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槐做官时间长了，浑然忘了自己身处何方，除了继续重复他的要求外，还把牛鉴抬了出来：“我可是牛大人派来的！”
张喜在旁边听了一咧嘴，真是恨不得从船上跳江里去：你以为是在你当官的那一亩三分地里啊，把两江总督的名片一亮，小老百姓都得吓趴下？
果然，马儒翰的脸唰地就拉了下来：“你是牛大人派来的？不好意思，璞鼎查爵士并没有派我跟你搭话。”
眼见气氛有结冰的趋势，没准马儒翰回过头来，又要起“赎城费”也说不定。张喜赶紧起身打圆场：“徐大人对公事一向慎重，没有别的意思。”说完便把话题绕到启动谈判上，开始与马儒翰逐一敲定出席谈判的人员和细节。
张喜已经拼命把话题扭过来了，偏偏那个徐家槐仍然拎不清，竟然自己和马儒翰扯起了三百万两“赎城费”的事，连马儒翰都听得冒了火：“你以为我们大英帝国稀罕你那三百万两吗，哼，我船上有的是银子！”
徐家槐的地位远在张喜之上，碰到这么一个又蠢又犟的官，张喜也是毫无办法。幸好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官员，见此情况，帮着又拉又拽，才算让徐家槐闭了嘴。
当张喜等人起棹回城时，远远看见英舰更换了进攻的号旗，而登岸的英军也陆续回船。
在南京城里，几乎没有人敢入睡，得知英军退去，皆额手称庆，其中就包括刚刚到达的耆英。几个位高权重的大吏早早就在府中坐等，看到张喜，他们均起立相迎：“辛苦辛苦。”
在这些人眼中，那个曾经为之不屑的下人俨然已成了一尊神，不由得他们不敬。
1842年8月12日，按照与英方的约定，耆英、伊里布再派张喜前去英舰谈判，并在照会上正式赋予他谈判之权。这时全南京城的大小官员可以说都指着一个张喜了，使得他这个原本只能跑腿传话的角色，真正上升为两国间的谈判代表。
南京号称火炉，此时又正是炎夏，舰船上十分闷热。英方谈判代表马儒翰提议将谈判地点移至南京城外的镇海寺，张喜随即赶往镇海寺去做准备。
镇海寺是明成祖朱棣为嘉奖郑和航海而建立，遥想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曾是何等热闹和风光。未承想几百年后，轮到人家航海过来，反而迫得你低头签约，历史的底牌仿佛永远无法让芸芸众生猜透。
留给张喜准备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小时，但细节上的事本是这个“极品家丁”之所长。他很快就料理好了一切，甚至还考虑到，英国人此来会不会惊扰地方，因此特地派当地“地保”一家家去打招呼，告诉老百姓，高鼻子洋人们是来谈判的，不必惊慌逃难。
马儒翰、罗伯聃等人来了，他们详细出示了谈判条件，包括“割地赔款、五口通商”等诸项。在张喜的权限和能力范围内，他所能争的并不多，拿起笔算了一下，英方索赔共有三千万，就在这里面做做文章吧。
三千万这个数字有三个类别，一是被焚鸦片的赔偿，二是军费赔偿，三是“商欠”，在此之前，英方在广州的贸易都需经过中国的十三行，所谓“商欠”，是指十三行历年拖欠英商的货款。
张喜便从“商欠”着手，表示“商欠”是十三行欠下的债务，现在要政府代还，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得查询过之后才能弄清楚。
查询得需要时间啊，英国人耗不起时间，而且西方的强盗逻辑也有它的一套核算标准，并不是完全的漫天要价。马儒翰觉得有必要做些让步。
见对方心有所动，张喜趁机说：“贵国来意，我最明白不过，是来要求经商做生意的，又不是来抢劫。据我所知，贵国素称富饶，决不会为点小钱而大动干戈，现在既然允许通商，彼此和好，那就皆大欢喜了。我看，如果把赔偿鸦片之类全抹掉，你们也不会不高兴吧？”
马儒翰连忙打断他：“鸦片赔偿是政府要还给商人的，商欠是政府得交还商人的，这两类都不能少。若实在不行，只有减免军费赔偿。”
一番杀价之后，三千万改成了两千一百万。谈判临近结束时，双方约定第二天再谈，到时中方要将道光皇帝“便宜行事”的谕旨带来，而英方也会出示维多利亚女王所颁的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