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穆斯林称为“法兰克人”，主要从法国和德意志前来的欧洲人，都是备受称赞的中世纪骑士，非常善于在陆地上作战。但这些国家都不是发达的海上霸主，几乎没有海军。而强大的海军必然诞生于拥有海运传统的民族。
第一次十字军占领了许多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而这些海港城市一直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由于伊斯兰世界只有埃及拥有强大的海军，为十字军所占领的海港城市一直恐惧的，就是埃及的海军。
但在法兰克人当中，也有一部分人具有海运传统和海军力量。
意大利的滨海城邦阿玛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曾经不断进出于东方的海港。到12世纪中叶，阿玛尔菲从第一线消失，其余三个城邦一直担负着十字军的海上支援力量。
对没有海运传统的国家来说，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海军。而海运则要求运送货物的船只平安无事地前往目的地，自然需要组织高效的军事力量来护卫。
这三个意大利的共和制城邦国家，人口不到法国的百分之一。因此，这些国家必须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每一位国民。
意大利的滨海城邦对船的大小、乘员数量、如何防御海盗、航海术、驾船技能等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它们的战斗力比以宣示皇帝威严为目的而建设的拜占庭海军强大得多。
意大利各城邦海军的介入，使十字军一方牢牢掌握了中近东海域的制海权。意大利海军在与埃及海军的海战中屡屡获胜，使埃及军舰再也无法靠近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港口，将这些港口城市的居民从对埃及舰队的恐惧中解救出来。这期间，拜占庭海军由于遵守皇帝与哈里发之间的秘密协议，并未出现在近东的海岸。
而在与耶路撒冷王国结盟的时刻，拜占庭海军却悉数南下。在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水手们看来，拜占庭海军的巡航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巡航期间，拜占庭的海军还遭到了埃及船只的袭击，不得不依靠意大利船只的帮助而脱险。
因此拜占庭海军退回君士坦丁堡的决定，很可能是因为损失惨重不得已而为之。曼努埃尔一世虽然与鲍德温三世结成了同盟，却无法给十字军国家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只能顾及自己对安条克的主权问题。
当此事传达到西欧时，引发了不同的看法。西欧人普遍认为，拜占庭帝国只是觊觎安条克，却毫无防御耶路撒冷的意志。
拜占庭皇帝本想既不与天主教徒为敌，又不与穆斯林为敌。可惜其中立态度为西欧各国所曲解。拜占庭的中立外交路线一贯如此，本意是保守自己的利益，只是因为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帮助其他任何国家而已。但奉行这一中立路线的结局，却使西欧国家失去了对拜占庭的信任，也使其国为伊斯兰世界所轻视。
现代意大利的海军军旗（红绿两色条中间的白色部分，中部的盾牌形纹章从右上角顺时针依次是热那亚、比萨、阿玛尔菲和威尼斯的纹章）
而努拉丁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呢？他会尊重之前的同盟，而对十字军国家按兵不动吗？
努拉丁还是派出了部队。他并未亲率大军，而是命令属下小规模进攻耶路撒冷王国。阿莫里只得率军应战。努拉丁属下的行动，就像现代的工会组织为了体现自身存在价值而发动的罢工一样，向耶路撒冷国王表示自己作为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军事存在。
在中近东的基督徒看来，努拉丁本人的态度有所转变。据同时代伊斯兰史料的记载，努拉丁的变化是由于其身患重病而导致的。在基督教一方，并没有人探求其不再大规模进攻十字军国家的原因。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主要是我个人的想象。
一个人如果有野心，那么在有条件实现的情况下，一定会尽可能去实现。此外，每个人都有虚荣心，或者更为冠冕堂皇地说，“愿望使然”。任何人都有野心和虚荣心。没有这两者的人，除了远离世俗的隐士之外，恐怕并不存在。
问题在于，一个人的野心和虚荣心当中，哪一个比较大。另一个问题则是，当良机出现时，让一个人心动的究竟是野心还是虚荣心。
在穆斯林史家笔下，努拉丁是这样一个人：
身材高大而匀称，浅黑色的皮肤富有生气，脸上遍布浓密的胡须，额头高耸，目光时而非常锐利，时而一变为平和。与他相会的人，都对他的不凡举止尤为赞叹。
努拉丁汇集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期待。为了反击信奉拿撒勒人（耶稣）的法兰克人的侵略，他是唯一能够不负真主的期望，率领突厥与阿拉伯兵士，联合一直互相争斗的穆斯林领主们，将不信者赶出伊斯兰的土地的大人物。
