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了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奎恰迪尼在书里写过一句话，这句话长年萦绕在我的脑际：“现实主义者总是在认为对手跟自己想的一样而不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时犯错。”
威尼斯共和国靠东西方贸易繁荣起来。进入16世纪以后，威尼斯又成为自己也从事生产的工业国，但威尼斯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者的地位却没有发生变化。
对威尼斯而言，商贸顺利发展才是最重要的。那种没有必要却要扩张领土还为此自鸣得意的领土欲跟他们无缘。他们只需要船舶的停泊港和贸易据点，没有统治其他民族的欲望。同时，他们毫不关心其他民族是否与自己信奉不同的宗教。连教皇都不禁叹息道：对所有基督徒而言，我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唯独威尼斯人是个例外。
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是伊斯兰世界的盟主，热衷于扩张“伊斯兰之家”，但面处现实处境却不狂热。他正是把骑士团赶出罗得岛的罪魁祸首。罗得岛时代的骑士团是这样一个集体，他们认为，见伊斯兰船就打就抢是宗教骑士团的职责。可是这样一来，宗教问题就变成了治安问题。骑士团作为根据地的罗得岛处在连接奥斯曼帝国两大城市——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埃及亚历山大的海上要道上。
奥斯曼认定东地中海是自己的海域，但威尼斯共和国却在这里拥有领土，仅举其大端者就有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两个岛屿。
意大利及东地中海
如果苏莱曼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他就会认为虽然现已称霸整个东方，建成了庞大帝国，也还必须遵守《古兰经》的教诲。《古兰经》反映了穆罕默德的思想，他为争霸阿拉伯半岛而备尝艰辛。这样，苏莱曼一定会在罗得岛得手之后，把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从基督徒手中夺回来，并入“伊斯兰之家”。
然而，苏莱曼没有那样做。他采取了现实路线或者说平衡外交，从不越过这条底线，从而统治了半个世纪。当然，在苏莱曼时代，也会不时对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进行军事威胁。但这种威胁只是一种示威，为的是让威尼斯意识到贸易能够进行下去，是因为奥斯曼认可的缘故。
苏莱曼知道威尼斯的存在价值。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迎来了鼎盛时期。在这个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东方政治安定，生产力得到发展，物产的质与量都有了飞跃提高。
在西方，16世纪就像一个出发点，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英格兰等领土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一齐起跑。西方也渐渐成为一个好的买家和一个好的卖家。
东西方不是竞争对手，各自的物产不相同。
威尼斯是最适合连接东西方的人。
第一，它没有领土欲望；第二，它不受宗教束缚。
他们重视持续性。
在一锤子买卖的生意中，威尼斯屡屡落在对手后面。但威尼斯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一贯重视持续性，总是贯穿着两条原则：自己赚钱也让对手赚钱，坚守信用。
在葡萄牙发现绕过非洲的新航线，打开与香料原产地印度直接交易的路线时，此前一直垄断香料市场的威尼斯用下列办法克服了危机。
由于葡萄牙的介入，作为中介的阿拉伯人失业了。为了保证他们的再就业，威尼斯人的加莱商船在地中海东岸等着这些阿拉伯人跨越沙漠运来货物，再转运到西欧。这些加莱商船有着起“发动机”作用的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到货日期。威尼斯人用这种方法克服了危机。里斯本不过在瓦斯科·达·伽马发现新航线后的一个时期成为香料贸易中心。以后，香料市场的中心又回到了威尼斯。
如果奥斯曼帝国像曾经的罗马帝国那样，一以贯之地贯彻把各个领域的事分别交给擅长其事的民族的方针，如把学问艺术交给希腊人，把商业交给犹太人和希腊人，把骑兵交给骑马民族摩尔人，把箭矢交给东方人，那么，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罗马人把自己的这种做法叫作“宽容”（clementia）。乍一听“宽容”，好像是强者对弱者的施舍。其实，古罗马人所说的“宽容”，并不含感情色彩，而是一种冷静的统治哲学，让对手共存，在其擅长的领域发挥力量，让他们确认自身存在的理由，以此为基础形成命运共同体。
然而，奥斯曼人是一神教徒，而罗马人是多神教徒。一神教认为，只有自己所信奉的神才是真神，越是热衷于信仰，就越不能平等看待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
因而，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的关系也不时紧张。读一下潜伏在奥斯曼各领域的间谍发给威尼斯“十人委员会”的情报和常驻大使的绝密报告，我们便可知道，即使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奥斯曼也是威尼斯的头号假想敌。威尼斯派驻奥斯曼的大使通常担任过驻法兰西、西班牙的大使，是老手中的老手，他们总是单身赴任，以防万一。
尽管威尼斯海上战斗力处于优势，但在陆上，只要苏丹一声令下，奥斯曼就能轻易组成数量与威尼斯全国人口不相上下的军队。与这样的帝国搞外交，就如同当时威尼斯大使所说的玩“玻璃球游戏”。不过，还要加上一句，这是一场威尼斯完全不想让“玻璃球”掉落在地的“游戏”。因此，一旦奥斯曼方面有人受到诱惑要把“玻璃球”扔到地上，“游戏”马上就不再是“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