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几乎都是多种事件和现象并行发展的，但却不是所有事件排成一行同时并进。事件的发生有先有后，其发展不但不会齐头并进，反而会先后不一，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状态。这就是历史叙述复杂曲折的主要原因。如果历史学家无视这一点而只叙述他认为重要的事，历史也许变得更易理解，但却成为应试用的教科书。
叙述历史就像制作珍珠项链。如果只想用颜色一致、光泽又好的大珍珠来做，那么颗粒稍小但颜色光泽俱为绝品的珍珠就派不上用场。可这些珍珠具有价值，不能舍弃。平庸的匠人大概会用这些珍珠做成戒指之类的物件，而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家则会在珍珠周围镶上极小的钻石或宝石，做成的首饰比单使用珍珠更富变化感，且不会损害珍珠的美感和价值。
下面我们要叙述的就是地中海历史上的小粒珍珠。它们不具备左右以后地中海世界历史的力量，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双方都一直把它视为异端的缘故。
古罗马的尤里乌斯·恺撒有这样一句名言：
“不论以后成为多么恶劣的事例，开始时的原始动机都基于善意。”
这是真理。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事例，简直是毋庸赘言。但反过来表述这个真理，难道不也正确吗？
“不论以后成为多么美好的事例，开始时的原始动机都基于恶意（即使不那么恶劣也并不值得赞赏）。”
公元9世纪的当时，西西里伊斯兰统治的负责人、常驻巴勒莫的“酋长”并没有在西西里构筑新天地的高尚想法。他只是企图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已。
以往巴勒莫的“酋长”必须遵从被北非伊斯兰教徒奉为圣都的凯鲁万“酋长”的命令。可是，凯鲁万与东方的巴格达不同，随着宗教色彩的愈发浓烈，被任命为“酋长”前来巴勒莫上任的人也有了变化。派来的当然都是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但与其说这些“酋长”是行政官，不如说一任接一任都是伊斯兰的法学家和导师（伊玛目）。其结果是身在突尼斯的“酋长”却给巴勒莫“酋长”下达命令。
这就使巴勒莫的“酋长”心生厌恶。站在他的立场上，理由并非不可理解。第一，持续了50年之久的征服西西里行动，只有开始时是依靠突尼斯所派兵力进行的，后来的军事行动都是定居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所为。
第二，这些人虽然多为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但他们已经厌倦了北非经常爆发的柏柏尔人、摩尔人等新伊斯兰教徒的反叛。北非不稳定因素很复杂，不光是“原”与“新”的差异，也不仅是由此引起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还有宗派之间的抗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争，在这一时代已经极为炽烈。
第三，他们似乎受到了西班牙伊斯兰教徒统治方法的启发，这一点可以想象得到。不管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统治者是叫“埃米尔”，还是叫“哈里发”，他们与北非同辈的关系都相当淡薄。
第四，西西里虽是岛屿，但其面积足可匹敌突尼斯“酋长”统治的地域。如果不用地理面积而用生产力做尺度衡量，可以说西西里还在北非之上。
古罗马时代，虽然西西里也一直向本土出口农产品，但重要程度却远不及同时代的突尼斯。在古代，说起非洲几乎就是指突尼斯。那个时代的突尼斯，有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农业和商业，特别是有从非洲内地运来的黄金，使其具有足够的价值，从而被视为北非要地。
可是，北非在帝国末期被北方蛮族汪达尔人征服，后来又遭受拜占庭帝国的连连恶政，到了公元7世纪归入了伊斯兰统治之下。罗马式思维已死，被誉为帝国粮仓、繁盛的农业已死。居民没有活路，遂使以突尼斯为中心的北非化为海盗的巢穴。
而这个时期的西西里躲过了北方蛮族的袭击，没有成为蛮族与拜占庭帝国之间战争的舞台，所受拜占庭帝国恶政的影响也小于其他地方，走过了一个比较安泰的时代。当然，大部分居民也一直是基督教徒。与改信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和摩尔人等共生共存的北非不同，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征服西西里以后，他们所要统治的是仍然保留着古希腊和古罗马古风的基督教徒，统治方法有所改变亦属自然。
常驻巴勒莫的“酋长”不知玩弄了何种计谋，巴勒莫的“酋长”不再由凯鲁万和突尼斯的“酋长”任命，而改由巴格达的哈里发直接任命了。从突尼斯到巴勒莫只有一两天船程，而命令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传到巴勒莫的时间无法与之相比。上司所在越远，受命行动之人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巴勒莫的“酋长”似曾一度僭称“哈里发”，他对西西里的统治已经具备了更加西西里化的基本条件。
