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很多人都知道意大利的国旗是绿、白、红三色。不过那是陆地上的旗帜，海上的用旗稍有不同，商船用旗在国旗的基础上，中间白色的部分多出4个纹章，用金色的绳索框起。军舰旗在纹章上多了一个王冠，基本图案与商船用旗相同。
那么，这4个纹章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它们是意大利的4个海洋国家的国旗。上排左边是威尼斯，右边是热那亚，下排左边是阿马尔菲，右边则是比萨。
昔日，环抱地中海拥有辽阔疆土的古罗马人，将地中海称为“Mare Nortrum”，意思是“我们的海”。事实上，那时的地中海，的确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内庭。
然而，随着陆地上“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终结，地中海不再是“我们的海”。罗马帝国瓦解后，地中海成了拜占庭帝国和北非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逊人猖獗一时的场所。尤其是撒拉逊人，他们不愿经商，而是选择做海盗，以快速的方式牟取暴利。那是地中海最黑暗的中世纪。
意大利商船用旗（1945年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欧的势力卷土重来。如果说太阳从东方升起，那么在地理位置上最早迎接阳光的意大利人，当然是站在了这场反击的前沿。何况，他们还拥有古罗马文明这样一份丰厚的遗产。
进入9世纪之后，以贸易而非海盗为目的的意大利商船，为地中海再次带来了活力。这些商船正是来自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历史上将它们称为“四个海上共和国”。
这4个国家兴起于公元9世纪初，14世纪下半叶到达顶峰，之后因土耳其的不断攻击以及哥伦布、达·伽马等开创的大航海时代，于15世纪末期走向衰落。在此之前，它们绝对可以说地中海是“我们的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追寻昔日的荣光，意大利海军以及商船的旗帜用的都是上述图案。不过，如今的地中海霸主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似乎是反映意大利人性格的典型例子，当他们单独行动时，往往颇有建树，聚在一起，反而一事无成。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他们单打独斗、互比高下的时代，也就是地中海属于他们的海的那个时代。
如果问为什么这4个城市会发展成海洋国家，我想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可以给出一定的解释。
首先是位于那不勒斯湾附近的阿马尔菲。由于那不勒斯湾西端的波佐利（Pozzuoli）在古罗马时代就是一个重要的港口，所以，阿马尔菲人有着悠久的航海历史。从地势上来说，它面积狭窄，只有巴掌般大小，不适合耕地，再加上陆路交通也很不方便。现在，如果有机会从海上眺望来往于萨莱诺（Salerno）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公共汽车，可以看见它在横穿阿马尔菲时，在山道上每拐一个弯都要按一声喇叭，仿佛警笛长鸣。如今能够通车的公路，情况都尚且如此，在1000多年以前，这里大概就是一块陆地上的孤岛。阿马尔菲的男人们，除了出海别无生计可寻。
在出海求生路这一点上，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与南部的阿马尔菲情况极其相似。
热那亚也是背靠山岭，城中多斜坡，没有像样的农耕地。今日的热那亚作为意大利的第一海港，高楼耸立，令人眼花缭乱。即便如此，它仍然算不上是一个环境良好的居住之地。环形高速公路上的隧道一个接一个，刚露出点光亮，又进入黑暗。人们只能在光明与黑暗交替之间，匆匆一瞥海的模样。
不管怎么说，热那亚的陆地状况比阿马尔菲还是要好一些。从古罗马时代起，这里就铺设了连接罗马与南法里昂的奥勒里亚大道（Via Aurelia）。同时，这里也是罗马与马赛之间的海上中继站，因此，历史上热那亚男儿的身上便流淌着水手的血液。
有关威尼斯的部分，已经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详细地讲述了它的诞生经过，这里就不再重复。威尼斯虽然不是群山环抱，但土地面积仅够人们居住，几乎没有任何耕地，交通完全依赖船只。可以说，地理条件比阿马尔菲和热那亚更为恶劣。
4个“海上共和国”中，唯有地处意大利中部的比萨，情况略有不同。它并不临海，是流经佛罗伦萨的阿尔诺河（Arno）入海前的河畔城市。
比萨最初发迹于古罗马时代奥勒里亚大道穿越阿尔诺河之处。当时的奥勒里亚大道距离海滨很近，如今海岸线则向内陆后退了15公里以上。
由于比萨是河岸城市，因此，周围的耕地面积相对丰富。不过，缺点是必须为大型船舶另外建造临海的港口。它是这4个“海上共和国”中最早发迹的一个城市。
话说回来，比这4个“海上共和国”条件更好的天然海港，在意大利另有其处，比如那不勒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不勒斯没有发展成海洋国家是因为它拥有广阔的平原，农产丰富。耕地在中世纪是价值最高的资源，所以那不勒斯就算拥有优质的天然港口，也没人愿意选择危险的海上营生。
那么，是不是所有没有“资源”的临海城镇，都发展成海洋国家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在类似的众多城镇中，唯有4个地方的居民活跃于海上。与阿马尔菲自然条件完全相同的索伦托（Sorrento），最终也没成为海运国。情况相似，结果不同，历史现象往往不能一概而就，这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游客稀少的秋季，地中海温暖的阳光洒满全身，让人懒洋洋的，直想闭上眼美美地睡一个午觉……这就是如今的阿马尔菲，一个小小的避寒地。造访此地的人们大概无法想象，当初西欧人首次渡海前往东方行商，恢复了自古罗马以来断绝的东西方交流的男人们，竟然是从这么一个寂静的港口出发的。
今日的阿马尔菲，能够令人联想起昔日荣华的，大概只有与这个小渔村很不相称的华美的教堂以及山坡上的修道院里明显带有东方色彩的回廊。当年，为西欧航海技术带来划时代变革的指南针，就是由阿尔马菲的商人首次引入西欧的。
据说指南针最早是由阿拉伯人从其发明地中国购得，后转卖给了阿马尔菲人。阿马尔菲人把它带回欧洲，在意大利进行改造之后，又卖给阿拉伯人。沙漠中行商，如同航海，茫茫大漠之中，指南针势必是一个极有用的工具。直到16世纪，便携式指南针仍然是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们的必备之品。想到意大利商人在东方把小型指南针不断地推销给阿拉伯人的景象，不禁让人莞尔。
有关古罗马时代的阿马尔菲，几乎无法查证，想必与今日的小渔村情形相差无几。当时那不勒斯的近郊，是罗马上层阶级的别墅区，波佐利又是一个繁荣的商业港口，与阿马尔菲近在咫尺的卡普里岛（Capri）是罗马皇帝的私人度假地，阿马尔菲的渔民们想来是不愁鱼虾的销路，说不定日子过得比现在更红火。
有记录显示，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不到百年的6世纪，阿马尔菲已是一个主教区。这意味着此地经济活跃，人口较多，服务信众的神父数量随之增加，因此需要有负责管理的主教坐镇。基督教会非常重视传教，有主教坐镇，也说明这里是一个人员流动量较大的城镇，因此有必要设置传教的据点。