以上的描述，符合1154年之前努拉丁的情况。当他的军队离进攻大马士革的第二次十字军还有5天路程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就闻风而退。努拉丁对大马士革城静候5年，然后兵不血刃地取得这座叙利亚的大都市，一时间传为佳话。36岁的努拉丁，成为勇敢与慎重的象征。
从其父曾吉开始的叙利亚统一事业，终于为这位冷静的领主所完成。努拉丁所移居的大马士革，也成为了他所统一的叙利亚全境的首都。
但是，在努拉丁统一叙利亚两年之后，发生了毁坏城市的大地震。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倒塌并未造成大规模的火灾，但大马士革附近的河流却发了洪水。道路和桥梁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需要进行大量重建工作。
努拉丁全力投入了叙利亚震灾的救济与受灾地区建筑的修复工作。在此时期，他的脑海中大概也会认为，这是真主期待自己所做的吧。
这位30多岁的统治者，一发不可收拾地投身到重建的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都重现了往日的辉煌，并且变得更加雄伟壮丽。
当地发达的教育机构和文学社团，使努拉丁广为穆斯林知识分子所称赞，而普通平民则大大受益于他所建设的救济孤寡贫穷的设施，以及免费的医疗机构。在当时中近东的免费医疗机构中，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团医院可以治疗2000名患者，但努拉丁建造了远超这一规模的大医院。在伊斯兰世界中，与基督教世界一样，慈善事业也是为人们所赞赏的大事业。
努拉丁也是一位积极履行前往麦加朝圣功课的穆斯林，以其虔诚而著称。
最终，巴格达的哈里发向努拉丁授予了苏丹的职位。可以说，努拉丁已经集伊斯兰世界的敬意与赞赏于一身。
意气风发的努拉丁，在每周五清真寺的礼拜中，位列于先知穆罕默德与历代哈里发之后而被广为传颂。能够取得如此殊荣的人物，在以前的苏丹当中还从未有过。
但是，仅仅对教育文化和慈善事业热心，并不能长期得到人们的敬意与赞赏。用阿拉伯编年史家的话来说，必须努力实现“真主的期望”，哈里发与苏丹才能在周五的礼拜中得到传颂。努拉丁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最终，努拉丁回到了与十字军作战的轨道上，重新开始了军事行动。但是，他并没有彻底消灭十字军，而是在小规模的袭扰之后，被骑士团的反击所击退。
突厥和阿拉伯兵士本身并不善于进攻高耸的城堡和狭长的城墙。他们虽然十分勇猛，但欠缺长期作战的耐心。作为总指挥的努拉丁，在进入不惑之年以后也缺乏了以前的执着。对于收复圣地的热心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减少。再加上病痛的折磨，努拉丁最终没有对十字军国家大规模用兵。
人对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总是能做得很好，但对自己不关心的事情就不大容易做好了。反之，人们对自己能做好的事情会更为关心，而对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就会缺乏足够的关注。
一直热心于规划叙利亚全境震后恢复的努拉丁，对战场渐渐失去了热情。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常常可以见到全副武装的卫士簇拥着腰间悬挂宝剑的努拉丁闲庭信步的场景。他所到之处受到的都是热烈的感谢与欢迎。而在战场上，迎接他的将军与兵士要么十分紧张，要么陷于沉默，负伤的士兵还会时不时发出呻吟声。习惯了平安、愉快与稳定的人，会对战场的压力感到十分沉重而无心应付。
当努拉丁44岁时，比自己军事才能低下的对手鲍德温三世驾崩了。得到这一消息以后，努拉丁的部将建议乘机进攻耶路撒冷。然而努拉丁却认为，不能乘对手不幸的时候发动进攻，这表现了一定的骑士精神，但也不能不说是十分消极的。当阿莫里继任为耶路撒冷国王以后，努拉丁以前所具备的善于抓住机会的特点，却没有发挥出来。
努拉丁的变化，也许跟这时十字军的以下特点有关。在没有涌现优秀领导人，又等不来西欧新十字军的情况下，十字军国家能够在努拉丁率领的伊斯兰世界得以存在，有三个原因：
一、十字军拥有战斗力十分精锐的“特种部队”作为常备军，即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
二、苦于长期兵力不足的中近东十字军部队，采取了重点防守的策略，其重点是第一次十字军时期就开始建设的城堡。
三、从西欧来的十字军战士和宗教骑士团的骑士都曾在十字架下发下重誓。这些穆斯林统称的法兰克人，有着相同的天主教信仰。
未在上帝面前发誓击败异教徒的“法兰克人”，对十字军国家的存在也有着积极贡献——这就是以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为代表的意大利滨海城邦的商人。他们在地中海纵横航行，是成功的商人和优秀的水手。可以说，他们一手担负起了十字军国家的海军与海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