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威尼斯的高明之处。
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通过与他国开展贸易而生存的国家。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与威尼斯相同的经济体制，国际关系就应该只循经济规则而动。但现实很难如此。领土型国家陷入困境时也可以自给自足，因此无法理解需要与他者共生的威尼斯式生存方式。他们会断定，那种认为即使信仰有别也不会给经济关系带来任何障碍的想法，是满脑子只想着赚钱、没有节操的民族才有的。但另一方面，伊斯兰方面毫不掩饰对基督教国家的侵略意图却是现实，因此对威尼斯式生存方式进行谴责的一方也有一定的道理。
此外，16世纪初期也是西欧的主导权从威尼斯式意大利城邦国家决定性地逐渐向法兰西和西班牙等领土型大国转移的时代。在此国际环境下，威尼斯这样的国家要想生存下去的话，就不能对任何事情缺乏慎重考虑。这就是贸易依赖型国家的宿命，对此类国家来说，外交考量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1453年爆发君士坦丁堡攻防战时，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居留区接受皇帝的请求，站在了拜占庭帝国一方，高举国旗公然对土耳其进行了抗击。但是，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不久，土耳其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新主人，而威尼斯继续在君士坦丁堡设立了威尼斯居留区。他们还派遣了希望能维持两国贸易关系的特使，甚至还让特使声称，参加攻防战的威尼斯市民都是以个人身份参战的，作为国家对此深感遗憾。
但是，在参加攻防战的威尼斯人当中，谁都确信他们的死不会全无价值。实际上，他们的牺牲的确不是徒劳无功的。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具有千年辉煌历史的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土耳其帝国，地中海实际上的势力版图一举变得有利于伊斯兰文明，已不是预想，而是现实。但是，在那场战斗中，高举国旗抵抗的西欧人，只有威尼斯人。威尼斯共和国一方面把这一事实运用在针对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欧各国的策略上，同时也在恢复与异教徒国家土耳其之间的贸易关系方面投入了全力。如果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居留区像热那亚居留区那样，始终坚持不明不白的态度，就完全不可能像这样走钢丝。事实证明，后来热那亚在恢复与土耳其的经济关系方面，完全落在了威尼斯后面。
伊斯兰使基督教徒的帝国灭亡这一事实，对西欧的基督教徒来说，也是一件令人遗恨万千的大事。对于在鲜血尚未擦干时，就与导致流血的对手握手言和的威尼斯，西欧可能不会轻易饶恕。在西欧基督教国家纷纷谴责的巨大声浪中，威尼斯肯定没能摆脱孤立。对威尼斯这样的国家来说，孤立是绝对不该有的奢侈，因为孤立意味着经济关系的断绝。威尼斯之所以能避免断绝，是因为在君士坦丁堡攻防战中流淌的鲜血当中，也有威尼斯人的一份。
驻扎在克里特岛的一名工程师的“逃亡”也不过是威尼斯共和国外交考量的产物而已。
既然已宣布保持中立，这种时候当然最好不要采取刺激东方“他者”土耳其的行为。但是，土耳其的攻击目标是罗马天主教会直属圣约翰骑士团的根据地罗得岛。如果以处于中立立场为由对此弃之不顾的话，将会刺激以教皇为首的西欧各国。
在克里特采购粮食和招募士兵，威尼斯都没有允许。因为这种事情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行为，想欺瞒过土耳其是不可能的。但是，隶属威尼斯军的一名工程师以自己的意愿脱离军队，参加罗得岛攻防战则无关紧要，因为可以对土耳其方面解释说他是自行逃亡的，而对西欧则可以辩称威尼斯是以这种形式秘密参战的。
攻防战之际绝对需要筑城技术专家，当时要论这方面的技术，威尼斯是西欧名列第一的先进国家。马尔蒂嫩戈在东地中海威尼斯最大基地克里特的技官当中是级别最高的，即使与数艘满载粮食和士兵的船相比，他也是毫不逊色的“援军”。
我们也可以认为，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拉·瓦莱特访问克里特一事本身，可能就是沿着威尼斯巧妙设计的路线而为的。只要是威尼斯，就有可能干出此类事情，但却没有能够证实这一点的史料。
但是，马尔蒂嫩戈本人是以冒死的决心逃脱出来的，而且长年因背叛祖国的悔恨而痛心疾首。他也许亦是认为要想欺骗敌人首先就必须欺骗自己人的威尼斯式外交的“牺牲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