山，如虫子去渡过大河。”
可是他没有退路，哪怕是“精卫填海、杜鹃泣血”，也得一桩桩、一件件予以解决。
首先得有战船。真正的战船是什么样，没人见过，在两湖地区，就从来没有战船的影子，也没有一兵一卒曾服役于水师。翻书，书里也没现成答案，自古以来，中国人打仗大多在陆地，除了难得一见的赤壁大战，有关战船的记述很少。
曾国藩的脑子里没有战船的准确概念，一开始他甚至想用木排来予以代替。按照他的想法，木排容易，伐一排木头编一起就行了，而且这东西又轻便又灵巧。太平军的战船高，看不到木排，船炮只能仰射，又打不着木排，多好啊。
可是一试验，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人家船只根本就不用打炮，光挤就能把你给挤没了，更挠头的是，木排很难逆水而上，以后去南京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