人员的流动量大，当然是与商业活动频繁有关。因此，被指定为主教区的时间是判断该地的经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活跃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威尼斯成为主教区是在8世纪中期前后，比阿马尔菲晚了200年。
海洋国家阿马尔菲的黄金时代，大概是从10世纪中期到11世纪中期的百年间。在当时的商业重镇，处处可见阿马尔菲商人的身影。在君士坦丁堡，有专门为阿马尔菲人建造的一所教堂以及两间修道院。当时的修道院还兼有驿站的功能，修建修道院，正是出于为那些短暂停留的阿马尔菲商人提供便利的考虑。说到10世纪时的地中海世界，拥有强大海军力量的国家，一个是威尼斯，一个是阿马尔菲。在那不勒斯一带，军事上，要依靠阿马尔菲海军的防守才能阻挡撒拉逊海盗的袭击。经济上，用的也是阿马尔菲的货币。当时的阿马尔菲，正如造访此地的一位阿拉伯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座比那不勒斯更为重要、繁荣的城镇。
阿马尔菲的兴起，首先基于与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的贸易活动，通过与伊斯兰国家建立起良好关系，从而成了罗马教廷与穆斯林国家间的中间商。事实上，阿马尔菲人从东方采购的商品，主要卖给了罗马教廷，以及位于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拥有独立国家一般强大势力的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修道院。
全盛时期的阿马尔菲，名义上隶属拜占庭帝国，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元首制共和国。在这一点上与威尼斯十分相似。不过，阿马尔菲逐渐向世袭制倾斜，最终演变为事实上的君主国家。而威尼斯则是坚决反对世袭制，为防止政体的变质不遗余力，这是两个国家截然不同之处。
或许是因为崇尚个人主义的生存之道，阿马尔菲商人中飞黄腾达者居多。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大概就属毛罗（Mauro）了。毛罗靠东方贸易起家，获得成功后在耶路撒冷为来朝圣的基督徒建立了圣约翰骑士团。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领之后，骑士团的根据地转到罗德岛，所以也称罗德骑士团。后来罗德岛受到土耳其的攻击，根据地再次移至马耳他，因此，又有了马耳他骑士团的称号，它是中世纪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骑士团。
骑士团最初创立的目的是为朝圣者提供住宿和必要的医疗救护。历史上，像这样由一个商人创立的骑士团体绝无仅有。因此，圣约翰骑士团的纹章与阿马尔菲相同。
然而，非常讽刺的是，阿马尔菲走向衰败，竟然和圣地耶路撒冷有关——他们没有赶上十字军运动。准确地说，阿马尔菲人错失了投资十字军东征事业的大好时机。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从陆路前往耶路撒冷的。虽然取得了成功，却必须依靠海上的补给来维持胜利成果。自第三次东征起，每一次都是从海上前往巴勒斯坦，当时担任海上补给任务的，是热那亚和比萨。因为这两个国家与十字军的主要国家法国距离相近。威尼斯虽然起步也晚，但是在第四次东征时，以举国投资，成功地扭转了落后的局势。而没能参与这项中世纪最大海运事业的阿马尔菲，则注定了衰败的命运。
话说回来，当时的阿马尔菲即使想投入十字军运动，也是有心无力。1073年，诺曼人取代拜占庭帝国成为南意大利的统治者，阿马尔菲沦陷。在君士坦丁堡居住区等地的海外商人们一心救国，不惜余力地向利害一致的拜占庭提供经济援助。诺曼人虎视眈眈地盯着君士坦丁堡，阿马尔菲商人的援助对拜占庭皇帝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不过，真正挫败诺曼人野心的，是威尼斯强大的海军力量。尽管诺曼人登陆希腊，可迎头便遭到威尼斯海军的痛击。大败的诺曼人哪还有征服拜占庭的余力，能逃回南意大利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作为军事援助的交换条件，皇帝给予威尼斯商人免除关税的特别优惠。可是，阿马尔菲商人却只获得了与比萨、热那亚同等的待遇。皇帝给予威尼斯人特别优惠，是希望日后继续得到他们的援助。而失去祖国的阿马尔菲商人，个人财富再雄厚，也无法与威尼斯国家的实力相比。这也成了两个国家前途明暗的分水岭。
同样，大海运事业以及十字军的运输，都属于国家级别的事业，失去了国家的阿马尔菲人自然是无法参与其中。部分个体的商人，或许还是可以凭一己之力，从事一些海上运输，但若要想进一步发展，获得巴勒斯坦或叙利亚等国的许可，在其境内设立居留区作为贸易据点，背后仍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的支持。在这一点上，阿马尔菲相比其他3个国家相差甚远。
失去祖国阿马尔菲的商人，依然行走于各地，经商活动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但经济活动与政治外交紧密相连，这些商人的身影还是一点一点地淡出了世人的视线。继诺曼人之后，阿马尔菲又被安茹（Anjou）以及阿拉贡（Aragon）这些与海运事业无缘的陆地型国家征服。那些活跃于国外的大海之子的阿马尔菲商人们无家可归，只能逐渐融入当地，最终不见踪影。“海上共和国”中的一员，就这样从地中海的舞台上消失了。
说起比萨斜塔，人人皆知。看过斜塔后，不妨去参观一下边上的教堂、洗礼堂和修道院。相信一定会有人对这小小的城镇有着如此华丽的建筑而感到不可思议。仅作为一个农作物的集散地，当然是无法办到这一切的，只有依靠贸易积累的财富，才能造就这般豪华。按照一般的常识，只有临海的港口城镇才能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地。然而，比萨却超出常规，虽不临海，但确实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洋国家。中世纪时，船舶相对小型，距离海口不远的河畔城镇比萨，发展成为海运国，并不像如今的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比萨建立于公元前90年前后，属于托斯卡纳地区最古老的一个城镇。公元4世纪初，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不久，这里便成了主教区。由于地处奥勒里亚大道的沿线，又是向外运送托斯卡纳地区物产的唯一海上出口，比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繁荣的城镇。
与周边面向大海、有着天然良港的城镇相比，位于平原中的比萨之所以能变成一个强大的海运国家，似乎另有其因。比萨人在与从北非而来的撒拉逊人的对抗中逐渐成长为强健的海上民族。
如果背后有山麓，那么即使撒拉逊人来袭，还能逃进山中。可是比萨却地处阿尔诺河沿岸的平原之中，无处可逃。唯一的方法，就是建造坚固的城墙，据守城内。但这样的战术，对于防守由少数精英组成的撒拉逊人军队的进攻时并不怎么奏效。
于是，比萨人改变战术，出海迎敌。比起妇女、儿童都不得不参与的守城战，海上出击更能提高战斗效率。夺得制海权，同时也意味着可以安心从事贸易。事实上，在9世纪到10世纪期间，比萨人与撒拉逊人之间的争斗还分不出高下，可是到了11世纪，比萨海军已经远征至北非沿岸撒拉逊人的大本营附近。撒拉逊人在比萨海军的威慑之下，根本无法靠近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
