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诺森三世成为教皇以前6年（1192年），威尼斯共和国选举恩里科·丹多洛为元首（Doge）。这一年，理查和萨拉丁达成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
由于没有史料记载，我们不知道丹多洛当选元首时的年龄。一般的估计是他已年届七十有余。由于丹多洛家族是威尼斯的名门，他的人生一直官运亨通，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直到暮年。
丹多洛二三十岁的时候，一直在海外经商。那时，他的事业并不仅仅在威尼斯国境之内。
乘坐着满载商品的船只，与商人一起了解如何与其他民族和异教徒从事贸易，在学习经商的同时，丹多洛对航海术也了然于胸。而一旦海战在即，威尼斯船只就会得到征召，而习得海战之术，就得以在危难之时，挽狂澜于既倒。此外，与经商有关的政治、宗教和风俗习惯，乃至语言和文化的知识，也是青年时期的丹多洛学习的重要内容。
到40岁上下，丹多洛回到了陆地上，由于家族背景，很快成为共和国的外交官。威尼斯共和国的政府官员，常常是今天还在国内处理事务，后天就动身前往德意志、法国或者君士坦丁堡。
以外交家自居的英国人，通常也认为，近代外交是从13世纪的威尼斯开始的。威尼斯的外交官作为领事常驻于他国，为了国家利益收集军事、外交方面的情报，结交可信的人士。履历复杂的丹多洛，就曾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和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担任领事。
丹多洛进入暮年时，已从事了多年外交活动。他圆满地获选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时，拥有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过去的种种经验，使丹多洛成为其他国家统治者无法比拟的全能型领袖。
然而，威尼斯毕竟是共和国，并非君主国。尽管元首为终身制，没有任期的限制，但是在是否发动战争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必须由全体威尼斯人参加的公民大会来决定。此外，在相当于上议院的元老院针对具体问题投票时，元首也只是作为120名元老院成员中的一员，掌握一票而已。在政府机关中，元首也只是作为17名要员之一拥有一票。
不过，元首毕竟是在具有担任多个重要职务的经验之后选举产生的。仅仅从元首的高龄这一点，就增加了其发言的分量。这并非因为年龄使他得到额外的尊重，而是由于其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洞察力，使其发言颇具分量。恩里科·丹多洛这位元首，就是威尼斯共和国领导人中的典型。
威尼斯共和国不仅在外交方面十分先进，在政教分离这一点上，也走在前列。
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君主的宫殿和城市的大教堂往往并立在首都的市中心地带，主教的住所就在教堂旁边。
而在威尼斯共和国，在政府即元首官邸旁的圣马可教堂，仅仅是元首的正式礼拜堂。虽然威尼斯的全体市民名义上属于罗马教皇管辖下的威尼斯教区，却并没有一座供全体市民使用的公共礼拜堂。
此外，虽然教皇向威尼斯派遣了总主教，主教官邸却位于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佛罗伦萨的花之圣母大教堂是尽人皆知的，至于威尼斯，就连曾经多次游览这座水城的我，也说不出它的主教堂的位置。
但威尼斯共和国毕竟是罗马天主教世界的一员。从罗马派遣而来的总主教，与其他天主教国家的最高神职人员名称不同。其他国家是“大主教”（archbishop），而威尼斯却是与东正教国家相同的“总主教”（patriarch，或称“牧首”）。国家自然要给总主教以施展的舞台。
每到宗教节日时，威尼斯的总主教就会加入节日的游行队伍，从自己的官邸一直前往市中心的圣马可广场。
在具有浓厚威尼斯色彩的节日庆祝活动中，身穿豪华宗教服饰的总主教，总会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而庆祝活动的主人公，自然是在行进队伍中央的共和国元首。元首在瑰丽的华盖之下阔步前行，接受周围人群的欢呼。在元首之后，政府高官和元老院的议员们依次而行，这一顺序与宗教祭祀的顺序相仿。
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也是由威尼斯总主教担任第一司祭。可以说，在整个中世纪一神教世界当中，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教分离最为彻底。
在威尼斯共和国，所谓“教皇是太阳，世俗领袖是月亮”的天主教会观念，并非人们的思想。
与穆斯林贸易，在其他天主教国家会被处以剥夺圣职或开除出教的惩罚，在威尼斯却完全没有这回事儿。罗马教皇对威尼斯与东方的贸易网开一面，毕竟，这个国家负责木材等战略资源的进出口贸易，因此无法按照宗教法律对威尼斯商人做出处罚。
威尼斯共和国令罗马教皇特殊对待的原因，除了在于其商人群体之外，还由于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海军。每当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海上冲突时，威尼斯海军的参战与否，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总而言之，“首先是威尼斯的公民，然后才是基督徒”这样的言语，是威尼斯人真实观念的写照。即使是权威如日中天的罗马教皇，也常常慨叹自己“在任何国家面前都是教皇，唯独在威尼斯人面前……”
当然，在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对抗伊斯兰世界时，威尼斯共和国也一直站在整个西欧一方。保持中立无疑是极为有害的。而虽然站在基督教一方，威尼斯人还是会尽可能为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行动。
就任元首之后的恩里科·丹多洛，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威尼斯如何在同为意大利人的竞争对手比萨和热那亚面前，保持在中近东海上的优势地位。
比萨和热那亚的商人，是十字军在海上的同盟。他们在地中海东岸的贸易，主要就是为十字军提供军需物品。
在已经结束的第三次十字军行动中，比萨和热那亚舰队的协助起了决定性作用。狮心王理查之所以选择与这两国的舰队合作，正是因为他们比以国家为单位行动的威尼斯，更易于贯彻十字军的战略。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比萨和热那亚商人在中近东的活动大大增加。而同为以海洋贸易立国的威尼斯，就亟待挽回此时所处的劣势。
丹多洛就任元首的第二年，萨拉丁去世了。在那个时代，在和议主持人死后破坏原来的协议，并不罕见。但威尼斯的丹多洛希望能够继续保持来之不易的和平。因为如果和平遭到破坏，比萨和热那亚就可能通过与十字军的合作，获得更大的优势。
因此，在萨拉丁死后，丹多洛继续推行与穆斯林保持和平的策略。当三年八个月的和议到期时，伊斯兰世界希望将和平继续下去，而基督教一方也对此表示了合作。
根据丹多洛的意见，在萨拉丁死后5年的1198年，双方延长了和议的期限。此次的谈判是由阿拉迪尔主持完成的。威尼斯在谈判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早在第三次十字军以前的时代，威尼斯和埃及就保持着友好关系。这自然是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威尼斯共和国与其他基督教国家并没有任何性质的经济同盟，更不要说军事合作了。这大概是威尼斯不希望别国的政治或军事体制对本国有所干预的缘故。而与此同时，威尼斯一再延长与埃及之间缔结的通商条约，并在接受理查与萨拉丁和议的局面下，对中近东进行无形的渗透。
在1201年威尼斯与阿拉迪尔之间缔结的协议中，有一项秘密条款——一旦西欧再次发动十字军东征，威尼斯共和国保证不参与针对埃及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