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一开，“石壁”首先引起英国人的注意，他们对这种防御工事的防炮能力和坚固程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名军官夸张地描述说，对着“石壁”放炮，就算放到世界末日，都伤不到里面的守军。
发现正面打不垮“石壁”，英军再次祭起“侧后包抄”这一战术。要说颜伯焘对广东情报是搜罗得很全的，对此早有防备，但要命之处在于，他也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广东方面宣传的当。
从沙角之战到横档之战，再到广州之战，英军每次都从侧后发动袭击，但中方的口径从来不说是英军袭击，都说是“汉奸”所为。汉奸能有多少能量呢，适当提防一下就行了。于是颜伯焘虽守了侧后，但是派去的守军不多，也没有添置火炮，当英军主力来袭，只能以鸟枪、刀矛、弓箭甚至石头来匆匆抵挡。
半小时之内，足足耗去颜伯焘半年心血的“石壁”体系便散了架。目睹这一场面的颜伯焘痛彻心扉，禁不住与身边的官员一起大哭起来。
他不能不哭，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从来没有想到过后退，但仍然被打败了，这个败还不是光荣的败，是毫无尊严和骄傲的败。战后统计，守军减员达三百多人，包括总兵在内的将领就战死了八人，而英方伤亡仅有十七人，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颜伯焘痛骂过奕山的无能无耻，可当败局已定，他也只有仓皇跑路的份儿，因为他的勇气早已被无声吞噬，剩下来的只有惊慌和不知所措。
在这无比现实的世界里，不管你曾经怎样豪情万丈，一旦剥开假面，其实亦不过是命运的傀儡或弃儿罢了。
9月13日，道光收到了厦门失陷的奏折，他这才清醒过来，知道战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继续，遂赶紧谕令其他沿海各省加强防范。
这个时候璞鼎查已经奔着浙江来了，负责浙江军务的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裕谦和琦善一样，都是满蒙贵胄出身，但他这个家庭实施的是完全汉化的读书教育，这使得裕谦从小就规规矩矩，读书考试一样不少，之后考中进士，更成为上层八旗子弟中值得夸耀的例子。
裕谦在官场中也属于二线人才，比较勤勉，就是天资差了点儿，始终干不出什么值得夸耀的政绩，这导致他一直升得不快，老在知府一级徘徊。
正是鸦片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裕谦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道光将其破格擢升，短时间内连跳几级，以钦差大臣直接署理（也即代理）两江总督。在给裕谦的谕旨上，道光写道：“朕只有早早晚晚地候着，等你报来捷音了。”
脑子不活络的人往往更容易认死理，裕谦就是这种人。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还要超过颜伯焘，那是真打算以一死来报君恩的。
裕谦堪称林则徐的超级粉丝，他对林则徐十分崇拜，不仅和颜伯焘一道，一有机会就为起用林则徐鼓与呼，而且时时处处都向林则徐学习，学他的耿直不阿，学他的强硬立场，几乎形同于林则徐的影子，被公认为自林则徐被撤换后“主剿派”的当然领袖。
“主剿派”的对立面自然就是“主抚派”。同为八旗子弟，裕谦最看不起也最憎恶的人却正是当时在广州“主抚”的琦善。他曾第一个上疏弹劾琦善，并列出了琦善的五大罪状，说琦善自以为得计，其实不过是被英国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个小丑，这种头号奸臣早就该下课了。
裕谦的奏疏轰动一时，大长“主剿派”的志气，连他的偶像、被革职的林则徐都为之击节赞赏，还对这篇“名疏”予以了亲笔抄录和评点。
一个裕谦，让“主抚派”的官员个个抬不起头来。奕山敢欺瞒皇帝，却不敢得罪裕谦，论地位，他并不比裕谦低，但还是毕恭毕敬地写来亲笔信，信中一再解释自己的苦衷，话语中甚至不惜讨好求饶，就怕这位“大忠臣”来了性子，会抓住他不放，让他也跟琦善一样倒霉。
在裕谦的任职范围内，不需要道光提醒，他从来没有放松过迎击英军的准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精神上的准备。
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期间，由于严重水土不服，曾像香港时期一样遭遇大病疫，共病死四百多人，当时大部分做了就地掩埋处理。裕谦上任后，让人全部掘出来，先“鞭尸”，然后或挫骨扬灰，或投入大海。
这是对死的，活的也一个都不放过。抓到“通夷”的汉奸，斩，捉到零星的英国俘虏，杀，不给情面，不留后路。如此狠辣，裕谦就是要让众人知道他有进无退的决心和意志，断了部下们的首鼠两端之念：“我做得这么极端，英夷一定恨死了我们，所以你们别想再玩暧昧，更别企图搞什么谈和，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死战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