海军的强大，促进了经济的活跃。十字军远征又给比萨发展为海运国带来了绝佳的机会。整个12世纪是比萨的黄金时代。各地都设有比萨商人居留区的商业基地，仅列出重要城市就有：君士坦丁堡、叙利亚的安条克、的黎波里（Tripoli）、巴勒斯坦的雅法、阿卡、泰尔、埃及的亚历山大、开罗，以及北非沿岸的诸城市等。著名的比萨斜塔就是在比萨这段最为辉煌的时期建造而成的。
不过，比萨在海陆两面都受到威胁。海上的敌人最初是撒拉逊人，后来是热那亚人，准确地说热那亚应该算是竞争对手。比萨与热那亚这两个海洋国家，在11世纪之前，一直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撒拉逊人。之后为了科西嘉岛（Corsica）的所有权，两国发生利害冲突，昔日的战友变成了敌人。
比萨在陆地上的敌人是佛罗伦萨。随着经济的强大，佛罗伦萨共和国对海港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有了将比萨占为己有的打算。按照现代人的想法，需要海港不一定非比萨不可，可以把附近的里窝那港（Livorno）开发成佛罗伦萨的专属港。然而，一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海洋国家，是因为它牢牢地控制着周边的制海权。比萨一早就盯着里窝那港，佛罗伦萨想使用，需征得比萨的同意。当然，比萨是不会答应的。而佛罗伦萨始终不愿放弃拥有海港的理想。固执的佛罗伦萨人为了拿下比萨，断断续续地打了三个世纪的战争。恨透了比萨的佛罗伦萨人至今还流传着“与其让比萨那帮家伙站在家门口，还不如让死人站在那里。”的谚语。
当然，对于死缠不休的佛罗伦萨人，比萨人的恨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比萨是一个强大的海洋国家，但从陆地面积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小国，凡事不能做得太露骨。可比萨犯下了意识形态过于鲜明的错误。
比萨是意大利皇帝党的根据地，历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德国南下去罗马接受加冕时，必定经过此地。像但丁那种被教皇党扔石头、吐口水的皇帝党人士到了比萨，便可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
比萨的这种姿态，给了处于教皇党势力之下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攻击它的好借口。虽然比萨国内也有教皇党，但由于皇帝党的色彩太浓厚，不仅在对外关系上，国内的政治也因此变得错综复杂。贵族与市民之间纷争不绝，一直到国家灭亡，人民也没有享受过安定的政局。面对混乱的内政，比萨人想到或许外国人立场会比较中立，曾一度考虑请威尼斯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
最初将阿拉伯数字带进西欧，为日后数学的发展奠定下基础的是比萨人。而且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也远远大于其他的海洋国家。比萨人在君士坦丁堡发现了古抄本，并以此为据重新振兴了对罗马法的研究。这样一个在科学、文化上颇有建树的国家，到了13世纪下半叶开始露出衰败的征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死去之后，意大利的皇帝党势力一落千丈。面对四周不断增强的教皇党势力，比萨宛如大海中的一座孤岛。
导致坚守皇帝派立场的比萨走向衰退的关键，是1284年在梅洛里亚（Meloria）发生的与热那亚的海战。这场战争中比萨输得一败涂地，失去了许多位居高位的人物。没有战死的，大多也成了热那亚的俘虏，当时甚至有“想见比萨人，要去热那亚”之说。战败后的比萨，退出了一线海洋国家的行列，海上贸易远远落后于热那亚，手工业也不及佛罗伦萨，从此没有东山再起。
话说回来，比萨作为城邦国家依然存活了下来，他们的商人们以个体的形式，继续活跃于东方的各个港口。只是它作为海洋国家，继12世纪上半叶消失的阿马尔菲之后，在13世纪末丧失了将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的资格。
马基雅维利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个代表性国家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比喻成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如果让他评价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话，应该会给出同样的评价吧。与以金融和手工业为经济基础的佛罗伦萨不同，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通过海上贸易大获成功的国家。两国进出口的商品几乎完全一样，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之道。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
说到中世纪人的忠诚，除了对上帝之外，大概只限于对红颜知己之类的人了。威尼斯人对国家的忠诚，即具有共同体意识，在当时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
另一方的热那亚则完全没有这种观念，那里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乐园。如何充分地去施展个人的才华是他们唯一在乎的事情。热那亚人相信自己比任何海洋国家的人们，尤其是比对手威尼斯人，有着更高的天分。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一群天才，无论是作为水手还是商人。
这里，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第四章中介绍的“威尼斯商人”的形象。不是马可·波罗那样的特例，而是像罗马诺·马伊拉诺、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般的商人。他们才是真正支撑威尼斯经济的顶梁柱。不可否认，这些人往往令人联想到讲求稳健成长的中规中矩的公司经营者，而热那亚商人的形象就鲜活许多。他们虽然任性，不负责任，但在外人看来却是十分有趣。贝内代托·扎卡里亚（Benedetto Zaccaria）就是一个令人感到痛快淋漓的典型的热那亚商人。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1248年出生于热那亚。他的家族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但在从事海外贸易上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成就。扎卡里亚在11岁时渡海前往东方，之后的经历不详，但他与尼西亚帝国的帕里奥洛加斯皇帝（Palaiologos）关系密切，却是不争的事实。尼西亚帝国是十字军第四次东征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由逃亡的拜占庭人组建的国家。他们对于促成十字军东征成功的威尼斯，当然是充满了憎恨。尼西亚善待威尼斯的对手热那亚，有一部分就是出于对威尼斯的反抗之心。那个时期的尼西亚帝国是公认的热那亚商人的大本营。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也在尼西亚设有大本营。他的好运，是从皇帝将福恰（Foca）的土地赐给他和其弟曼努埃尔开始的。位于小亚细亚士麦那附近的福恰，看似毫不起眼，地底下却蓄藏着明矾矿石。皇帝是否清楚此事我们不得而知，总之，扎卡里亚决定以西欧染料业不可缺少的明矾，作为他发展事业的基础。
