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原本是欧洲的一种文化现象，即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Renaissance在现代日语中一般使用音译“ルネサンス”，不过此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使用了“文芸復興”这个汉语词，将文艺复兴时代称为“復興期”。这个译词不单指文艺，而是广泛意义上的使用。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作者盐野七生，是一个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女性。这让笔者在阅读之前首先涌现的疑问就是：日本人写欧洲史？还是女性写作？在现代出版极度繁盛的状况之中，一个日本女性写作的欧洲史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她为何要写意大利文艺复兴？她笔下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呢？
盐野七生青年时代的日本发生了这样一些重要事件：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订；1968年，美国将小笠原诸岛归还日本；1968年，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1969年，日本学生运动以占领东京大学安田讲堂达到顶峰。换一个角度来看，那是“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东海道新干线开通、海外旅行放开、四大公害疾病暴发的高速经济成长时期。
盐野七生顺着海外旅行的热潮到了意大利。她在日本的学习院大学文学系攻读了哲学专业，大学毕业后，1963—1968年游学意大利。1966年9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她与中央公论社的总编粕谷一希先生相遇，受其邀请开始撰写《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作品刊登于1968年4月、6月、9月号上。
这就是一个日本女性写意大利的开始。1970年3月，盐野再赴意大利，居住于佛罗伦萨。大约在这一年，她与西西里岛贵族出身的医生茱塞佩·西莫奈结婚。虽然他们后来离婚了，但茱塞佩·西莫奈是盐野在《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后记中唯一留下名字的意大利朋友。此后，诸如《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海都物语：威尼斯一千年》等，佳作频出。她的《罗马人的故事》一写就是15年，一年一本。这位出生于1937年的女性，在78岁的2015年时依旧勤奋地写出了《希腊人物语1：民主政治的开端》。
本书是盐野写作生涯的开端之作，不仅对于“作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后撰写的《优雅的冷酷》《海都物语》等作品的引子，也早已种在了此书中。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讲了四个女人的故事，四个女人在人际关系上有所关联，但这个关联在叙述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处理得亦很淡泊，所以基本可以将四章视为四个独立的故事。
第一个出场的是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同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贵族家庭的孩子们一样，她也是自出生以来便被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她嫁给了曼托瓦的一个同样是中等贵族的贡扎加家族，终了一生。可是，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作为一个平凡的中等贵族的女儿度过一生。这个美丽的女人利用了包括政治斗争、艺术乃至自身在内的一切，只是为了超越自己被分配到的环境。
母亲的娘家是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国，妹妹嫁给了米兰公国，这两个王国在她的眼前相继崩塌。她要守护好自己的娘家埃斯特家族所统治的费拉拉，还要守护夫家贡扎加家族所统治的曼托瓦。中等君主国最容易成为大国的饵食，为了坚守住这两个国家，只能凭借大胆而冷静的现实主义。所以，当丈夫被俘虏时，她向教皇、法国皇帝等一切有声望的人求救，但是她坚守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绝不能让他们以解救丈夫为借口而将铁蹄踏上自己的国土，哪怕被威胁杀了她的丈夫。她亲历了罗马劫掠，将美貌的女官当作政治交际的工具，营造了她那间今日被称为“天国”的艺术品书斋。
第二个女人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因为声名显赫的亚历山大教皇父亲与切萨雷哥哥的缘故，她成了典型的“被男人左右命运”的女人，而左右她的正是女性最为关心、最为痛心的“婚姻”。美貌绝伦的她不得不成为棋子，出嫁了三次。在这一期间，她有过抗争，也有过与他人的恋爱与不伦。波澜万丈之后，她与第三任丈夫和睦相处，为家族添子传宗。她的生命与波吉亚的名字共存，所以尽管是悲剧，她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只有自父亲即位教皇之日起至哥哥切萨雷去世为止的15年。在与这个名字的荣光及崩溃纠缠了一生后，她的人生也随着波吉亚家族的崩塌而终结。这之后的她，不再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而只是一位善良温柔的妻子——卢克雷齐娅·德·埃斯特。
