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不同于希腊其他城邦国家的地方是，它是来自北方的多利安民族入侵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斯巴达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后很长时间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泾渭分明。而其国内的等级制度又因吕库古实施的改革而稳如磐石、坚不可摧。
从奥林匹亚举办第一届运动会算起，公元前8世纪接近末尾的时候，人们迎来了第15届运动会。这时，斯巴达出现了一位名叫吕库古（Licurgos）的男子。在这里我只能用公元前8世纪接近末尾来表达，因为进入“古典希腊”之前，希腊尚处于传说中的世界。在依赖传说和代代口耳相传的时代，要获得准确的信息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某人出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或长相如何了。
此人不是国王，但是社会地位应该很高，其学识之渊博深得斯巴达人的尊敬。
大约过了中年不久，他开始周游列国。当然，他不是漫无目的地旅游，而是带着明确的目标进行考察。据说他游遍了东地中海的波浪能够冲刷到的所有地方，更别说当时的大国埃及了。回国后，他制定了为数众多的法令。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吕库古改革”。
后世研究者中，很多人将吕库古改革称为“改革”（reform），而我认为应该用“宪法”（constitution）治国来表述更准确。
因为改革的前提是已有相关法律存在。但是，吕库古之前的斯巴达只有惯例，没有可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有雅典随后进行的“梭伦改革”，因此才取名为“吕库古改革”的吧。但是，梭伦的改革是“改革”，而吕库古的改革实质上是为斯巴达制定了“宪法”。吕库古的“改革”不仅明确了斯巴达的国体，还规定了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
之后，斯巴达人开始频频使用“守法”一词，意思是遵守吕库古“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法律。
吕库古没有改变斯巴达特有的社会阶层。非但没有改，反而让这种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
城邦国家斯巴达有“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希洛人”。斯巴达人是入侵斯巴达后定居于此的征服者，庇里阿西人指归顺或早早向入侵的斯巴达人投降但未能进入统治层的人，希洛人则属于最下层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居住地不同，分工明确。
斯巴达人——唯一享有公民权的群体。他们只负责军务。因为是城邦国家的公民，所以他们有权参与国政。所谓的“斯巴达公民”，指的就是他们。
庇里阿西人——生产、制造并向斯巴达人提供所需物资的群体。他们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无权参与国政。但是，作为主要战斗力斯巴达战士的辅助战斗力，他们有时也要上战场。他们被允许享有迁居和婚姻自由等人类最重要的权利。
希洛人——他们不是奴隶，是斯巴达的农奴。除了务农和畜牧，他们还要纺织简单的布料。他们只有婚姻自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即使上战场，他们也只是作为斯巴达战士的仆从，负责照顾正统斯巴达人的生活起居，不能参加战斗。斯巴达军的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开赴前线时，每个士兵都要带希洛人，最多可以带7个。
城邦国家斯巴达的三个阶层，即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的构成比例，据说是1∶7∶16。如果这一比例正确，那么，相对于很少超过1万人的斯巴达公民，庇里阿西人为7万人，希洛人则达到16万人。