与西欧从黑海沿岸地区进口的明矾相比，福恰产的明矾质量低劣。于是，扎卡里亚利用皇帝的关系，要求他禁止西欧商人从黑海采购明矾。可是禁令遭到了扎卡里亚的同胞们的强烈反对，皇帝只能撤回成命。扎卡里亚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威尼斯商人的身上，不可能就那么轻易地蒙混过关。他会立即受到本国“垄断禁止委员会”的责难，被处以巨额的罚金。
不过，热那亚人的扎卡里亚，完全没有与同胞共存共荣的意识。他用压低明矾价格的方式，企图再次建立起垄断体制。由于他拥有自家的商船船队，因此与其他必须支付高额运输船费的竞争对手在价格上拉开了距离。
但压低价格，并没有能够让他如愿地垄断明矾市场。于是，扎卡里亚在热那亚本土建造工厂，将精炼后的明矾推向市场。这一次，他终于成功地击败了从黑海地区采购明矾的对手们。取得胜利之后，扎卡里亚又将目光投向了黑海市场。
就这样，整个明矾市场完完全全地掌控在扎卡里亚一个家族的手中。像他这样的商人，在威尼斯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威尼斯实施的是由国有加莱商船组成的固定航线，哪怕是私有船只，也规定了运费上限，政府不遗余力地保证所有商人能获得公平的机会。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集资的方法，也体现出十足的热那亚式个人主义。他采用的是当时海洋国家惯用的方式，在威尼斯称为“有限合资公司”，热那亚则叫作“Commenda”。不仅如此，他还想出了雇人经营的点子，这个办法与现代资本家经营股份公司类似。由于是短期性的组织，所以经营者们能够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商才，而经营者的才能与扎卡里亚本人的获利是成正比的。
海上保险也是扎卡里亚的主意。一开始，他可能发现自己的船队支付的保险金占销售额的20%——26%，于是意识到保险会是门不错的生意，进而设立了保险公司。除了自己的船队之外，也接受别人的投保。
扎卡里亚的作为如果仅限于此，就称不上痛快淋漓。他回到热那亚，在祖国发行的国债上也狠狠地赚了一笔。除了染指明矾市场，他还将乌克兰、保加利亚的小麦、南俄罗斯的毛皮和鱼类进口到热那亚，又向东方出口香槟地区的纺织品和米兰产的武器。当然，他也不会放过买卖奴隶，就连科西嘉岛的海盐也用帆船运往东方。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他还经营着染色工厂。
日理万机的扎卡里亚，不可能总待在一个地方。他乘坐着自家船只，纵横于地中海之上，操控着各方的生意。他的船叫“富裕”号，在那个通常以圣者的名字或者以基督教的名称命名船号的时代，扎卡里亚堂而皇之地为自己的航船取了一个充满“资本主义”色彩的名字，着实有趣。
这位扎卡里亚“财阀”的统帅，作为一名海军军人，也充分表现出其超乎常人的才华，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
扎卡里亚36岁时，热那亚与比萨的关系恶化，战争不可避免。他被选为热那亚舰队的司令官之一，率领自家的12艘战船参战。根据他的建议，热那亚海军封锁了海面，当比萨军试图突围时，热那亚采用欲擒故纵的方式，成功地将对手的舰队一分为二。
比萨在这场梅洛里亚角海战中输得一败涂地。三年后，他们试图做最后的抵抗，可是那些连接在港口的铁链，被张满风帆的扎卡里亚的“富裕”号撞断，最后连铁链都被热那亚人当作战利品带回了国。这场战役决定了比萨从此没落的命运，而西地中海的制海权，又重新回到了热那亚人的手中。
自此，扎卡里亚的威名传遍整个地中海流域。卡斯蒂利亚王（Castile）委托他帮忙夺取直布罗陀海峡；法国国王准备攻打英国时，请他担任创建海军的技术指导及其指挥；当叙利亚的的黎波里发生危机时，热那亚政府也是派他前往救援。每一次执行任务，扎卡里亚带去的都是自家的船队。
控制直布罗陀海峡，意味着为意大利海洋国家开辟了大西洋航线，给祖国热那亚带来了莫大的利益。然而，除了夺取直布罗陀海峡和保卫的黎波里之外，扎卡利亚接受的其他任务，与其祖国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扮演了雇佣兵的角色。不过，热那亚对于同胞的此类行为，从来是不干涉的。
1308年，坐拥莫大荣光和财富的贝内代托·扎卡里亚在他那位于热那亚海边的豪华大屋里寿终正寝。他的一生证明了天才所能达到的高度，地中海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我的海”。
虽然扎卡里亚生性自由奔放，但他一生并没有做出违背祖国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热那亚的顶峰时期。在国力上升期，个人主义的放任并不会带来危害，反而往往会产生好的结果。
然而，一旦出现障碍，国力与个人的能力就未必成正比。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生存之道的热那亚人常常会做出一些违背国家利益的事情。比如他们明知帮助阿拉贡王国会影响热那亚在西地中海的势力，却还是替没有海军的阿拉贡担负起海上的防卫。这种决策在威尼斯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话说回来，热那亚人这种过激的个人主义倾向，多少还是有一些辩解的余地。与威尼斯的同行不同，他们的政府并不保障个人的权益。热那亚人天生聪慧，但缺少合作精神，结果导致内部冲突不断。
在这一点上，热那亚人与佛罗伦萨人非常相似。但丁曾经形容他的祖国佛罗伦萨，像一个不能忍受疼痛而不断转动身体的病人。热那亚共和国的政局激荡程度超过了佛罗伦萨。
热那亚共和国的统治阶层由四大家族组成：多里亚（Doria）、斯皮诺拉（Spinola）、菲耶斯基（Fieschi）、格里马尔迪（Grimaldi）。可是，四大家族共同治理国家的情形，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总是分成两派，整天搞政治斗争。
如果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当道，菲耶斯基和格里马尔迪家族就会遭到流放。这些实力与当权者不相上下的流亡者们，躲在距离热那亚一步之遥的摩纳哥，蠢蠢欲动伺机夺权。只要看见反对派的船只通过，哪怕是商船，他们也会发起进攻，占为己有。
待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夺回大权，便轮到多里亚和斯皮诺拉两大家族亡命海外，与国家为敌。这种现象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之所以比较爱国，是由于在他最活跃的时期，多里亚、斯皮诺拉一派的势力比较强大，而扎卡里亚家族与多里亚家族有姻亲关系，因此他被当作多里亚方面的人。如果那个时候是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派掌权，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扎卡里亚是不会率领自家的船队为国效力的。
