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为什么能够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呢？原来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写每天记，白天的每一件事甚至是一个念头都不放过，然后再对照理学的道德标准进行自我批评，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要“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
曾国藩照这个方法苦修。可他也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人，平时也会骄傲，也会冲动，包括看到漂亮女人，也免不了会偷着瞄上几眼，而这些都是事后必须反省的罪过。
曾国藩把日记送交倭仁批阅。倭仁看过之后，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他：“老弟，你要想上个境界，就得脱胎换骨，重换一个人啊！”曾国藩悚然汗下，无地自容。
除倭仁外，曾国藩还曾拜另一位以学问见长的理学大家唐鉴为师。倭仁、唐鉴虽然学问深厚，但事功方面都没有做出什么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这缘于他们或只注重自我精神修炼，或只专治古学，不问时事。曾国藩则不一样，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虽然暂时无能力左右时政，但始终没有忘记审察大势和研究国计民生。比如唐鉴告诉他，为学有三个门径，曰“义理、考核、文章”，此外还有一个是经济之学，大致相当于陶澍、林则徐、魏源等人研究过的实学。当时实学还被包括在义理里面，算不上一个大门径。曾国藩的创新之处，在于把经济单独列了出来，使实学走向经世实学，成为他继理学精神之外，赖以开创事业的另一镇山之宝。
学术之目的在于致用，至此，曾国藩已经完全具备了能力，只等命运的召唤。
1852年7月，四十二岁的曾国藩被钦点为江西乡试正主考。自离家赴京，他已经十四年没有回去了，于是赶紧向皇帝请假，请求在乡试结束后能让他顺道回老家探望父母。
9月，尚未归家的曾国藩忽然听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这让他既吃惊又悲痛，急忙穿上孝服，乘小舟溯江西上。
在路上，曾国藩就知道了太平军进入湖南境内，并正在围攻省城长沙的消息。他回家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个月后，他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老家湖南湘乡，为母亲举办了丧事。
这时整个湖南的气氛都异常紧张。自大清国建国以来，包括两湖地区的内地已保持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期，人们从没有看到过这样兵荒马乱的景象，一时谣言四起，恐怖情绪到处蔓延。尽管太平军还未能攻破长沙，湘乡周围也未见到过太平军的影子，但扶老携幼以逃兵灾的人家仍随处可见。
曾国藩哪里也不想去，他要在家好好地给母亲守上一年孝再说（当时惯例，母亲死在父亲前面，守孝期为一年），而坚持不懈的理学修炼功夫，也使他得以在外界一片纷扰的情况下，仍能做到镇静从容，处变不惊。
能在乱世中沉得住气，自然是条汉子，加之曾国藩又是有名的达官学者，仅凭声望就能压得住阵脚，正值湘乡成立团练，当地县令和曾国藩的一些师友便都盛邀他出来进行主持，但被曾国藩婉言谢绝了。
除了一心守孝外，曾国藩对能不能办好团练也没把握。毕竟纸上谈兵和真正的行军作战不是一码事，万一弄砸就不好了。
可是团练这件事似乎盯上了他，第二年，咸丰亲自来招呼了。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咸丰谕旨，咸丰任命他为湖南帮练大臣，要求他到长沙协助督办团练，以便“搜查土匪”。
皇帝的谕旨让曾国藩很为难，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离家。当初在听到母亲病逝时，他就自怨自艾，认为是自己修养不够，有虚名而无实学，所以才没能给母亲带来应有的福祉，守孝一年，起码能给内心带来一丝慰藉。现在才两三个月便要脱去孝服，离家远去，于人于己都无法交代。
其时太平军已经离开长沙。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既然拿不下长沙，要攻打其他城市自然也不容易，或许过不了多久，便能被官军一举剿灭，他曾国藩只是一个文臣，未习兵事，就不要去出洋相了。
尽管在谕旨上，咸丰希望曾国藩一定要尽力，“不负委任”，曾国藩还是写了封上疏，恳请让他继续在家守孝。上疏写好尚未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太平军攻破了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