在古代社会，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其首要职责是保护国家安全。因此，统计公民人数时，通常不包括女性和未成年人。上面提到20岁以上的斯巴达公民人数近1万人，我们假设这一数字是真实的。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的人口数量是否仅指成年男子，尚无人给出明确答案，因为他们从事的手工业和商业、农业，女性和儿童大多可以胜任。所以我想7万人和16万人这两个数字中或许包括了女性和未成年人的数量。
尽管如此，1∶7∶16这一人口比例，对统治者斯巴达公民来说，一定有不小的压力。也许严格划分居住区域就是减轻这种压力的一个手段吧。
居住在斯巴达城区的只有斯巴达人。希洛人的居住区域在城市外围的农耕地带，而庇里阿西人居住在农耕地带之外的各城镇中。
希洛人居住在斯巴达城的外侧，不是因为与庇里阿西人相比，斯巴达人更信任希洛人。相反，斯巴达人把希洛人当作假想敌，让他们毗邻城邦国家斯巴达而居，是为了防止他们勾结其他国家的住民，合谋图反。
后来，雅典市区的人口曾经达到10万人。但是，和雅典势均力敌的强国斯巴达城区人口只有3万左右。因为除了斯巴达公民和他们的亲属，他们讨厌不相关的人住到城内。作为军事强国，斯巴达声名显赫。但是，他们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认为要防御外敌，必须从提防内部敌人开始。
斯巴达有5个监察官，叫“ephoros”。当地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在这5个监察官的监督下接受体能测试。只有身体健全的婴儿才能通过检测，被当作斯巴达人培养。他们认为，只有身体健全的孩子才可以被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斯巴达战士，一个不会给斯巴达人丢脸的人。如果婴儿有残疾，马上就会遭淘汰。轻度残疾的婴儿被降为庇里阿西人或希洛人。如果是重度残障，则直接扔下悬崖，活活摔死。
通过体能测试的婴儿由母亲抚养至7岁，之后开始过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除了学习简单的文化知识以外，他们每天都要进行体能锻炼，学习武艺。
所谓的宿舍只是简易的帐篷，仅用来睡觉。孩子们自己动手做垫子，在中间塞一些干草，直接铺在地面上。这就是他们的床。他们没有餐厅，吃饭时端着铁盆直接坐在地上吃。铁盆里装的是用肉块和蔬菜熬成的汤，由仆从希洛人从咕嘟咕嘟冒着泡的锅中舀出。
这种汤黑乎乎的，很浑浊。漂浮在上面的肉块硬邦邦的，没有味道。就连斯巴达人自己也承认这种食物难吃至极。这就是著名的“斯巴达大杂烩”。但是，要成为一名响当当的男子汉，岂能追求美食？孩子们的主食是黑面包，同样难吃，坚硬如石。饮料只有水。
吕库古认为，只有可以忍受恶劣的环境、经受无异于实战的严酷训练、接受劣质食物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斯巴达战士。
吕库古的“宪法”还规定，从7岁开始到20岁结束的未成年期完结时，孩子们必须接受“达标仪式”的考验。
具体规定是这样的：孩子到了20岁就要半裸身体，仅持弓箭、剑、矛和盾走进山林原野，凭自己的本事在那里待上7天。没有食物，他们就靠偷窃希洛人的家畜或抓捕野猪等为食。在斯巴达，偷盗希洛人的东西无罪。至于睡觉，只能自己想办法。如果出生在冬季，20岁时接受这一考验应该相当严酷吧。
满7天后，年轻人才能回到住处。可以说，他们经历的“达标仪式”已经超出了人类极限。然而，在斯巴达人的意识中，从来没有人类极限这种概念。
年轻人结束7天的山野生活回到住处时，必须带回一个希洛人的脑袋，以此证明他成功突袭了希洛人。只有完成了这一切，斯巴达男人才能真正进入成年人的行列。
然而，即使已经成年，在30岁以前他们依然要过集体生活，和之前完全一样。过了30岁他们才可以拥有集体宿舍之外的私宅，才可以娶妻生子，过家庭生活。不过一到晚上，他们还是要回宿舍睡觉。
在斯巴达，现役年龄从20岁到60岁。因此，斯巴达男人的大半生是在集体生活中度过的，这里只有男性。
在斯巴达，肌肉发达、体格健硕的女性最受欢迎，原因是她们可以生育健全的孩子。性情温和、身体柔弱的“女性”在斯巴达是不受欢迎的。因为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是斯巴达王妃海伦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而海伦就是个绝世美女。尽管这是遥远的往事，到吕库古改革时已过去了五百多年。