正因为统治阶级的派别斗争不断，被统治阶级只能靠自己来保护个人的利益。热那亚共和国历史上，曾经诞生过两次市民政权，但最终都因为取得政权之后内部分裂，短命收场。导致政权无法持久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掌权的中产阶级对待下层民众的手段比以往的贵族阶级还要严厉。
同胞对立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国内，甚至蔓延至海外。热那亚人优秀的商业才华，让他们在海外殖民地、商业基地内的居留区拥有极大的势力。结果，这股强大的力量常常与本国政府背道而驰，尤其是当他们反感的家族掌权的时候，会做出完全反国家的行动。
在这样一个状况的国家里，以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为先，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与其向憎恶的同胞妥协，不如把国家交给外国人管理，无法期待稳定政局的热那亚民众，曾经一度将政权让给了法国国王和米兰公爵。时值14世纪，热那亚与对手威尼斯的对抗正处于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而另一方的威尼斯则在着手建立恒久的政体，在极力排除个人和多人专横的同时，实施国家一体化。
威尼斯的富裕阶层，在必要的时候，愿意接受类似于直接税的国债强制配额，将之视为富人应尽的义务。而热那亚的富豪们可没有那么顺从，他们宁可去攻打一个岛屿，把它作为殖民地经营以筹集军费或物资。希俄斯岛（Chios）就是这样成了热那亚的领土。
威尼人与热那亚的对决与一般的战争性质不同，它无关种族和宗教，纯粹基于经济利益。这两个仅存的“海上共和国”的生死之战，不是军事或经济力量的一比高下，而是两种不同生存之道的较量。
两国间的暗斗，因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浮出水面。一位居住在巴勒斯坦亚阿卡地区的威尼斯商人，为了点儿芝麻绿豆大的事情，把一个热那亚商人给杀了，尸体被运回热那亚人居住区，引发了众怒。燃烧着复仇之火的热那亚人随即拿起武器，袭击了隔壁的威尼斯人居住区。措手不及的威尼斯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商馆被烧、住家被毁，仓库中的货品被掠夺一空。
热那亚人通过暴动来发泄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恨。半个世纪前，威尼斯凭借第四次十字军的成功，不仅获得了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希腊半岛各地的基地，而且将其竞争对手比萨、热那亚赶出了这些地区。虽然不久之后，比萨和热那亚重新获得了通商权，但威尼斯在希腊以及中东建立起的强大地位却不可撼动。国势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比萨对此只有忍耐，但正处于上升期的热那亚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
热那亚人对威尼斯人的抗争意识日益高涨，紧张形势一触即发。尤其是阿卡，对于有“东地中海女王”之称的威尼斯而言，属于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而与十字军有长久渊源的热那亚，一直在此地有强大的势力。同胞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杀，热那亚人当然不肯就此罢休。稍早之前，双方为了居留区边界上的修道院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过冲突，如今的杀人事件更是火上浇油。
就这样，阿卡因两个势力强大的居住区的对抗，整个城镇分裂成两半。威尼斯一方有圣殿骑士团（Temple）、比萨、普罗旺斯、马赛的商人支持；支持热那亚的，则是因十字军东征的缘故在此定居的法国贵族们。占了上风的热那亚封锁了港口，阻止威尼斯的船只进入。
事态发展至此，威尼斯本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1257年，威尼斯政府按照战时模式，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固定航线的商船船队派遣了由14艘加莱战船组成的护卫舰，从威尼斯起航。叙利亚、巴勒斯坦固定航线的最后一个停靠港，正是东方物资重要的集结地阿卡。
抵达阿卡港口的威尼斯舰队虽然没有悬挂战旗，但码头上的任何人都看得出，舰队处于完全的备战状态。商船位于后方，前列的加莱战船的船舷上一律竖起了保护划桨手的盾牌，以防不测。藏在盾牌后面不见人影的划桨手们手握船桨，脚边势必放着战斗用的斧子。桅杆下还有一队手持武器的石弓手。
威尼斯舰队司令官洛伦佐·蒂耶波洛（Lorenzo Tiepolo）见港口果然如情报所说的绑上了铁链，便下令所有的战舰升起船帆，全速划动船桨，一鼓作气撞向锁链，成功地突破封锁，一举占领了港口。停泊在港口的热那亚的船只，接二连三地燃起火焰，热那亚商人的仓库，受到威尼斯人来自海陆两方的攻击，被搜刮一空。
阿卡是热那亚人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商业基地，热那亚人居留区一直享受着治外法权。这一次它也不能幸免，遭到了威尼斯人致命性的破坏。住在阿卡的热那亚人仓皇地逃往临近的蒂洛斯（Tilos），一夕之间，威尼斯与热那亚在阿卡的地位天翻地转。
这下轮到热那亚本国出手干涉。翌年，即1258年，待航海季节的春天来临，他们派出大型舰队向东方出发。威尼斯一方也没有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洛伦佐·蒂耶波洛得到了来自国内以及克里特岛海军基地的支援，完成了大舰队的组建，规模已不是当初的护卫舰。
6月，到达巴勒斯坦海域的热那亚舰队首先停靠蒂洛斯，与当地的统领菲利普·德蒙福尔侯爵（Philipde Montfort）商议战事。
双方决定，蒙福尔侯爵率军从陆路、热那亚从海上发起进攻。
此刻，在阿卡应战的威尼斯军也做好了战线的部署。威尼斯负责海上，圣殿骑士团负责陆地的守卫。威尼斯舰队由洛伦佐·蒂耶波洛和安德烈·泽诺（Andrea Zeno）指挥，比萨、普罗旺斯、马赛的商人们也带着武器登船加入了战斗。
从蒂洛斯出发时已挂上战旗的热那亚舰队经过一日的航行，出现在阿卡海角。由50艘加莱军船和4艘大帆船组成的大型舰队的桅杆上，白底红十字的热那亚共和国国旗迎风飘扬。迎战的威尼斯舰队有39艘加莱军船和4艘大帆船，另有10艘小帆船紧随其后。同样，所有的船上都高高地悬挂着绯色底绣金圣马可狮像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尽管双方的战船数量相近，但战斗力是热那亚略胜一筹。两军都降下加莱船的船帆，准备开战。
随着两军的号角声在海面上漂荡，战争正式打响。船头相撞时发出的钝音，压迫着周遭，间中夹杂着船桨激烈的打斗声。石弓手放出火剑，冷冷地划破天际，中箭的帆船顿时冒起了火焰。两军的呐喊声震耳欲聋，划桨手们纷纷扔下船桨，操起武器，借着两船间搅在一起的船桨，跳上了敌船。混战中，原本处于优势的热那亚军，渐渐露出了败象。原来威尼斯军在开战前兵分两路，两位司令官各率领一支舰队，从左右两边夹攻热那亚军，很明显，这个战术奏效了！
经过半天的激战，威尼斯一方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热那亚的战船不是被烧毁，就是被击沉，数量减少了一半。人员损失同样惨重，战死及被俘的人数超过了1700人。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们驾驶着战船，逃回了蒂洛斯。
