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只是一个方面，道光并没有忽略官员的能力。在他刚刚登基称帝的那几年，除了拿自己做榜样，倡导“以德治国”外，还没忘记要虚的实的一起来，曾经大力推行实政。
所谓实政，用道光的话来说，就是要“实心实力办事”，只重效果，不求虚名。在倡办实政的大旗下，道光当起了伯乐。
1824年冬，运河大堤忽然溃决，导致运粮的漕船搁浅，这让执政才四年的道光大为不安。从皇家宫廷，到各级官员，再到驻于北方的八旗军队，其粮食大部分都要依赖于南粮北运，一旦运输卡住，大家都得饿肚子。
道光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有人提出“暂雇海运”，从海上开辟新的运粮通道。当时大部分官员都反对，理由不是说海运不可行，而是说以前没这个先例，因为谁也没见老祖宗从海上运过粮食。
道光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支持漕粮海运，并任命陶澍为江苏巡抚，具体经办此事。
陶澍就是得到道光赏识的那一匹千里马。据清代野史记载，出人头地之前的陶澍曾经非常落魄，家里穷到锅底朝天，只能靠做私塾先生度日。不过穷困潦倒也有穷困潦倒的范儿，只要有俩钱他就拿去喝酒赌博，横竖没个能混出头的气象。
很自然地，陶澍遭到乡邻们的各种嫌弃，没人叫他大名，而是直呼“陶阿二”，即陶二流子之意，体面一些的人家都不愿意搭理这个二流子。
嫌弃到后来，连老婆都忍不住了。陶澍的老婆崔氏带着哭腔对丈夫唠叨，说这破家也太穷了，简直处处戳我的心哪，这样不行，我不能跟你一块儿饿死。
崔氏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么你把我给卖了换钱，要么直接下一纸休书。
陶澍怎么也不可能下作到把自己老婆给卖了，所以只能“休”，而所谓“休”，说穿了，其实不是陶澍休崔氏，而是崔氏要踹陶澍了。这个女人反客为主，玩的不过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可怜陶先生穷得就只剩下和老婆相依为命了，让崔氏如此一逼，那真的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喝了一瓶二锅头”。
不离不行吗？陶澍只能笑着，当然是强笑着，劝崔氏回心转意：“夫人的见识也太浅了一点吧，我不过是还没交上大运罢了。前不久有算命的先生给我测过，说我日后必将发达，你不要着急，总有机会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崔氏根本听不进去：你说的交大运得什么时候，让我继续等，等成一具干尸啊！好吧，我相信你是有福之人，自然有女人可以和你同享富贵。我就算了，咱们现在就拜拜，但愿出去后，真能听到关于你的好消息。
在老婆的催逼下，陶澍迫不得已，只得离了婚。很多年后，他进京赶考，得中进士，此后一路升迁，真的做到了朝廷大员，据说他那原来的老婆听到后，把肠子都给悔青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传奇。科举纵有千般坏处，但它毕竟可以使一些生活在底层的寂寂无名者实现咸鱼翻生，从而施展其才华。
陶澍不同于范进那样的迂腐之辈，年轻时所传闻的喝酒赌博，也并不能遮掩他那一颗济世之心。早在不得志时，他喜欢读的就是一些经世致用的“野书”，别人看着都为他着急：你赶快看点“正经书”，争取考个状元什么的吧！
陶澍不慌不忙，而且还能洋洋洒洒地给你说出一番道道：“我们读书人的使命是什么，不光是求得荣华富贵，还要转变国运世运，所以我看这些书是有用的。”
如果你还是“陶阿二”，这番高论就只能自说自话，但当陶澍真的做官后，这些曾为大部分士人和官员所轻视的学问，果真令其大放异彩。
古人讲究忠孝节悌，对符合这一要求的“感动帝国人物”，朝廷不仅会下旨表彰，还会按人头下发材料费，用于建造牌坊。各个省的孝顺儿子、乖巧弟弟虽不多，贞女烈妇总是不少，材料费加一块就成了一个不小的数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笔钱往往被办事的人所贪污吞没，反过来又狮子大开口，向当事人勒索修牌坊的钱，而材料费也由三十两被无端地提到了百余两之多。
陶澍初任江苏巡抚时，便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想出一个妙招：索性合并同类项，把你们那贞女烈妇啥的凑一块，我统一给你们建一牌坊得了。
第一块牌坊，上面有五百多人；第二块牌坊，三千多人，既为国家省下一大笔钱，又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何乐而不为。
陶澍在自己的辖区内施行后，还怕别的省不知道，特地将这一做法刻印成册，让各省仿照推行。这件事情尽管看上去不大，但却是其他墨守成规的同僚所不愿尝试的，由此也可见陶澍为政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