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诸侯所率领的十字军到达能够远远望见安条克城的地方的同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事正在远方的罗马静悄悄地发生着。
教皇乌尔班二世终于回到了罗马教皇的正式官邸拉特兰宫。
乌尔班二世在教会内的工作，从1078年被任命为奥斯提亚的枢机主教开始。1078年正是著名的“卡诺萨之辱”发生后的第二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让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萨城堡外站立三天三夜的事件，向全西欧表明了教皇的权威高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上。但从次年开始，亨利四世就展开了反击，使得受到追缉的格列高利七世不得不逃离拉特兰宫，最终客死他乡。
此后的7年之中，年轻的乌尔班一直与四处奔逃的格列高利七世在一起。而在他获选成为教皇的前9年内，也未曾踏入拉特兰宫一步。
他一度进入了罗马的地界，但只是在台伯河中的小岛（提贝里那岛）上逗留了几天。从这座岛屿到拉特兰宫的直线距离有2000米。
为早期基督教会所尊崇的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立并赠予罗马教皇的拉特兰宫，从竣工之日起就是作为天主教会首领的教皇本人的官邸。教皇所召集的公会议也时常在拉特兰宫内召开。
罗马教皇在“卡诺萨之辱”以后的20年来无法进入拉特兰宫的原因，是亨利四世皇帝拥立了与之相对立的教皇，并命令支持自己的高级神职人员统治罗马。
这一状态在20年后发生了变化。由于在罗马无法召开公会议，教皇选在法国的克勒芒召开了鼓动十字军东征的公会议，而响应乌尔班二世号召的诸侯也已经到达了东方。虽然十字军还未收复圣城耶路撒冷，天主教军队已经抵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这一事实给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很大的冲击。而这次东征完全是由乌尔班二世的呼吁开始的。
而另一方面，仍然高居神圣罗马帝国宝座上的皇帝亨利四世的权威，已经日薄西山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乌尔班二世权威的承认，这位一生努力反对罗马教皇的君主逐渐感受到自己昔日的权势不再。例如曾经宣誓效忠皇帝的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已经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于是，失去皇帝强有力后盾的对立教皇，不得不狼狈地离开罗马，逃亡意大利北部。
乌尔班二世不必以让世俗君主伫立雪中的方式来炫耀自己的权威。他只不过是依靠发动基督徒前往东方反对穆斯林的战争，就成功地显示了自己作为罗马教皇的权威。在与亨利四世的20年权力斗争中，教皇最终取得了胜利。
亨利四世人生最后的9年在寂寞中度过。除了洛林公爵以外，帝国境内其他的诸侯和骑士也大多参加了十字军。更糟糕的是，他的长子和次子相继起来反叛。到他死的时候，整个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都陷入了混乱状态。由于再次受到教会的绝罚，他的遗体不能按照基督徒的方式埋葬，在葬礼之后遗体还被挖出。直到5年之后，教皇最终解除了对这位皇帝的绝罚，在大教堂举行盛大的葬礼之后，他的遗体总算得以安葬。
人死后5年，对他的绝罚就没有时效性了。由于绝罚处置是教皇按照上帝意志进行的处罚，上帝的愤慨也是有时效性的。
教皇之所以在亨利四世死后5年解除对他的绝罚，也是由于之前收复了耶路撒冷，西欧人之中弥漫着宗教狂热的气氛，教皇本人也心情舒畅的缘故。
在日本高校中所学习的西洋史教科书中，罗马教皇权力的顶点是英诺森三世在位的时期。如果说12世纪到13世纪之间是罗马教皇权力的最高峰，那么也可以说，正是在其百年之前乌尔班二世在位的时期，教皇的权力开始进入上升期。而乌尔班二世之后的三位教皇，都与他一样出自克吕尼修道院。这足以证明，在天主教会内部，赞同发动十字军东征的乌尔班二世的人有所增加。
十字军的战火从法国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开始点燃，发展成为以宗教为主导的社会改革运动。随着这一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克吕尼修道院的相关思想被尊为正统，而罗马教皇的宝座也自然由这里走出来的僧侣把持。由此不仅使罗马教皇的权威和权力得到加强，也确立了天主教会和十字军之间命运共同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