陆地上的战况，也是威尼斯一方占了上风。圣殿骑士团骁勇善战，又得到了对专横的热那亚人心怀不满的当地居民的支持。陷入苦战的热那亚一方的法国骑士团，在闻讯威尼斯赢得海战之后，便停止攻击，撤退回蒂洛斯。阿卡就这样完全落入了威尼斯人的手中。
胜利者们将竖立在阿卡城中央广场的两根精美的浮雕石柱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时至今日仍然摆放在圣马可教堂的边上。与石柱一同送回本国的，还有热那亚的俘虏。不过，意大利海洋国家间的战争俘虏不会像落在穆斯林手里那样沦为奴隶，战俘们只是缔结休战条约时的筹码。再怎么不济，付钱也能赎回自由身。阿卡战役中被俘的热那亚军人，在教皇的介入之下，很快就被释放了。
然而，在威尼斯大获全胜的三年之后的1261年，热那亚夺走了威尼斯商人在东方的最大根据地君士坦丁堡，狠狠地扳回了败局。如果这场仗是靠他们流血流汗赢来的，还不至于令人感到惊叹，热那亚人竟然借他人之手，成功地演绎了一场逆转大戏。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法国贵族取代瓦解的拜占庭帝国，于1204年成立了拉丁帝国。然而，拉丁帝国在不善治理的法国人统治下，先天虚弱，周边既有拜占庭残余势力建立的尼西亚帝国，又有新兴的保加利亚王国，以及伊庇鲁斯的僭主国，始终无法摆脱遭受威胁的局势。
这个与周边国家人种迥异的西欧人建立起的国家，之所以能在东方延续半个世纪，完全是因为背后有威尼斯的经济和海军支撑。如果没有威尼斯人在当地的商贸活动以及海上防卫，拉丁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当然，威尼斯人也是在天平上掂量过从君士坦丁堡到黑海地区的商业利益之后，才决定给予支持的。
可是，在这半个世纪中，被罗马天主教压制的希腊东正教徒们的不满与憎恨，却是与日俱增。就在这个时候，临近的尼西亚帝国的米海尔·帕里奥洛加斯（Michael VIII Palaiologos）篡权夺得皇位，他野心勃勃地想再次振兴拜占庭帝国。一向与尼西亚帝国关系紧密的热那亚，当然了解帕里奥洛加斯的打算，于是决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热那亚与尼西亚秘密地鉴定了《宁非奥条约》（Treaty of Ninfeo），约定了各自承担的义务。
热那亚负责击退威尼斯海军，从侧面协助帕里奥洛加斯攻占君士坦丁堡。皇帝在复兴拜占庭帝国之后，将威尼斯人赶出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全帝国疆域。
密约在3月签署，威尼斯政府对此丝毫没有察觉。
7月，即条约签署的4个月之后，帕里奥洛加斯开始了行动。他利用负责警备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舰队去黑海远方巡逻的间隙，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高层早被尼西亚收买，君士坦丁堡就在这种形同政变的情况下易主换人。当前来支援的热那亚海军抵达目的地时，王朝交替已经成功完成。
闻讯急急从黑海折返的威尼斯舰队，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一筹莫展。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护送拉丁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和威尼斯大使，以及市内那些无所适从的威尼斯人，前往内格罗蓬特。这是威尼斯的一个重大疏失。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威尼斯从那时开始构建情报网，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近代，其准确性和迅速性，都远远地高于其他西欧国家。
话说回来，当时的威尼斯并没有就此放弃君士坦丁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威尼斯享受了莫大的经历利益。如今被排除在君士坦丁堡之外，等于失去了整个黑海地区的贸易，实在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与此相反，对手热那亚以君士坦丁堡为据点，彻底扳回了之前在巴勒斯坦的劣势。不仅是扳回，应该说远超于威尼斯。不甘心失败的威尼斯，从国内派舰队前往爱琴海，与负责君士坦丁堡警卫的舰队汇合，编组成60艘加莱军船的大型舰队，与热那亚海军对峙。
尽管派出了军队，威尼斯政府还是就局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和检讨。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威尼斯不惜余力地支援着拉丁帝国，不仅对它虚弱的国体一清二楚，同时也知道天主教统治东正教徒的不易。而那些热衷于内斗的西欧诸国的王侯们，对拉丁帝国的命运毫不关心。在这种形势下，单凭区区10余万人口的威尼斯，再有强大的海军也很难收回失地，连维持现状都是不现实的。
最终，威尼斯决定撤退，放弃收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但是对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获得的其他领地，以及内格罗蓬特和克里特岛等爱琴海的各个岛屿，则采取死守的原则。大型舰队负责这些地区的防卫，与此同时，威尼斯也开始展开了秘密的外交行为。尽管形势逼人，但威尼斯政府却相当谨慎。
威尼斯舰队的任务虽然是防守基地，但在行动上从不消极。但凡遭遇热那亚海军，必定挑战。哪怕没有正面遭遇，只要掌握了热那亚海军的动向，就会一路追踪，直到彻底打败对方。而成功地将对手赶出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却没有与威尼斯正面冲突的打算。就这样，威尼斯与热那亚在东地中海上你追我躲的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由于威尼斯在海军力量上拥有优势，热那亚一方能逃则逃，或者躲在港口无视对方的挑衅。可是一旦两军相遇，哪怕双方势力旗鼓相当，赢家一定是威尼斯。
1263年的希腊近海之战与1266年的西西里海角战役，都向世人证明了即使失去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仍然是东地中海女王的事实。比任何人都更察觉到这个事实的，是成了拜占庭皇帝的帕里奥洛加斯。
帕里奥洛加斯在夺取拜占庭皇位时，并没有用到热那亚的援军。他之所以仍然遵守《宁非奥条约》，是因为担心威尼斯的逆袭。如果威尼斯没有此意，他也没必要继续对热那亚讲究道义。威尼斯拥有比热那亚更强大的海军，始终把这样一个强国当作敌人，对拜占庭帝国反而不利。因为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力量基本上是形同虚设，不堪一击。何况威尼斯要的不过是东地中海、黑海地区的自由贸易权而已。
在现实主义者之间，妥协总是会发生的。1268年，帕里奥洛加斯皇帝准许威尼斯商人重返君士坦丁堡，设立居住区，并再次承认了他们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后获得的旧拜占庭帝国的领地。