因为集体生活中只有男性，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男人们难免会产生互相爱慕的念头。与希腊其他城邦国家相比，斯巴达人的同性恋倾向尤其严重。
这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一个孩子刚满7岁就要离开父母身边，来到一个陌生的集体里，从人性上说，他一定会对周边的人产生依赖心理。而身边的人很多，一个个都比自己年长，见多识广。
据说监察官常常光顾宿舍。他们总要来检查是否有事情发生，否则寝食难安。监察官担心的不是这种肉体关系会让斯巴达男人变得软弱，而是担心一旦这种性取向成为主流，必定造成人口锐减。
因为斯巴达人从小开始锻炼，所以你可能以为他们一定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独占月桂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保留下来的公元前5世纪的史料中，半个世纪的奥运会冠军名单里，斯巴达人只有一个。
在奥林匹亚举行的4年一届的运动会上，尽管参赛选手代表城邦国家，但是说到底，比的终究是个人的能力。
斯巴达人个体足够强大，一旦集体作战，他们的强大即以几何级数增加。只要有同伴在，他们可以变得无比强悍。斯巴达重装步兵团被认为是希腊最强的军队，就是因为他们是集体作战。
如果把他们的强大归因于士兵的同性之爱，大概有失偏颇，因为这两者毫无关系。斯巴达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接受了这样的教育：
绝不让敌人看到自己的脊背。
在战场上，不胜即死。
关于吕库古改革以后的斯巴达，后世的评价是：“一个建立在武器之上的国家”。也许吕库古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夺冠。
像这样培养起来的“斯巴达式”战士，只有一件事可以自己做主，那就是留长发。他们的同性恋取向是被默许的，当然也不能太过分。但是，留长发是得到正式许可的。头发可以长过肩，人们可以自由决定编多少条辫子。至于允许士兵留长发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有研究者认为，留长发的目的是固定沉重的头盔。但是，雅典的重装步兵同样佩戴沉重的头盔，他们的头发明显比斯巴达人短很多。而且，后来的罗马军团也证实，短发更适合将头盔固定在脖子上。因此，斯巴达战士留长发应该不是出于实用。有一个现象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战斗失利的前一个晚上，他们最后做的事情竟然是整理头发。
斯巴达人毕竟不是机器，他们是人。也就是说，他们也会有和其他人一样的缺点。对此，吕库古当然了然于心。
斯巴达的流通货币是铁币。此时的希腊早已开始流通银币，而斯巴达却逆潮流而行，规定只能使用铁制的货币。
长发战士
英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伦敦），© Ancient Art & Architecture Collection Ltd/Alamy Stock Photos
重装步兵
卢浮宫博物馆藏品（巴黎），© Bridgeman Images
铁币自然不受其他国家商人的欢迎。这样一来，国外的商品就不会流入斯巴达。吕库古认为，斯巴达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满足人们的最低需要。斯巴达人的格言是质朴刚健。对于这样的斯巴达人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是否有来自外国的物品。
事实上，斯巴达公民并不富裕。在斯巴达，希洛人介于奴隶和佃农之间，翻译成日语，不知道用“农奴”好还是“隶农”好。总之，他们向主人——斯巴达人缴纳的“租费”是收成的二分之一。可见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剥削并不厉害。一方面，他们或许是担心过度榨取会引起希洛人不满，导致暴动不断；另一方面，按照斯巴达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也不需要太多的钱。
