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当时英法两国正在黑海同俄国争夺出海口，为此三家闹得不亦乐乎。到港的这艘英军军舰跟中国完全没关系，它要去的地方是中东，路过香港，仅仅是为了给中国人一个下马威而已。
英国政府这个欲盖弥彰之计，反而使徐广缙的决心更加坚定，他继续利用民间力量对文翰施加压力，其中最厉害的当然还是“十万长城”。
为了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在徐广缙的暗中支持下，乡勇们晚上倾巢出动，由士绅首领带头，排成一字长龙，拎着灯笼进行示威游行。游行时，广州城头点满火烛，火烛与灯笼相互交映，宛如白日。
如此热闹，广州城外的英国商馆想装不知道都不可能。英国佬架上望远镜，看到镜头里游行人群的灯笼就跟天上的繁星一样，数都数不过来，这让他们瞠目结舌。
老百姓可不是官府，他们不会跟你讲道理，觉得不爽，没准儿立刻就会乘着天黑跑过来把商馆给拆掉。商人们因此惊恐万状，每天黄昏还没到，就急急地催促雇员关门，暂停交易。随着交易量的减少，货物出现积压，都运不出去。英商十分着急，他们联名给文翰写去公函，扬言要英国政府承担损失。
在文翰与徐广缙的较量过程中，双方都在不停地向各自政府进行汇报。与徐广缙的奏折相比，文翰的报告更细，连几个月来购买了多少文具，都没忘记向内阁报个账，这个细节自然也不会漏掉。
他的上司、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开始打退堂鼓了。此前徐广缙在交涉中一再强调，不是中国官方不愿守约，而是广州居民有强烈的反英倾向。“十万乡勇游行示威”，毫无疑问给巴麦尊留下来深刻印象，让他认为徐广缙的警告并非空言恫吓。
另一方面，正如徐广缙所得到的情报所言，在国内矛盾、中东争端等诸多问题的困扰下，英国政府不仅不可能像鸦片战争后期那样从印度大规模抽调兵力，就连对在港军队进行动员都颇费踌躇。
在巴麦尊发给文翰的指令中，终于同意搁置进城问题。
没有上司相逼，文翰算是松了口气，然而冒险的欲望也几乎在他体内同时发酵：我为什么不尝试再逼一下中国人呢，假如成功，那就有得牛皮可吹了。
因为巴麦尊的搁置有一个前提，即中方不再发生明显违约或出现重大外交破绽。假如有后面的情况发生，巴麦尊仍有把握说服内阁向广州出兵。于是，文翰也硬着头皮死撑。
这是一个相互顶牛的过程，文翰等着徐广缙露出破绽，徐广缙则挖空心思，想着怎样才能再将一军，以将对手完全逼退。
1849年4月1日，徐广缙通知文翰，朝廷谕旨已经到达。一直以来，文翰都在苦等这道来自京城的圣旨。文翰清楚，如果中国皇帝决定打开城门，徐广缙作为地方官员是不敢抗命的。
徐广缙大打情报战，文翰也在四处钻营。商馆的情报过于滞后，他又把手伸进总督衙门，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情报网。
徐广缙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当时起草发出的奏报及皇帝的谕旨，的确无人能够从中刺探，但是按照大清国公务制度，所有这些文件过后都要抄录副本存档，时间一长，文翰就从中找到了漏洞。他派人收买衙门内负责保存档案的低级文员，规定只要抄出副本，即给予重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道光先前同意英人入城的圣旨副本到了文翰手中，并已翻译出来。只不过文翰看了半天，仍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徐广缙曾多次言之凿凿地告诉他，并没有收到最新旨意，若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文翰很难排除“线人”为领赏而弄出假圣旨的嫌疑。
现在，徐广缙说圣旨到了，让他确证了自己的怀疑：如今的“线人”真不厚道啊，为了点钱，连圣旨都敢伪造。
可是这道真圣旨带给文翰的，却是一道晴天霹雳。圣旨上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保国，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
建广州城干什么？是用来保卫老百姓。为什么要保卫老百姓？是为了保卫国家，所以老百姓的意愿最重要，绝不能违背民意而顺从外国。结论是，既然广东老百姓都不愿外国人进城，那你（指徐广缙）就不能违背民意，硬性逼迫。
徐广缙拿着圣旨，变得理直气壮：“你看看，我早就说了吧，这种事得请旨才能奉行，要是我同意你入城，就是犯了欺君之罪，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等了这么长时间，等到的竟是如此一个答复，可把文翰给郁闷坏了，但他还不知道，他其实被人骗了，而骗他的人，正是徐广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