第三个女人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她是个太不寻常的女人，一个拥有阿滕多洛乡野武夫的血统、美貌与英勇兼备，勇敢之处甚至可以用悍妇来形容的女人。她最著名的事迹恐怕就是站在城塞上，面对着以她的两个孩子为要挟的敌人，从从容容地掀起裙摆，大声喊道：“愚蠢的傻瓜啊！我有这个工具，就还能生无数个孩子！”（本书第185页）可是，如果不是这般强悍，又有谁能保卫弗利？在众叛亲离、无所依赖之际，谁能奋勇而起，为故土而战？如果卡特琳娜的对手不是叱咤整个意大利的切萨雷，不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她的命运也许能够被改写。这位意大利的女杰，对待敌人的报复极其残忍，可那个前提是敌人杀害了她的丈夫与恋人。从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她与她最大的敌人切萨雷·波吉亚的相通之处，那是一种很能打动人们的心灵的特点——人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青春。不是浪费于过度感伤的青春，而是立足于现实，发挥冷静的精神与勇敢的青春。
晚年的时候，她忽然从一个异教徒回归到甜美温柔的圣灵之心，冥想、翻阅宗教书籍、与僧侣或修女们对话，默默生活。不过，这不是“回归”，而是在失去了金钱、权力与爱情之后，无可选择或者说已经一败涂地之际，才第一次开始靠近神灵。很多美丽而幸运的女人们也是如此，在年轻的时候将肉体交给了恶魔，而到晚年，当年轻美貌与幸运都枯竭之时才将剩下的骸骨献给了神灵。
第四个女人是卡泰丽娜·科尔纳罗。与前三个女人相比，她的生平显得十分黯淡，尽管她贵为塞浦路斯女王，却是一生都被威尼斯共和国所操纵的傀儡。她在十四岁的豆蔻年华举行了只有丈夫代理出席的婚礼，在等待了四年之后才终于前往塞浦路斯，到年轻英俊的丈夫身边。可惜，这样美好的日子还没过上一年，便因丈夫突然患病离世结束了。这之后，在威尼斯共和国成功地平定法马古斯塔之乱之后，她以被解救的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身份，在威尼斯强大的军事及政治干预下，当上了美丽的地中海风情的塞浦路斯岛的女王。这一当便是十七年。丈夫过早离世，儿子一岁便夭折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该如何熬过漫漫长夜？她也曾经有过反抗，但与其说是反抗威尼斯，不如说，她对新的婚姻、新的生活有所憧憬。当塞浦路斯毫无悬念地被威尼斯成功合并后，她交出了女王的王冠，以贵宾身份回归威尼斯，成为优雅而快活的阿索洛夫人。
卡泰丽娜是一个单纯的女性，“不会因自己所受的苦恼与悲哀而留下一点儿阴影，并非是自身努力克制不表现在外，也不是一直压在胸中将其当作自己飞跃的一块基石。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痛苦与悲哀便离她们远去，仿佛她们的命运之神天生就丧失了争斗意志似的。这样的女人是最幸福的女人，而对男人而言，她们就是最理想的女人”。（本书第296页）无论威尼斯怎样将其作为政治布局中的一个棋子，她也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丈夫、国家与生活的模式。所以，至于她是不是棋子，就不具有任何讨论的意义了，因为她本人根本无所谓。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一个个性强烈的时代，是女性被视为与男性对等的时代，是对于那些敢于展现自我的女人——如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等人——赞不绝口的时代。《文艺复兴的女人们》选取的就是最为著名的这四个女人，她们都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只是，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如何处世，各人虽自有活法，却依旧体现出文艺复兴的精髓——透彻的合理主义。
伊莎贝拉的书斋入口处挂着她的座右铭——“无望无惧”（Nec spe nec metu）。人生就是那里，眼前就是人生，即便那并不是纯洁的、美丽的。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被教皇父亲及哥哥掌控了命运，但她对他们的感情并非憎恨，反而是亲切的、相当崇拜的。就像作者在前言中写她自己常常憧憬能有一个哥哥。“甚至会想，如果能够有一个切萨雷这样的哥哥，那么无论是政治婚姻还是其他什么，我都会配合的。”大多数的女性对于政治，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地卷入其中，看得都比较次要。她们更关心的是自己与周围的人。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曾真正投身于战场之上，虽然落荒而逃，却赢得了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赞扬。她的一些“下流”的话语与行为，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低俗的，“而被认为是大胆的。这一点看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就能明白”。
至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盐野说自己对她没有一点儿女性的认同感，只是因为对推动她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与外交非常感兴趣。笔者以为，卡泰丽娜是普通女性的一类代表，胸无大志，只希望拥有小小的平静的家庭幸福，并没有什么不好。
无论后人怎样评价，当时的她们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都做出了非常合理的行为，走过了一生。谁也不能说，换一种人生对她们来说就更为合适。
然而，女性有着“女人的局限性”，那就是缺乏宏大视野，只考虑自己的国家、周围的小圈子的安危，不能瞻望时代的潮流。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她们与当时最优秀的男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伊鲁·摩洛、亚历山大六世、切萨雷·波吉亚、朱利奥二世等人相比，是微小的存在。那些男人被认为贯彻“极善至恶”的雄壮的政治。文艺复兴时代的女人们，是生存于男人时代的女人。然而，她们并不是男人的牺牲品。作者从一开始就认为女人未必是男人的牺牲品。在此书中，卢克雷齐娅与卡泰丽娜的命运或许会让人有所质疑，但如果从她们对“命运”既没有抱怨也没有憎恨，而只是接受的一点来看，接受即意味着一定的合理性。