那些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如果想起昔日的光景，一定会深感落魄。居住区不到以前的一半大，和比萨商人比邻而居，与他们将整个金角湾作为专用港的时期简直是天壤之别。而就在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太，对手热那亚拥有筑起城墙的大居住区。由于加拉太面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威尼斯商船前往黑海时，必须小心翼翼地注意航行方向，以免误入热那亚要塞的射程范围里。虽然历经7年时间，终于再次获得了通商的机会，但对威尼斯商人而言，这是一场艰辛万苦的重新启程。
称为“慕达”的威尼斯商船固定航线，建立于1255年。那还是他们独占君士坦丁堡市场的时代。按理说，独占君士坦丁堡等于掌握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但威尼斯始终无法彻底解决热那亚船只的海盗行径，所以才实施了组织船队来保护商船的策略，以集体行动的方式，降低遇袭的危险。
可是，当威尼斯人在7年之后重返君士坦丁堡时，东地中海上热那亚人的海盗行径变得比以前更为猖獗。
首先是因为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的对岸加拉太建立了大根据地，活动范围变广，行动也更自由。
其次，由于与威尼斯舰队的正面交锋屡屡挫败，索性选择打游击。热那亚舰队常常因为司令官之间的意见不合，无法组成统一战线，所以才会败给威尼斯，反倒是游击战更适合他们的性格。
威尼斯与热那亚同为商业之国，从事的都是海外贸易。但他们采取的不同手法，充分体现了两国人之间迥异的性格。
威尼斯按照各个目的地，将船速不同的加莱船与帆船组成商船船队，并配备加莱军船护航。
而另一方的热那亚人，让他们统一步调简直是比死还难受，因此不会采用相互之间需要协调船速的船队航行方式。他们的商船大多是单独行动，即便组成船队，所有的船只一律是速度相仿的加莱船或帆船。由于组成船队的情形非常少见，没有派遣护卫舰队的必要性，所以这些军舰可以完全地用于军事行动，换言之，就是充当海盗。而那些独自航行在大海上的热那亚商船，就只能听天由命，没遭遇威尼斯舰队，属于运气，遇上了便自认倒霉。
相比之下，先尽人事再听天命的威尼斯人，则是组成配备护卫舰的商船船队，在固定航线间运行。不过，在那个时期，这种方法也存在3个缺点。
第一，由于每一个船队都必须配备15艘左右的加莱军船护航，因此没有充足的船只组成纯军事用的舰队。第二，庞大的船队引人注目，往往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第三，一旦敌人设法调开了护卫舰，商船队便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之下。
事实上，1264年发生的事件，就使威尼斯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那一年，热那亚的海军统帅格里洛听说威尼斯商船队正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在勇武的热那亚人中，格里洛尤以胆大妄为著名，相较于海军统帅，海盗王更适合他的身份。获得威尼斯方面情报的格里洛，率领舰队在意大利南部的各个港口打转，四处传播他的舰队正朝巴勒斯坦的阿卡航行的假消息。实际上，舰队驶向马耳他岛，在那里伺机行事。
威尼斯人中了圈套。一旦失去阿卡，就等于丧失了船队运载的大部分商品的销售以及采购东方特产的重要市场。两利相权取其重，护航舰放弃了商船的警卫，为抢在热那亚人之前抵达阿卡，急急地朝东地中海方向驶去。
格里洛闻讯后，率军从马耳他出发一路北上，在亚得里亚海出海口都拉佐的海面，遇上了没有护卫舰保护的正在南下的威尼斯商船队。
成为攻击目标的威尼斯商船队，以500吨级的大型帆船“漂浮的要塞”为中心，由20艘百吨级的小型帆船组成。每一艘船上都装满了货物。当热那亚舰队突然出现在水平线上时，威尼斯人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进都拉佐港，于是决定应战。
首先，他们把小帆船上运载的分量轻但价格昂贵的商品，转移到“漂浮的要塞”上，只留下量重价廉的货品。“漂浮的要塞”船如其名，高高地浮出海面，船上设有两个坚固的舰桥，适合防守。威尼斯人将战斗力集中于此，小帆船上只留下操舵所需的人员。
事实证明，“漂浮的要塞”经受住了考验，成功地突围，逃进了都拉佐港。而其他小帆船则在热那亚舰队的猛烈攻击下，全数被虏。虽然威尼斯人采取了正确的战术，但几乎失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固定航线一整年的贸易商品。
从此之后，威尼斯人行动变得更为谨慎，护卫舰尽量不离开商船，类似的事件再也没有发生。而热那亚海军的海盗活动则是一如既往，因为抢来的货品可以瓜分，多数人宁愿选择这种方式获取财产，而不是做一个勤勤恳恳的贸易商。
采取了不同战法的威尼斯与热那亚，如果要论哪一方的经济损失较大，答案是威尼斯。由于威尼斯的军船多用于商船护卫，因此没有多余的船只组成纯军事用的舰队，也就是说不可能实施海盗行径，这等于是给了那些听天由命的热那亚商船安全航行的机会。热那亚人的商贸活动不仅能将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而且还可以通过做海盗再捞到一票。那时的热那亚人，肯定会认为威尼斯人愚蠢无比，他们坚持脚踏实地，却看不到切实的成效。不过，一旦海上交战，逃之夭夭的又是热那亚人。
最初希望停战的是威尼斯一方，他们的经济无法承受更大的打击。而一切都顺风顺水的热那亚，当然是没有这个打算。最终，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干涉下，热那亚才点头答应。路易九世正在准备十字军东征，需要大量的军舰运送军队，威尼斯与热那亚两国相争不下，不利于大局。
路易九世派遣使节前往热那亚，要求他们停止针对威尼斯商船的海盗行为，并威胁说倘若不从，将逮捕所有居住在法国的热那亚人。无奈之下，热那亚不得不接受了停火协议。
1270年，在教皇克雷芒四世、南意大利王“安茹的查理”（Charles d\'Anjou）、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调停下，这两个意大利的海洋国家暂时停止了战争。
在之后的25年时间里，地中海属于热那亚与威尼斯人的世界。威尼斯的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而热那亚更是势如破竹，迎来了全盛时代。上文中提及的热那亚人商人贝内代托·扎卡里亚活跃的身影也正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热那亚通过1284年的梅洛里亚海战将其在西地中海的竞争对手比萨彻底踢出了队列。而获得直布罗陀海峡的自由通行权，又让他们开辟了西洋航线。这里，我用维瓦尔迪兄弟（Vivaldi）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的热那亚人是怎样将他们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两位热那亚人，在1291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非洲海岸南下，打算渡海前往印度，不幸在非洲中部地区断了音讯。如果他们达成目的的话，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创下的宏伟大业，则可提前200年实现。
当时的热那亚人，不仅活跃于地中海之上，亚洲、非洲、北欧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与他们同处一个时代的《十日谈》作者薄伽丘曾经说过，足迹遍布最广的，当属传道士和热那亚商人。我甚至认为有热那亚人打算来东方。当然，威尼斯人也应该不会落后于对手，因为就在同一个时期，马可·波罗刚从中国归来。
