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这个错觉说起来还不能全怪他，甚至不能全怪说谎话蒙人的奕山，与义律也有很大关系。
义律的北上军事计划推迟了。本来六月份就要出发，但是军中流行疾病，连海军指挥官都病死了，躺倒在床的超过千人，远远超过虎门、广州之战中的死伤人数。好不容易熬到七月，恢复了一点元气，又刮起台风，停泊在香港的英军舰队遭到重创，包括义律的座船在内，共有六艘军舰沉没，其他舰船也不同程度受到损伤。
等台风过去，义律正要率军北上，却接到命令，他被免职了。义律下课跟杨芳和奕山无关，他其实是被琦善给抱着同归于尽的，出处就在那个从没被认可过的“穿鼻草约”。
当爵爷因为这份“史上最晦气的谈判草案”而被革职问罪的时候，义律也正被自己的政府骂得狗血淋头，外相巴麦尊甚至指责义律简直单纯到不可思议：“我们的海军舰队已经赢得了完全的胜利，可是你看看，你弄来的都是些什么烂条件！穿鼻草约里答应的那点银子，连赔商人的鸦片钱都不够，想不通你这个白痴怎么会坐地就答应。”
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召回义律，命令早下了，只是因为通信原因，相关文件才姗姗来迟。代替义律的是璞鼎查爵士，他的风格与义律完全不同。义律长期跟中国官员打交道，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就没怎么被中方待见过，所以姿态一直放得很低。璞鼎查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殖民主义者，相信大炮就是真理，而且义律的下场无疑也给他敲响了警钟：软不得，只能一硬到底。
1841年8月21日，在璞鼎查的指挥下，英军扬帆北进，目标直指福建。福建的最高长官原先是邓廷桢，但邓廷桢因协同林则徐查禁鸦片，所以在处分林则徐的过程中也受到牵连，早已被革职问罪。正是在这个时期，道光碰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随着林则徐、邓廷桢这些人靠边站，海防前沿一时人才奇缺，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不管皇帝此前如何挑三拣四，但有一个事实连他也不能不承认，那就是林、邓都属于第一线的能吏，所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找一个后继者，何其难哉。
没有一线，只能找二线，道光调颜伯焘接任邓廷桢的闽浙总督一职。颜伯焘家世显赫，从爷爷到父亲都做过一品大员，但汉人高干家庭不同于满人，没有叼着奶瓶就能当侯爵的道理。颜伯焘是堂堂正正的进士出身，然后从翰林院编修干起，累官升至云贵总督，从而给这个官宦世家又增添了几多荣耀，被称为“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
居官期间，颜伯焘曾让人刻一“官箴”石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上云：“公生明，廉生威”。这是前人句子，并非颜氏首创，但听起来煞是大义凛然。
如果你据此以为颜伯焘是个清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非但不“清”，还贪得很，所谓座右铭只是给别人看的。颜伯焘后来被革职还乡，那排场简直惊煞个人。光给他抬东西的杠夫就有六七百人，跟随左右的家属、仆人、杂役粗看一下，则有三千多，吃饭的时候，每天都要摆上四百多桌酒席，几天之内就花掉了上万两银子，简直比大观园的贾府还要奢侈。这还是在免了职的情况下，在任时是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颜伯焘是贪官不假，但退一步说，能做事的贪官总比不做事的庸官要强，而颜伯焘属于前者。史书记载，颜伯焘“娴习吏治，所至有声”，虽然不能跟林则徐相比，却也绝不是一个烂角色，当然更重要的是，林则徐他们曾经站过的位置空了下来，急待添置人手。
作为伯乐，既要识人，也要知道如何把对方的能量完全调动出来。道光一向把德放在首位，对官员摆排场花大钱十分痛恨，但在颜伯焘进京请训时，他对这些一句未提，反而三天之内五次召见，一遍遍地鼓励新任闽浙总督“认真整顿，勉力而行”。
就是简单的这么几句话，差点没把颜伯焘撩扯得当场大哭，那印象真是刻骨铭心啊！
什么叫隆恩？这就叫隆恩！颜伯焘固然很贪，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发誓要做一个忠臣，一个粉身碎骨，也要报答皇帝知遇之恩的忠臣。
在颜伯焘去福建上任的途中，英军还未撤出定海，他听说奉命“主剿”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迟迟缩缩，不敢进兵，不由大为生气，当即上奏道光，要求重新起用林则徐，与伊里布一起负责“剿办”。
伊里布是颜伯焘过去的老上司，也算对他有恩，颜伯焘这么做摆明是不给对方面子，但他不管这些，因为他现在心里装的全是道光交托给他的使命，谁挡路，拍死他！
闽浙总督的任所在福州，但是颜伯焘没待几天就走了，他要去厦门。原因是广东方面传来消息，说在英国人想要开辟的通商口岸中，厦门已经榜上有名。这让颜伯焘敏锐地感觉到，如果英军要进犯福建的话，这座良港将首当其冲。
在离开福州时，颜伯焘将其他所有事务都一股脑儿移交给了福建巡抚，从此一门心思地投入厦门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