写女人的故事，大多会令人联想到性爱，带有暧昧的幻想。《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在这方面虽然没有直接的描绘，毕竟是以“历史”为重心的传记类小说，但作者已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她对文艺复兴精神的理解，那就是精神与肉体、善与恶的明快而又感性的、性感的共存。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真髓，不是封闭于狭隘的精神主义外壳之中的东西，而在于无可匹敌的大胆魄力与透彻的理性精神，并立足于此将情感与肉体调和统一。如果不能理解到这一点，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情调将无从谈起。”（本书第47页）
伊莎贝拉才华横溢，虽然因为机缘错失了与米兰公国的执政者伊鲁·摩洛的婚姻，在妹妹死后，她与伊鲁·摩洛关系亲密，但并无出轨行为。她对丈夫的情人们（其中还有著名的卢克雷齐娅）并无过多的烦恼，反而为她两个弟弟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女仆而产生纠纷痛苦不堪。
卢克雷齐娅的性爱向来是世间饶有兴味的谈资。她结了三次婚，还有数个情人。但是比起这些，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她与教皇父亲，与哥哥切萨雷的乱伦。可是，在《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中完全不见这些闲言碎语。当然，书中描写了她的父亲、兄弟与妯娌之间的一些关系。不过，字面相当干净。
卡特丽娜一章描写了一场战争与一个阴谋，没有任何花边绯闻。至于从威尼斯远嫁塞浦路斯的卡泰丽娜，在婚前默默地等待了四年，在经历了短短的一年婚姻之后便成为一个寡妇。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养女，她受到了严重的监视，被禁止与任何男性往来。15年后，当她刚要被利用于一场婚姻而心中若有期待时，这个计划又被威尼斯政府粉碎。
因此，四个女人的人生与作者精辟的指摘似乎是联系不起来的，但是作者的指摘却并没有错。她的对象应该是在说此书中的男人们，尤其是切萨雷或亚历山大教皇。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是时代的产物。这之后作者又写了40多年，出版了《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海都物语》等60余种作品。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不仅仅是女性的故事，它有一个前缀“文艺复兴”。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的代表女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点。盐野在《文艺复兴是什么》一书中，以设问——回答的形式，通过佛罗伦萨、罗马、基安蒂的格列韦、威尼斯四个城市，分别描绘了文艺复兴每一个时期的特点。这本书最大的价值，笔者认为是澄清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关系。换言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两个分离的问题。不能说文艺复兴因为没有进行宗教改革，所以作为精神运动，它是不完整的。在该书的结尾，作者将“文艺复兴是什么”的“什么”落在了“慧眼”与“克己”两点上。
慧眼的意思就是“发现”。本着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怀疑”，去重新看待，就能看到很多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意思。作者的解释是这样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是人。人具有善恶两个属性，所以不能说“恶”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也就是说，人不能将责任转嫁到恶魔的身上，所以要自我约束，要有坚强的意志。——《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中所见作者崇尚的文艺复兴的坚强个性，尤其是她钟爱的切萨雷·波吉亚，也许就是这个解释的体现。
事实上，《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给读者的体会就是，即便像亚历山大教皇、波吉亚家族那般乱伦、滥杀与残暴，像卡特丽娜那般强悍与残忍，他们的品格也是受到世人高度评价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性恶”“狡猾”并不是贬义词，反而是赞美之词。盐野在一篇题为“恶的建议”的文章中说：与其无知的善良，不如学习恶劣的狡黠。“大家都是善人，都很正直，不论怎样、不论到什么时候都好像一个中学生，实在没有出息。”14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武装农民集团的头目、地方豪族，无论是什么出身的人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国家也由此逐渐形成。在那个时代，对于任何人来说，财富与权力的无限的可能性都是打开的。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正在经历着大变革。在高度经济发展的洪流中，需要向外、对世界发出声音，而这方面的日本外交，在盐野的眼中，显然是很欠缺的。“在美国有一个笑话，说世界上绝对不会有四种人。美国哲学家、英国作曲家、德国喜剧演员、日本花花公子。因为花花公子需要具有以最小投资获得最大利益的才能，而日本的外交官往往与之相反。”她的这一认识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粕谷一拍即合，《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在受邀之后的半年即写出150页，而后变成了一本书。
译者乙未秋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