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的轻蔑尚未从嘴角消失，对方就来了。1840年8月6日，英国舰队到达大沽口外。
你可以瞧不起“夷船”，但人家的船快却是个硬道理。现在别说收复定海，连防守天津都成了问题，根据直隶总督琦善的报告，天津方面根本还没来得及做好防守准备。
琦善并没说假话，因为他也是个有名的能吏。
如果要给周星驰版《武状元苏乞儿》中的“苏乞儿”找个原型的话，琦善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属于含着金钥匙出世的清朝贵族子弟，一生下来连根手指头都不用动，就已经是一等侯爵了。
别人拼着命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我们的爵爷不用那么累，托老祖宗的洪福，他天生就拥有朝廷赏赐的荫生资格。这个荫生乍一看字面，还以为是“萌生”，而做“萌生”根本不用读书，只要假模假式地考一次试，过一过场，就能做官了，果真是好萌！
琦善得到的官职是刑部员外郎，这一年他才十六岁，在大人的世界里，还是个娃娃。年纪小，又没怎么读过书，毫无疑问是纨绔子弟和不学无术者的代名词。同一个部门里面，好多汉人官员从寒窗苦读开始，胡子熬到了白，都还没能爬到这个位置，你要想让别人心理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老资格的前辈有时就不免借用工作之机，对其暗中奚落几句：“这乳臭未干的小娃娃，除了身上那件大人给披的马甲，什么本事都没有，估计官也做不长。”
你还别说，爵爷的自尊心很强，听到议论后气得不行：要面子要脸，非得做出点名堂让你们瞧瞧不可。
琦善花了三百两银子，用重金从部里请来一个退休老吏，拜其为师，专门学习做官的技巧和本事。两年期满，“尽其技”，把能学到的都学到了。
出师后的琦善果然不同凡响，从员外郎升巡抚，又从巡抚升总督，尤其是直隶总督一职，在清代督抚中最为显赫，乃疆臣之首，连两江总督都要排在它后面，至此前辈们的预言彻底破产。
尽管这样，琦善经常告诉别人的身份，仍是“本大臣爵阁部堂”——请叫我爵爷！
爵爷之所以能飞黄腾达，一方面是由于他善于“阴探上旨”，像韦小宝那样，知道怎么对上司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另一方面也与其敢于任事有很大关联。
与陶澍、林则徐之类的知识型能吏不同，爵爷走的是古灵精怪路线，所谓诡道怪行，脑子里随时可以哗啦哗啦，冒出各种各样新奇的点子，而且常常能歪打正着，把事情给办妥。别的不说，当初漕粮海运的成功，实际就少不了琦善的一份功劳，他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海运的谋划和运作，连陶澍本人也请教过这位“点子大王”。
史书上因此称琦善“明干有为，政声卓然”，是一个精明强干且有不错政绩的官员，乃至于“宣宗至赏之”，道光皇帝特别赏识他。
在道光时代，尽管“模棱官员”到处都是，但道光看人的眼光并不差，除曹振镛这些需要摆在桌面上给人看的元老外，他真正欣赏和重用的人极少是平庸之辈。
道光知道琦善在天津防务这些大事上不会，也不敢胡说八道，所以心里立刻虚了起来。他不是一个没有军事经验的皇帝，当然清楚在敌方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防务空虚意味着什么。
事到如今，不改变态度都不行了。道光告诉琦善，只要“夷船”不先开枪开炮，我们也不要急着动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双方接触一下再说。这可以算是道光的缓兵之计。因为在此之前，别说皇帝，就连浙江巡抚对英国人都爱搭不理。
琦善奉旨前往大沽口，表面是去拿懿律递交的公文，暗地里也有刺探“英夷”舰队虚实的目的。不看还好，看了心怦怦直跳，英国那“夷船”一看就知道是高吨位的大家伙，其船舱分三层，每层都有百余炮位，军舰首尾还各有一门重炮。在速度上，“夷船”更是了得，按照琦善的形容，它们不管顺水逆水，都能飞奔来去。
琦善的报告就像在给道光放一部文字版的资料片，一直困扰他的一些疑惑顿解：原来英国人的船速和机动能力根本就不是他所能估测的，即便他可以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做到几乎一步不乱；原来英国人“船坚炮利”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难怪守备本来就差劲的定海会在几小时之内就让人给解决掉；早先林则徐曾从广州发来捷报，言称海上作战“七战七捷”，如今可算知道其中有多少猫腻了，还“七捷”，要做到“一捷”都不可能。
天津之战显见得是打不了。再看琦善拿来的英方公文，这实际上是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发来的一份通牒，但你要真这么说，皇上面子往哪里搁？所以爵爷的解释是，它是“英夷”的申冤书，洋人像窦娥那样受了冤屈，连三伏天都下起了大雪，所以才不远万里上访，让您这个“大皇帝”来给他们洗冤昭雪。
洋人提出的条件也并不高，就两样，一是要“雪冤”，也就是处理查禁和没收他们鸦片的林则徐，二是要“乞恩”，请求您能够恢复广州贸易，给他们这些可怜的洋人一点活路。
话得分怎么说，这么一说，道光心里就顺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