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虎门时，关天培已经六十岁了。
关天培胆大，也不怕死，在战绩虚妄的“七战七捷”中，这位老将军的英雄形象其实并不虚妄。眼见得身边的水师舰船一艘接着一艘沉没，惊恐的水手们纷纷跳水，作为指挥官的他奋然拔出腰刀，大喝一声：“敢退后者立斩！”
在关天培的督率下，已经破损不堪的旗舰仍然连续不断地开火，尽管炮弹根本就够不着对手。在当时的情况下，关天培几无生路，但他这种自杀式的英勇举动，却打动了英方担任指挥的义律，后者挥挥手，让下属不要再开炮，听任关天培突围而去。
如果可以坚持，关天培决不会轻言放弃，他觉得坚持不住，是沙角之战以后的事。沙角沦陷后，英军将上横档岛也围困起来。上横档岛是虎门防御体系中最关键的一道屏障，近半炮台设于此处。让关天培感到格外焦虑的是，上横档岛也有跟沙角一样的软肋，即侧背空虚，只要英军从侧背进行突破，正面的炮台就失去了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琦善喊停，正是关天培最需要的，他需要时间喘息休整，需要时间弥补漏洞，甚至如果可以实现停战，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沙角之战是守军准备最充分，表现也最英勇的一战，但结果很惨烈，使得官兵士气大挫，一部分士兵甚至因此“闹赏”，不增发饷银，就不打仗了。
谈判期间，在琦善的支持下，关天培一方面增发饷银，以鼓舞军心；另一方面，不顾英方的反对，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对炮台进行补漏。琦善的“公然抗旨”，实质上起到了拖延时间，为关天培打掩护的作用。
如果说以前与义律谈判，还有几分诚意的话，此后由于道光表明了“主剿”的态度，爵爷就只能完全靠说谎来维持了。那段时间，他不停地变换各种能想得到的招数，往往到关键时候，身体就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然后顺势要求会议延期举行。
有一次，两人连谈十二个小时，条文都重新拟好了，义律以为大功即将告成，结果竟然又让琦善忽悠了。
谈判间隙，琦善返回广州，迎接他的是两份文件，一份是道光的最新谕旨，言明会有新的“主剿”将军来广州就任，这表明他遭到罢黜只是时间问题。另一份是义律的照会，告诉他，按照两人的约定，英军已经从定海撤出，所以这次他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签字，否则再也不会客气。
两边的债主气哄哄地都来了，夹在中间的琦善再也支持不住，顺着椅子就滑了下去。这回真不是装，整个人到了天旋地转、心神恍惚的程度。
他还想再拖上两天。“重病缠身”的情况当然需要在第一时间通知义律，不然人家不知道啊，所以琦善让专使给义律送去一个照会：请个假，顺便通知会议延期。
在专使身上，另外还带了一份琦善草拟的文件，这份文件上将“只许香港一隅”，改成了“可许全岛”。琦善叮嘱专使见机行事，说如果义律见了照会后情绪不错，那就把这件“优惠”了的文件给他，继续讨洋人高兴高兴，反之，则不要给。
专使回来时，把“优惠文件”又原样带了回来——看来义律真的挺不开心，也是，一天天就这么跟个“病人”干上火，正常人能开心得了吗？
不开心，就要找别扭。义律算是给足了琦善面子，在限定时间到来后，又多等了三天，三天一过，见不着琦善的影子，他动手了。1841年2月23日，英军舰队向上横档岛进发。
虎门防御体系由关天培亲手设计，称得上是整个大清国最强大的海防工程，其特点就是形成三重门户，由分隔三地的炮台对来敌实行层层堵截，以达到御敌于广州之外的目的。不过这一设计针对的只是像“七战七捷”中出现的少量敌舰，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军舰艇的数量和攻击能力已远远超出了虎门炮台所能承受的限度。
短时间内，漏洞可以想办法修补，整体布局却无法改动。关天培只能吸取教训，争取让自己不重蹈沙角战败的覆辙。趁着琦善谈判休战，他在上横档岛侧后加建了隐蔽式炮台，并增派兵勇，以确保英军无法再抄袭后路。
可是他在补住一个漏洞的同时，另一个漏洞又被对手给紧紧抓住了，英军抢先攻占了关天培未能设防的下横档岛，并以该地为制高点，设立了野战炮兵阵地。战斗开始后，英军部署在下横档岛的野炮居高临下，火力齐开，完全覆盖了关天培主防的上横档岛，打得岛上官兵一片混乱。
中英军事上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武器和兵员素质上，技战术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要知道，在西方的近现代战争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建立制高点和凭借野战炮火实施打击，都早已成为一个常识，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倘若把背景放到冷兵器时代，关天培绝对出类拔萃，但在横档之战中，他仅仅在军事思维上，就差着人家两到三个世纪。战斗一天就结束了，关天培英勇战死，“身受数十创以殉，天下痛之”。这位老将再次以自己的无畏表现赢得了对手的尊敬，当家人领走他的遗骸时，英舰特地鸣放礼炮致哀。关于他个人命运的预言则分毫不差：“生当扬威，死当庙食！”
与沙角之战相比，横档之战输得更加无话可说，中国军队死伤三百余人，被俘千人，英军仅有五人受伤。
十多天后，琦善被革职并锁拿回京问罪，主要原因不是打了败仗，而是有人上密折，控告他“私许香港”。
曾经的“主剿派”林则徐，后来的“主抚派”琦善，最后的命运竟然都是披头散发地被装入囚车，其间相差不过几个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