伊斯兰教徒对西西里的征服，从公元827年开始到878年叙拉古陷落结束，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当然，他们在西西里的统治并没有等待叙拉古的陷落，而是很久以前就已开始，叙拉古陷落之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条统治路线就是伊斯兰方面自画自赞的“伊斯兰的宽容”，并在西西里取得了成功。
西西里及其周边
首先，一神教的最大特点是不承认其他神祇，一神教的伊斯兰教把另外一个一神教基督教徒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在西西里却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殉教者。就是说，没有人拒绝改信伊斯兰教而为基督教殉教。但也不是整个西西里的基督教徒都改信了伊斯兰教。
其次，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当同为基督教徒的人在叙拉古遭到了进攻，西西里的基督教徒却几乎无人赶来参加保卫战。保卫战持续了9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如果西西里的其他地方爆发反伊斯兰起义也不足为怪。趁统治者把兵力投入到前线，后方空虚之际举行起义，是被统治者的常用方法。然而，西西里可以说几乎没有发生过起义。
叙拉古是过去拜占庭帝国恶政的象征，不愿意为救援叙拉古而卖命的心情可以理解。即使叙拉古防卫成功，整个西西里也不会立即回到拜占庭的统治之下。西西里全岛几乎都已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当时的叙拉古也只是一座孤城。即使在9个月的保卫战期间发生了起义，大概也不过是对伊斯兰统治的反弹，而不是要回归到拜占庭的统治之下。这一连9个月，叙拉古以外的西西里基督教徒们都是老老实实的。
最后，西西里屈服于伊斯兰统治之后，来自于此的袭击“鲁米”（直译为“罗马人”，意译为“基督教徒”）之地的海盗行动几乎绝迹。实际上，“鲁米”也已从这时起，开始区别使用“撒拉森人”和“阿拉伯人”的称呼。“撒拉森人”指居住在北非且以海盗为业的伊斯兰教徒，“阿拉伯人”则指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
西西里在归入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以后，甚至享受到了不优于却也不亚于古罗马的繁荣。这也是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方法之所赐。那么，这种统治方法的支柱“伊斯兰的宽容”又是怎样的实际情况呢？
在现代，正像“伊斯兰各国”的说法那样，伊斯兰教徒也分国别。非伊斯兰教徒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在伊斯兰教中原本不存在国家这个概念，只有涵盖所有伊斯兰教信徒的“伊斯兰之家”的概念。
可是，没有国家概念会有一件麻烦事——无法征税。税收是国家为代行国民个人无法办到的事情所需要的费用。国家的意义不存在了，税收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而在伊斯兰国家，无法征收始于古希腊城邦、完成于罗马帝国又延续至现代的“国税”。
这种情况在实际层面上使人非常困惑。纵使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实际生存其中的仍然是一种居民共同体。
《古兰经》也承认包括动产、不动产在内的私有财产。这样就有可能征“税”。这就是向伊斯兰教徒征收的唯一税种，名为“扎卡特”（zakat），其意义却不同于希腊、罗马式的税。“扎卡特”直译的意思是“富人为净化见穷人饿死而不救助所感到的悔恨之情”而解囊。因而，“扎卡特”不是被课而缴，而是一种自发捐赠的行为，这与基督教世界的慈善相同。与基督教世界对慈善事业的捐赠不通过国家相似，在伊斯兰世界也有以援助贫穷伊斯兰教徒为目的的慈善事业团体，捐赠也是通过这些团体进行的。现代基督教国家认为钱款从这些团体流向了恐怖分子，但即使向贫困伊斯兰教徒提供援助的团体与恐怖集团有牵连，在逻辑上也无法指摘。
我们先不谈这一问题，且把话题拉回到中世纪前期的伊斯兰世界。“扎卡特”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是以“净化悔恨之情”为目的的自发行为，就不能像罗马帝国那样设定税率。可是，如果钱款进项不确定，就不可能制定救济贫民的福利政策，也不可能使之组织化。此外，穆罕默德还认可另一种税收。
这是一种向战败者即被统治者课征的税收。
我们不知道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这种税收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忠实实施。但是，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后，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近东人、中东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人大部分都改信了伊斯兰教，没有改教的多为犹太教徒。这种税在东方专以犹太人为对象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税种在征服者伊斯兰教徒的保护之下征收，犹太人要在伊斯兰世界里坚守自己信奉的宗教并生存下去，就要拿出收益、收入的一半。按伊斯兰的说法，这是非伊斯兰教徒在“伊斯兰之家”中得以“容忍”的“代价”。也许有人认为50%的高税率实在没有人性，但在中世纪前期这个时代，却未必可以这样说。
