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岁的红衣主教佩拉约，出生于西班牙，直到成年后在巴黎学习神学前，一直在西班牙的修道院中生活。
伊比利亚半岛在此前的500年间，一直是基督徒与穆斯林大战的前线。在这里，十字军是500年来历历在目的现实。佩拉约的青少年时期一直在对异教徒的憎恨中度过。在他从巴黎学成之后移驻罗马教廷期间，这种强烈的情感从来没有改变过。
佩拉约曾经受托于英诺森三世，在拉丁帝国建立9年之后，担任教廷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实际上是担当促进东西教会统一的角色。结果，佩拉约未能促成两大教会的统一，这段经历反而加深了他对希腊正教徒的憎恶。
这位从头到脚身着红装，甚至连坐骑都披着红色马衣的焦点人物，将希腊正教僧侣纷纷下狱，关闭所有正教会，禁止其信徒做弥撒。最终，希腊人评价其为“性格暴虐、顽固不化而又喜欢招摇”的狠角色。
东西教会统一的难点中的难点，是如何使将自身的信仰称为“正教”的希腊人遵从罗马。而佩拉约的所作所为加剧了这一难题。教皇不得已只能将其召回教廷，但佩拉约没有丝毫认错的意思。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时，佩拉约受到教皇的委任，成为教皇在十字军中的全权代表。
这样，第五次十字军就以缺乏有能力的领导人、准备不足和教廷影响力强三个特点而著称。
迎战的伊斯兰教一方，也处在微妙的境地中。
首先，声威遍布整个中近东的苏丹阿拉迪尔年事已高，73岁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继承人问题。虽然阿拉迪尔38岁的长子阿尔·卡米尔能力不凡，但在新旧统治者交替的时代，难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风波。
此外，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埃米尔之间发生摩擦，在这一时期已经颇为普遍了。
在伊斯兰世界中，在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向北、西、东三个方向扩张的7世纪，半岛以外最初的首都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在130年后首都迁移到新建的巴格达之前，大马士革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在此之后的多年中，最高宗教领袖哈里发以巴格达为首都，而政治、军事领导人苏丹则是驻扎在大马士革的。
萨拉丁成为苏丹之后，也住在大马士革，其墓地也在大马士革。在其遗嘱中，也把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叙利亚分给了长子，而令次子继承以开罗为中心的埃及。
在萨拉丁子嗣的争斗中获利，最终成为新任苏丹的阿拉迪尔，几乎完全继承了萨拉丁的遗志。两人唯一的不同，就是阿拉迪尔改变了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传统，而是把统治中心转移到了埃及。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阿拉迪尔在任命继承人时，将长子阿尔·卡米尔委任为埃及的统治者，而令次子阿尔·穆阿扎姆统治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叙利亚。这一任命，是基于埃及是伊斯兰世界中心的考虑而出发的。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角度来看，大马士革的繁荣已不如开罗。如果说萨拉丁的考虑还是军事大于经济的话，阿拉迪尔做出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在叙利亚，还存在各个地方掌权的埃米尔这一既得利益阶层。他们显然不乐意看到埃及的重要性提升。叙利亚的埃米尔逐渐对步入暮年的阿拉迪尔不满，并形成了对未来阿尔·卡米尔统治的威胁。
事实上，如果布里安努率领第五次十字军从达米埃塔登陆，当地的穆斯林军队将其击退也并非难事。但是，十字军却一直坚持了三年之久，这完全是由于穆斯林统治者之间的内耗所致。由于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与十字军作战，第五次十字军出其不意地站住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