鉴于这种情况，原本质朴的斯巴达人失去了储蓄的兴趣。不管生活水平多低，毕竟大家都一样。在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里，没有妒忌，也没有羡慕。斯巴达甚至没有小偷，也没有权力之争，而在雅典，对权力的争夺犹如家常便饭。这种状况使斯巴达人的社会维持了长期的稳定。究其原因，当然是他们制造了“斯巴达式”的社会，也就是封闭的社会。
吕库古制定的城邦国家斯巴达的政体，从形式上看很简单，图示如下：
国王（BASILEIS）——斯巴达有两个自建国以来延续下来的王族，这两大名门各选出一人为国王，任期为终身。他们的地位最高，最受尊敬，在正式活动中常常入座贵宾席。
两位国王的任务只是领兵打仗。他们率领斯巴达人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团战斗。之所以有两位国王，大概是为了一旦其中一位战死疆场，立即就有人顶替指挥吧。
两位国王的权限仅限于军事方面，他们几乎不被允许参与政治，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
长老会议（GHERUSIA）——斯巴达人的年龄到60岁以上意味着已经退役，这是由28个60岁以上公民和两个国王共30人组成的机构。两个国王只要没上战场，就兼任长老会议的议长。因为吕库古的本意是军政分离，所以可以想象，他原本的设想很可能是让长老会议负责包括内政和外交在内的政治。按现代国家的体制来看，这个机构相当于“上议院”。
公民大会（APELLA）——由30—60岁全体公民组成的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下议院”。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不会出现热烈讨论的场面，表决也不采用投票或举手的方式，只能听到与会者喊出“哦”的声音。声音高亢，就表示通过。无论什么议题，也不管是否决定开战，都采用这样的表决方式。
斯巴达位于拉科尼亚地区。将“Laconia”（拉科尼亚）一词用作形容词，它所表达的意思不仅仅是斯巴达人，还有“沉默寡言之人”的意思，因为能说会道不是斯巴达男人的特点。为此，他们还受到同时代雅典人的嘲讽，说他们没有思想所以无话可说。即使到了现代，欧洲人对沉默寡言的解释，依然主要采用雅典人的说法，而不解释为“沉默是金”。
监督官厅（EPHOROI）——由一年一度的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5个监察官构成。
这是斯巴达特有的机构。为了使自己的“改革”植根于斯巴达，吕库古认为有必要实施监察与监督。
监察与监督机构必须拥有强大的权力。与其他机构相比，该机构更有可能成为“吕库古宪法”的短板。
此时，希腊尚处于“古代希腊”时代，确立国体要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吕库古体制是铜墙铁壁。
不仅如此，吕库古在掌控民众方面也显示了卓越的才能。他广而告之，说他的“宪法”不是他一个凡人臆想出来的，而是根据神谕制定的。因为他一次次去德尔斐，不停地向神祈求，最后得到了神谕。希腊人笃信神谕，其中以斯巴达人为最。
待斯巴达人完全接受了“宪法”之后，吕库古又采取了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个举动犹如画龙点睛之笔。
吕库古告诉斯巴达全体公民：“我要出一趟远门。我要大家发誓，在我回来之前，绝不改动已经定下来的规矩。”
不用说，所有人都发了誓。接着，吕库古离开了斯巴达。吕库古的“宪法”此时好像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好评。所以，他所到之处的各国国王纷纷向他取经，希望得到他的建议和忠告。对他来说，这次海外之旅是忙碌的。他忙着解答问题，应该比前一次愉快许多。这一次，吕库古没有回斯巴达，他最后客死他乡，连遗骸也不让他人送回祖国。
因为他的决绝，吕库古“宪法”变成了“宗教”而不是法律。因为法律可以随时代的变迁进行修正，而一旦成为宗教，就不能更改了。一想到这正是护宪主义的极致，不禁令人啼笑皆非。
到了公元前6世纪，希腊脱离“古代希腊”，进入“古典希腊”。曾经牢不可破的吕库古体制开始显现它的弊端。
国王——出身于两个王族、有资格登上王位的男性，按照王位继承顺序最有可能成为国王的人，可免除7岁开始的集体生活，也免除20岁时要经历的那个极不人性的“达标仪式”。这是吕库古“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本身并无问题。
