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的南书房为饱读诗书、学问很高的翰林所入值，他们不参与政务，只是皇帝的学术顾问。陪皇上读书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伴读的时候你得垂手站立，时间一长会把十个手指头都站到肿，这叫“立得手痛”。此外还要替皇上抄书，抄的时候两腿弯着，结束的时候都酸痛到站不起来，这叫“写得脚痛”。
这么辛苦，收入却很少，所以咸丰很体恤这些人。据说他有一次经过南书房，看到一位入值翰林穿着很寒酸，第二天便送给他一件貂褂。
后来此君奉旨外放云南做学政，也就是主持或参与云南的科举考试。能出京做主考或学政，对于苦哈哈的翰林们来说，不啻一项肥差，主要是能收到一笔可观的“贽敬银”。
“贽敬银”是考生按贫富，多多少少凑份子送给考官的辛苦费，这不算灰色收入，在当时是光明正大的。只是每个省的经济情况不同，“贽敬银”有时相差会很悬殊。比如，在江南那些富裕的大省，期满后可得三四万两银子，再次一些的，可得万两，最苦的是云南、广西、贵州这些地方，只有区区几百两。
显然，这趟差使对改善穷翰林的经济状况助益不大，咸丰觉得很过意不去。你说在北京穷一点也罢了，难得下一次基层，又是那么一个没多大油水的省份，怎么着也应该意思一下，于是在翰林从云南期满回京后，咸丰便特意让他兼代顺天府丞。
顺天府是京城最高行政机关，掌握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刑名钱谷，府丞为顺天府的二把手。咸丰召见这位翰林时就明着告诉对方：“你以后的收入会高一些，聊以补偿你在云南的清苦吧。”
咸丰的自我要求是一定要全面超越道光，从个人修身到待人接物，再到治国理政，他都希望能比自己的父亲做得更好。每天堆成山的几万字奏折，他都要一一阅读、研究和批办。这期间，连军机大臣都插不上手，他就一个字“干”，表现出的完全是一个工作狂才有的特质，如果评他是帝国第一劳模，也一点都不过分。
道光有一段时间曾广开言路，后来就慢慢地销声匿迹，连大臣们上的一般奏折都因工作量太大而弄出了“曲线删减”的法子。到他去世前的五六年里，道光更是惧怕听到洋务或者灾荒、盗贼之类的烦心事，一句话，耳边只要清净，就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强。
因为这个缘故，军机处以穆彰阿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也就投其所好，常常报喜不报忧，拿道光当“大观园里的贾母”侍候着，一天到晚光讲一些好听的给他听，导致言路闭塞，朝廷对很多外面的情况都不了解，积累了不少问题。
咸丰要从这里开刀动手术。1850年3月，他发布上谕，下诏虚心求言，声明“凡用人行政一切事务”，均可据实上书。
皇帝有诚意，臣下们也就有了动力，进言奏折如雪片一样飞到“工作狂”的案头。咸丰从中了解到了此前父皇了解不到，或不愿了解的情况，比如各地官府的陋规弊政，盗贼草寇的蜂起云涌，财政开支的捉襟见肘。除汇报实情外，进言者也往往会相应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纳谏者的水平和眼光，你如果自己脑袋里就是一团糨糊，没有主见和分析判断能力，看不出问题症结所在和办法的对错，到最后仍然只会是一屁股糊涂账，等于做无用功。比如鸦片战争时的扬威将军奕经，说要人家献计献策，结果收到超过四百条“策”，却没一条“策”派上用场，完全成了一个大笑话。
经过杜受田长达十几年的悉心教诲，咸丰已具备较强的理政能力。他可以从片言只句中看出进言人的思路，从中吸收好的办法，同时也能够针对问题，拿出自己的解决之道，甚至还可以引经据典地对他认为不妥的建议进行驳斥，而被他据理驳斥的人中赫然就有造诣极深的理学大师。
最后，咸丰从所有进言中挑出十多篇上乘之作，其中最为他看重的是礼部侍郎曾国藩的奏折，咸丰大加称赞，特传旨褒奖——从曾国藩日后的作为上，也可以想见咸丰当年的学识水平和功力了。
求言之外还要求贤。咸丰下令从各部到各省，都要积极保举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对于报来的推荐名单，咸丰一一推敲，从中筛选出他认为符合条件的人选，并传旨接见和起用。
咸丰一手发起的求言求贤运动，一改道光末年政坛死气沉沉的局面，他所推出的种种举措虽说还难以从短时间内厘清弊政，但已经让人看到了希望。
接下来，年轻皇帝马不停蹄，又把矛头指向了大清国的另一最大弊病——“模棱”。
道光时代有两个最大的“模棱宰相”，前期是曹振镛，后期便是穆彰阿。穆彰阿出任首辅十多年，基本以曹振镛为榜样，他每天被皇上召见，但是很少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就是你问上几句，他也一定要察言观色，迎合着你的意思说，有问有答，还不伤人。
穆彰阿因为模棱得有水平，所以得以继曹振镛之后成为政坛不倒翁，道光就把他像曹振镛那样供在朝堂之上，然而到了咸丰一朝，吃不开了。
滑头没变，会看脸色没变，多磕头少说话的原则也没变，主要是听他说话的人变了。咸丰从师傅杜受田那里听到的是真知灼见，从穆彰阿这里却什么也得不到，偶尔交谈那么几句，对方也前言不搭后语，跟在念《三字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