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洪教主病了，整整七天躺在床上起不来。七天后，他告诉人们，他在冥冥中见到了上帝，上帝预言未来人间将有大难，只有拜上帝的人才能得以豁免。这时候洪秀全的身份也变了，不再单纯是一个民间教会的教主，而成了天上的皇族成员。在他所谓的天上皇宫中，上帝耶和华相当于皇帝，耶稣是大阿哥，他是二阿哥，同时还背负着消灭世上一切鬼怪与偶像，在人间建立“天国”的重大使命。
在民间社会的圈子里，拜上帝会开始有了知名度，教徒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但它的真正走红，还是拜土客之争所赐。
所谓土客之争，即土著与客家的纠纷。客家人是因战乱而从中原迁移至南方的外来户，一直保持着其原有的语言与风俗习惯，在文化上很难与本地土著相融，但生存意识却又使得他们比土著更加搏命，所谓“多野心，好出头”，种田的想做士绅，当学徒的想做老板，还有想当领袖，当皇帝的，不一而足。比如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领导成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客家人。
对土著来说，客家人就仿佛是来抢他们饭碗的犹太人。双方经常发生各种规模的族群械斗，这也使得两广民风更加剽悍难制。徐广缙在调查广东民情时就看到这一点，但他手腕高明，善于引导，而广西官吏，从知县到巡抚，不是明哲保身的“模棱官员”，就是毫无治理能力的庸吏，面对着土客双方堆积如山的状纸，只能束手无策，听之任之。
政府不管，便只能自己解决。一开始，敢于拼命的客家人占得上风，把土著打得够呛，但是很快土著就扳回了局面。
按照规定，客家人要在本地落籍二十年以上，才能参加科举考试，所以一般士绅都是土著子弟，他们有条件建立和控制团练，而有组织的团练，显然比零散的客家人更有力量。
客家人仓皇之余，便纷纷寻求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拜上帝会的庇护，拜上帝会在打败土著团练后，反过来又增强了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韦昌辉和石达开，两人最初都属于广西客家的富户和大族，韦家还开过典当铺，称得上富甲一方，但若仅仅依靠个人或家族力量，他们都不是土著人的对手。韦昌辉因跟洪秀全一样考不上去，便花钱给他父亲捐了个监生，门口挂了块匾额，意思是我老爸考中了进士。就这点可怜的面子活，还被人检举揭发，官府以“冒充进士”的罪名将韦父逮捕入狱，最后花了几百两银子才保释出来。石达开则更惨，因在“土客之争”中吃了败仗，房屋被焚烧一空，变得无家可归。
韦、石每天都想着要报仇，经冯云山一启发，两人马上就加入了拜上帝会，当时像他们这种情况的人和家族还有很多。拜上帝会由此一炮而红，为后来的不可遏制奠定了基础。
所谓树大招风，经过土著士绅们的不断上诉，拜上帝会终于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桂平知县将洪秀全等人予以诱捕，并搜出了一大批教徒名册。
如果拜上帝会这个时刻就被破坏，也就没后来那么多事了。可是广西省府不重视，仍然以为是一般的民间纠纷，结果竟然把人全给放了，自然更谈不上按照名册对教徒进行搜捕。
这一放不要紧，犹如放虎归山，遭此一劫，洪秀全等人下定了决心要造反，随后便发动了金田起义。因以太平为号，民间称之为太平军。
李星沅一到广西，便认定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军是最大对手，应该集中优势兵力，将其“聚而歼之”。
在任命李星沅的同时，咸丰还专门为他配备了两位搭档。
第一位，代理广西巡抚周天爵。周天爵是王阳明的信徒，属于那种有着强大内心的人，他执法特别严，而且从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不喜欢的人说他是酷吏，喜欢的人则称道他疾恶如仇，有股良吏之风。
第二位，新任广西提督向荣。向荣给杨遇春当过前锋，道光时期留下的武将，除了在鸦片战争中狼狈不堪的杨芳外，就数他的名气最大，声誉也最好。
咸丰从广西发来的奏折中，已看出当地的动荡规模，要远超云南的“回民之乱”，靠李星沅一人恐怕还有些困难。他构建的李、周、向三人组合，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咸丰就是希望一个好汉三个帮，从而起到相当于林则徐那样的作用和号召力。
可是实际效果让人大跌眼镜。李星沅一人在时，尚能明察秋毫，准确判明目标，等到三人聚齐，却一下子乱了套。周天爵和向荣都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在部署军事时，每每意见相左，互不买账。李星沅想从中进行协调，但他又缺乏林则徐式的威望，周、向都不听他的，李星沅说要齐头并进或分进合击，这两人置若罔闻，仍然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各打各的。
太平军熟悉地形，官军则大多是从邻省临时调集，再加上互相拆台，导致李星沅发动的几次围追堵截都以失败而告终，太平军越打越起劲，在广西境内如入无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