罗马帝国也有向被统治者征收的行省税，税率是10%。但是在中世纪，自耕农要向封建领主和同样是大地主的修道院支付税金，尽管因土地所有者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超过50%。这是因为古代的税制“广而浅”，到了中世纪演变为“窄而深”，也是因为中世纪以后神职人员为首的免税对象变得越发庞大，社会上不纳税人数多于纳税的人数。
在信仰笃深的中世纪人看来，这个50%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中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伊斯兰教中只要纳税就认可“异教徒”的存在，基督教中却不行。在基督教世界里，连同为基督教徒的“异端”都不认可，遑论“异教徒”。
在西西里，征服当初，大概是圣战狂热过了火，对失败者的处置过于残酷，对被征服者的这种税收也实施得极为严格。所以，在首先被伊斯兰征服的以巴勒莫为中心的西西里西部，起义时有发生，也有大批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如果改信伊斯兰教，不但可以免重税，也不会再有被当作奴隶卖到北非的危险。
我因此想象，阿拉伯人成为西西里统治者后应该有以下的考虑：
第一，既然要淡化与北非的关系，朝独立的方向迈进，最好不要发生被统治者的起义和暴动，避免给北非以派兵的口实。
第二，如果西西里只有伊斯兰教徒，那么面向非伊斯兰的这种税就征收不到。净化对穷人悔恨之情的“扎卡特”即使收进来，也不能挪作行政和军事费用。
可是，西西里的阿拉伯人找到了非常现实的统治方法。
首先，决定不奖励被征服者西西里人改信伊斯兰教，相反鼓励他们不改宗教。
当然，要向这些人征税来作为“容忍”他们存在的代价。通过把地租税和人头税分开的方法，做到实质上减税。
地租税在阿拉伯语中称为“哈拉吉”（kharaj），税率是耕地收入的10%另加课于动产家畜头数的2.5%。对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似乎也征收这种税。
人头税只向居住在西西里的基督教徒征收。人头税，在阿拉伯语中叫“吉齐亚”（jizya）。人头税的征收对象也并非全体基督教徒。妇女、儿童、身体残疾者、乞丐、奴隶免交此税，其课税对象仅限于成年男子。
人头税不是等额征收，而是按财力分上中下三等，各等级所缴纳银币数目不同。下面记录的是以“迪拉姆”（dirham）银币为单位的一年纳税数目：
上等：48枚
中等：24枚
下等：12枚
迪拉姆银币由3克白银铸造而成，搞清它在中世纪的价值非常困难。当时的白银绝对要比21世纪的今天贵重。正因如此，撒拉森海盗才更要袭击修道院和教堂，基督教的弥撒及其他祭典所使用的圣器几乎全是白银制成。
由于这样的情形，想要知道1 000年前银币的货币价值近乎不可能。如果只是想大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假定如下。假定在2008年11月这个时间段，1克白银为0.5欧元弱，1欧元合125日元，那么：
上等：144克白银=72欧元=9 000日元
中等：72克白银=36欧元=4 500日元
下等：36克白银=18欧元=2 250日元
如果光是这样，我们只会说这太“便宜”了。但在那个时代，价值说不定10倍、20倍于此。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不人性的。这是基督教徒为了在伊斯兰统治下也能坚守信仰生活下去的“代价”。对伊斯兰方面来说则是“容忍补偿金”。
阿拉伯人称此为“兹因玛”（dhimma），是“保护”的意思。这个字眼的本意是“容忍”，只说“保护”是相当虚伪的说法。在罗马那样的多神教世界可以直接称为“保护费”，但在一神教世界，“保护”的意思也成了“容忍”。但如果想到同时代基督教世界不能容忍异教徒的存在，而在这里付钱即可，也许这种“伊斯兰的宽容”还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要问基督教徒支付了“容忍补偿金”，其境遇是否就会与伊斯兰教徒一样，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在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基督教徒的人身安全、行动自由、信仰自由得到承认，财产也受到保护，但他们必须忍受几个方面的不自由。他们终究只是“二等公民”。
严格禁止向伊斯兰教徒说教基督教教义。
禁止新建教堂。
禁止在基督教节日上街游行，教堂不得鸣钟。
禁止携带武器行走。在家可饮葡萄酒，但禁止在人前饮用。
基督教徒必须在家门上打上某种“标记”，今天我们已无法知晓这些标记的内容。
严禁与伊斯兰教徒通婚。
在路上遇到伊斯兰教徒时必须避到路边让路。
这些禁令即使不从近现代尊重人权的理念来看也是非人道的。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却并非使人感到屈辱得不堪忍受。暂且不说很早就被征服、据传已有300多座清真寺的巴勒莫，就连征服行动前半期归入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西部，据说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在西西里东部，墨西拿、卡塔尼亚、叙拉古这些古希腊时就有的城市较为集中，这里的基督教徒几乎都未改教。可以想象，在周围尽是二等公民的社会中，这些禁令也不会带来多少不适。不是吗？路上与伊斯兰教徒邂逅的概率几近于零。非但如此，受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之后，反而多占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