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中记载，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杨芳曾派人全城竞购克敌武器，这些所谓的武器既不是枪，也不是炮，而是一只只马桶！
马桶是所谓的不洁之物，在过去的所谓驱邪活动中，它是老法师的必备道具。甭管多么凶猛的魑魅魍魉，都抗不住洁癖，你只要拿马桶之类“秽物”一熏，对方指定遁地而逃。
除了马桶外，还请了法师，建了道场，扎了草人，整个是一天灵灵地灵灵，玉皇大帝来显灵的气魄。
据说，这就是杨芳穷极无聊下想出的非常规战术，更准确一点讲，叫作以非常规对非常规——洋鬼子整得这么吓人捣怪，一定是使用了“邪教善术”，那我也如法炮制，给他来个“以邪制邪”。
类似的段子很是有趣，但把它拿来逗逗闷子可以，却经不住仔细推敲。杨芳怎么说也是见过世面的百战之将，不是一天到晚偷看志怪传奇的书生，再怎么瞎合计，也不至于干出这么没谱的事来。
事实是，杨芳确实收集过桶，不过并不是装大粪的马桶，而是能灌装桐油的木桶。他收集这些木桶的目的，是要置之于广州内河的木排之上，对进犯英军实施火攻。可惜的是，这些来自古典兵书的精妙战策，在近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同样微乎其微。杨芳的苦心孤诣，换来的仅仅是英军受伤八人的回报，而己方却被打得稀里哗啦，一败涂地。
说是两军对垒的生死战场，但那些英军不像在打仗，倒更像在举行一场假日郊外狩猎。
杨芳再也无计可施。或许来广州之前，他对琦善之类的“软骨头”还会诸多不屑，若是两人见了面，没准连搭理一下的兴趣都不会有，可到这个份儿上，他也总算是体会到了滑头爵爷的难处，谁都不容易啊。
1841年3月18日，英军在时隔两年后，重新占领位于广州城外的商馆，并在那里升起了英国国旗。杨芳的努力只是维持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他的英雄形象便土崩瓦解，广州也再次成为危城一座。
这个时候，打已无力的杨芳不能不想到谈，走道，还是得匀称着走。3月20日，他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准许恢复广州通商。
谈和，琦善可以，因为他是钦定的谈判代表，杨芳不行，他是军事统帅，打仗才是他该干的活，停战协定之类完全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不过事到如今，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该怎么跟道光讲，假如猛不丁地照直说出去，岂不要把皇帝和他自个都给活活噎死？
于是杨芳也捡起了文人那一套，写起了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经过一番文学加工和“合理想象”，一个又一个败仗摇身一变，全都转变成了鼓舞人心的胜仗。
在派杨芳出征后，道光的日子并不好过。大清国的运兵速度很慢，虽然征调令早已颁下，但先期聚拢广州的绿营兵勇不足三千，这三千人能否在杨芳统率下，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还真让人悬着心。
再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渴望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了，道光“日夜引颈东南”，天天都伸长着脖子，在焦急地等待前方凯旋的佳音。
佳音来了。读完杨芳的“胜利喜报”，皇帝如释重负，心里那个得劲，那个舒服，就别提了。欣喜之下，他对杨芳这位“晓畅军事”的大将尤其爱到不行：“没有我的参赞大臣果勇侯，广州还能保得住吗？”
唯一让皇帝有些不解的是，既然打了这么多胜仗，为什么杨芳不一鼓作气，把英国人全给灭了呢？
杨芳的答复是，不是我不能灭，您不是说过吗，这次一定要予以全歼，所以我使的其实是“羁縻之计”，等后续大部队到齐，再一网兜下去，管教一个都跑不掉。
听了杨芳的解释，道光恍然大悟。征调的军队还未完全集结，这个时候如果太狠，确实有可能把英国人给提前吓跑：看来杨芳你是真懂兵法啊，如果真那么做，是趋小利而误大局。你有眼光，有魄力，有计谋，待功成之日，一定要给你记首功。
道光是个打过很多仗的人，当然知道什么叫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过去平定张格尔，他就给长龄放过权，这次也决定不干扰杨芳的“从权制驭之术”，等大部队到达广州再说。
俗话说得好，丑媳妇总有见公婆的时候。经过前期的铺垫和试探，杨芳开始小心翼翼地触及实质问题，请道光对通商一事予以认可。
道光接到杨芳的这份奏折，已经是广州恢复通商将近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尽管杨芳在奏折上仍然依照从前的基调和口吻，把这说成“暂作羁縻”之计，但它骗不了皇帝，道光从梦境中清醒过来，变得勃然大怒。
如果我当时就答应了通商这件事，何必劳驾你老人家去广州，又何必费劲巴拉地调动这么多的军队，更进一步说，我又何必将琦善抓起来？
道光立即下旨将杨芳予以革职，但没像琦善那样押解进京，而是革职留任，概因道光清楚，此时正是前线吃紧之时，派得上用场的军事将领绝对紧俏，所以骂归骂，罚归罚，人还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