免除集体生活，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到以服从为天职的思想的影响，这是长期的集体生活灌输给斯巴达男人的思想。它还意味着他们比其他斯巴达人有更多的时间思考问题。然而，国王只有军事指挥权、政治上没有发言权的状态并无改变。
起初，国王对此并无怨言，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王族的男性获得的知识不断积淀，他们开始产生疑问。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国王同时也是国家政体的领导者，而只有斯巴达不是。
长老会议——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个机构逐渐变得有名无实。原因是在战事频繁的斯巴达，能够活过退役年龄，即活过60岁的人少之又少。幸存者无法担负起国家政事这一重任。
公民大会——这是所有公民有权参加并决定国家政事的机构。但是在斯巴达，公民就是士兵，他们只知道服从二字。这些受到雅典人嘲笑的沉默寡言的男人们，没有能力担负起立法机关的重任。
监督官厅——结果，这个由5个监察官构成的机构成了“内阁”。把它叫作官厅，是因为5人之下还有一个叫执行官的男性群体。
监察官到青少年的训练现场监督青少年之间的同性恋是否在默许的范围内，这样做尚在情理之中。但是，他们还干涉国王的婚姻。国王没有子嗣，他们就要求他离婚另娶。如果国王拒绝，监察官则强行要求其纳妾。
与国王一起上前线时，监察官会逼问国王为何不开战。一旦开战，监察官又会不顾策略，一味要求把敌人杀得一个不剩。这就是监察官。他们深信，监督国王的行为举止、修正国王的战略战术是他们的职责。
倘若有其他城邦国家的使节来到斯巴达，出现在谈判桌上的也是5个监察官。在雅典，将军相当于大臣。即使雅典政府派来的使节只有一个将军，他的谈判对象也是5个监察官，而不是国王。“Strategos”（将军）是“strategy”（战略）一词的词源，将军们不仅担纲政治，同时也是军队的司令官。因为在雅典，政治和军事都是国家政事。而在斯巴达，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属于监察官的职责范围。
斯巴达的监察官是在公民大会上从公民中选举产生的，任期只有1年。所以，每年都要换人。而且，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斯巴达，一个人如果不是长老会议的一员，就意味着他尚未退役，还是现役士兵。由于他们长期过集体生活，又承受着严格的现役的约束，因此无论在意识上还是时间上，他们都无法独立思考，缺乏做独立判断的能力。
服从是双向的，一方要求服从，一方愿意服从，立场不同。率领几千名重装步兵的人和重装步兵中的一员，他们的立场不同，思考的问题、要决定的事情的复杂程度不同，所承担的责任也完全不同。公民大会由现役重装步兵构成，而5个监察官就从他们之中产生。
只要稍加留意斯巴达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斯巴达人做事总是拖拖拉拉。不仅做决定时优柔寡断，甚至将决定了的事情付诸行动时，也是慢条斯理的。
而且，国王和监察官之间常常发生对立。
当然，监察官履行他们的职责并不是为了一己私欲。在斯巴达，由于监察官每年都要换人，因此他们又叫“无面5人”。他们是吕库古“宪法”的忠实信徒，是坚持贯彻吕库古“宪法”的正义之士。一旦有违背“宪法”的行为出现，他们有权加以制止，以杜绝一切违宪行为。但是，斯巴达的监察官似乎没有机会行使这种权力。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吕库古“宪法”早已成为一种信仰。因此，当国王与打着维护宪法旗号的监察官发生冲突时，最后让步的总是国王。假如国王坚持己见，那么等待他的只能是悲惨的结局。监察官的护宪行为容易给人假公济私的错觉。应该说，像监察官那样自以为肩负着纠正社会一切不正之风的人，更容易盲目自大、一意孤行。
然而，斯巴达战士是强大的。尽管早已破绽百出，但是吕库古“宪法”依然至高无上，原因就在于斯巴达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我有一个习惯，脑子里一有想法，即使不在书桌旁也会随手记录下来。但是，随时记录下来的想法，我从来不会照搬进我的作品中。唯独这一次，我很想把我随手记录下来的一些笔记介绍给读者朋友。我想，“如果能有所帮助，实乃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