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英军从十三门蜂拥而入，青州兵挺身上前。有的勇士手持长矛，一家伙先挑了一个，来不及拔出，又挑着尸体刺倒了另一个英国兵，短兵相接处，犹如当年的赵子龙附体。
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仅靠青州兵难以将英军驱出城外，城内英军越来越多。得知城陷已成定局，海龄一把火点燃都统署，然后带着全家人自杀了。
失去指挥的青州兵不肯放弃，他们率领京口兵在城内列阵，与英军展开巷战。面对英军更胜一筹的火力攻击，京口旗兵率先不敌，被迫选择了后撤。
能够坚持到这种程度，京口兵已经相当不易，可青州兵仍然很生气，对之大骂：“你们不敢交锋，难道在我们屁股后面助助威都没胆吗？”
青州兵“悉力死拒”，拼着命作战，到实在力不能支时，才夺门撤退。
鸦片战争以来，从广东到福建，从浙江到江苏，在所有海防重镇中，镇江设防最为薄弱，英军投入的兵力也最多，但这里的抵抗又最为激烈，英军遭到的损失也最大，总计有172人伤亡，其中42人战死或失踪，其伤亡率相当于除乍浦之战外历次战斗的总和。
八旗兵付出了伤亡近五百人的代价，也就是说两三个八旗兵即能拼掉一个英国兵，这份成绩单在近代史中相当瞩目，青州八旗因此一举成名。
道光留恋满语是有道理的。保留着传统的八旗驻防军总算没有给这位满人背景的皇帝丢脸，让他在长久的挫败中好歹也找回了一点自尊。在相关奏折中，道光曾御笔批示：“不愧朕之满洲官兵。”
可是不管八旗兵怎样豁出性命，镇江还是丢了。镇江处于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之间，乃漕运之枢纽，占领和控制这里，也就等于卡住了道光和整个帝国的咽喉，因此从军事角度上来说，镇江沦陷就已经决定了中英之战的胜负归属。
1842年8月2日，英军主力溯江而上，直指长江上的核心城市南京。牛鉴与耆英等人连连上疏，请道光下旨议和，以拯危局。情急之下，牛鉴顾不得忌讳，声称“危迫实不可言”，情况危急到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要皇帝“速速定夺，以拯民命”。
即使在英军兵临南京城下的这一刻，道光仍然在幻想战局出现转机，这样的话才可能保证“先剿后抚”的效果，也才能在谈判中争取到地位。可是牛鉴的话表明，他的想法是有多么的不切实际。
“以拯民命”四个字已经触碰到了道光内心的底线。作为皇帝，他得对整个帝国负起责任，不能破罐子破摔，而在战争看不到一丝一毫取胜希望的前提下，越早结束，损失才会越小，这正是当年他的爷爷乾隆征讨缅甸时留下的教训。
在给耆英的旨意上，道光告诉对方：“两年来，沿海百姓频遭战火蹂躏，朕实在于心不忍，与其兵连祸结，不如息事安民。”
他屈服了，尽管很不情愿。
道光松了口，但让南方官吏纠结的是，英国人却拒绝跟他们谈和。
道光年间，从来没有天生的“主抚派”，都是碰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后才不得已改弦更张。比如耆英就是这样，鸦片战争爆发之初，他在加强海防方面不遗余力，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主和的气味儿。发生思想转变，是到了前线，亲眼见识英国人“船坚炮利”之后才开始的。或许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耆英还待在大后方，没准“主剿”的论调仍然喊得比谁都高。
耆英是努尔哈赤的后裔，属于皇室宗亲，他跟琦善一样，都不用读书，全是靠荫生才当了官。不过这个人似乎天生就很会做官，连教师爷都不用请，朝廷的“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他做过四个部门的尚书，一个部门的侍郎，前前后后担任了五十多个职务。
大概因为官做得太多太大，什么世面都见过，无形中也把耆英的胆子给弄壮了。在南方主和的官吏中，牛鉴虽然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但道光不发话，他还不太敢擅自行动，耆英正好相反，他明里不跟皇帝争论，私下里却我行我素，称得上是胆大包天。
在道光三令五申，要求弃“抚”从“剿”的那些天里，耆英从没有放弃他的“羁縻”努力，一路都追着英军递送书信。在他那里，道光的“主剿”谕旨形同空气，想理就理，想不理就不理。
这么多年官做下来，老官僚自有一套应付上级的办法。英军回复他的照会，他会从里面挑字眼，然后进行包装。在他笔下，英方的强硬态度往往会变成“言词恭顺”“深知感激”，反正是一副软沓沓的孬种样，其做法颇近似于靖逆将军奕山。只不过奕山还是打了败仗，实在没法交代时才走了文学道路，耆英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文学青年，随时随地都有创作灵感，可以把假的说得比真的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