尽管商务频繁，来往于多国之间的旅人众多，但没有任何热那亚人留下旅行手记。传道士必有文书记录，哪怕是威尼斯人也会写些简单的报告，而热那亚在这一点，同样彰显了他们一以贯之的个人主义本色。他们害怕自己开拓的市场或航线暴露，影响利益，因此，就算是对同胞，同样是三缄其口，彻底保密。所以，他们经历的许多冒险不为人知，开辟的那些航线，因没有得到流传而最终遭人遗忘。
同胞之间都步步设防的热那亚人，面对商业对手的威尼斯人，当然更不会留情，一旦获得权益，誓死捍卫，绝不拱手相让。而另一方的威尼斯的态度同样强硬。停战期间仍然不时发生零星战事的两个国家，相隔25年之后，终于在1295年公然开战。第二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的起因，与第一次相同，都是为了争夺市场。第一次是为了巴勒斯坦的阿卡，第二次的焦点则是黑海沿岸的市场。
话说4年之前，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地区据守的最后一片领地阿卡，在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猛攻之下沦陷。以法国人为主体的十字军势力从此在巴勒斯坦地区销声匿迹，意大利的海洋国家也深受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对西欧基督徒的败势大为不满的罗马教皇，颁布了禁止与穆斯林交易的命令。热那亚与威尼斯不得不中止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区的商业活动，西欧商人唯一能采购到香料等东方物产之处，只剩下黑海地区。
黑海沿岸可以说是由热那亚人开拓的市场。在两国停战后，威尼斯的商船也正式开始出入此地。阿卡沦陷后不久，威尼斯政府立即与控制着黑海沿岸地区的蒙古可汗正式签订了通商条约。市场规模原本就已经缩小，眼看着仅存的一块市场又将被威尼斯人抢占的热那亚人，下定决心要把威尼斯人赶出黑海。尽管双方间的敌意日趋明显，小型的争夺战不断在各地上演，可是正式开战却拖延到4年以后。这是因为两国都在为无法与穆斯林交易的损失，费心费力地寻找弥补的办法。换言之，两国人都在政府的支持下，打破教皇的禁令，忙着走私生意。在买卖优先于宗教这一点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想法倒是完全的一致。
1294年春天，定期来往于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拉亚佐的威尼斯商船队，在舰队的护卫下，从威尼斯港出发，沿亚得里亚海南下。他们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取道往东，打算停靠克里特岛后前往塞浦路斯。一切似乎都相当顺利，但其实早在船队航线朝东转向时，其行踪已被热那亚人察觉。
热那亚人立即在君士坦丁堡的居留区内组成舰队，从金角湾的热那亚专属码头出发。虽然住在对岸居留区的威尼斯人发现了对手的异动，可是已经没有时间向同胞报警。热那亚舰队一路南下爱琴海，在拉佐亚附近的海域，发现了正驶向最终目的地拉佐亚的威尼斯商船。清一色加莱战船的热那亚舰队，全部降下船帆，进入了战斗状态。
冷不防遭遇敌人的威尼斯船队，由于正扬帆航行中，无法立即做出敏捷、正确的反应。船上满载货物，行动变得迟缓，再加上入港在即，船员们的精神比较松弛，败局就此注定。除了侥幸逃跑的加莱船之外，总共有20艘商船被劫，船上的人与货物一并被虏获，护卫舰队的司令官战死。热那亚人大获全胜。
对威尼斯而言，这是一场有损名誉的战斗。热那亚商人临时自行编成的舰队，竟然打败了由威尼斯国家组成的舰队。相反，这是一场热那亚人迄今为止打得最痛快的战役。它证明了仅是海外殖民地的商人，就能打败威尼斯国家的舰队。
意气风发的热那亚人在第二年（1295年），以165艘加莱船、3.5万人的士兵及船员，组成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舰队，打算借此一举击溃死对头威尼斯。威尼斯的舰队也全部是加莱军船，数量虽然少于百年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其战斗力堪称中世纪地中海世界最大、最强。
面对跃跃欲试的热那亚，威尼斯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全国16到60岁的男子，都做了兵役登记，贵族、富豪阶级除兵役义务之外，还需缴纳临时税作为加莱船的武器费用。然而，全国上下总动员，最终组成舰队的战船数量也只有65艘，不到热那亚的一半，最多也就能防守亚得里亚海的出口。
与此同时，热那亚的大舰队，在周边各国的注目之下，沿着第勒尼安海南下。预计在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进行补给之后，前往与威尼斯对决的目的地。
可是，按照预定在墨西拿完成补给之后的热那亚舰队，既没有前往亚得里亚海，也没有去爱琴海，而是转回了热那亚本土。热那亚人的临阵脱逃，作为对手的威尼斯当然是感到如释重负，可是却让周边那些准备看一场大海战的国家，感到匪夷所思。
热那亚人之所以会做出这个奇妙的举动，是因为舰队统帅多里亚害怕国内的反对派会利用自己不在期间伺机而动，所以不想长久待在海上。结果，热那亚人高昂的斗志，没有朝向对手威尼斯，而是消耗在本国人之间的争斗之中。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与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这两大派系的纷争，让热那亚再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尽管拥有庞大的舰队，热那亚在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都无法出兵。
威尼斯方面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改变了战术。他们仿效热那亚人，不再给商船船队提供护卫舰，舰队纯粹用于军事行动。
通过这番尝试，结果证明了威尼斯人的海盗才能一点儿也不亚于热那亚人。他们袭击了塞浦路斯的热那亚人居留区，掠夺热那亚在黑海的贸易根据地卡法（Kaffa），火烧了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人居留区，可谓是战果累累。商船船队也因此得以安全航行。
同为海盗行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不同之处在于，船员不能瓜分抢来的东西，大部分都必须上交国库，充当组建舰队的费用。
1298年，内部斗争总算告一段落的热那亚，终于正式派遣舰队，向威尼斯开战。
从热那亚出发的舰队沿着第勒尼安海南下，通过墨西拿海峡，朝亚得里亚海前进。他们进入亚得里亚海域之后，袭击了东岸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一个个港口。达尔马提亚是威尼斯的友邦，热那亚人的目的就是要逼迫威尼斯人接受挑战。威尼斯随即派出大型舰队，两军在亚得里亚海中间地带的科尔丘拉岛（Korcula）附近相遇。
两军的舰队都是由清一色的加莱战船组成，威尼斯方面有90艘，热那亚有80艘。威尼斯海军统帅安德烈·丹多洛（Andrea Dandolo）一声令下，威尼斯战舰以弓形阵型围住敌人，这是战船数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采用的战术。而热那亚一方，则在海军统帅兰巴·多里亚（Lamba Doria）的指挥下，分成了3队。
没有任何多余的开仗仪式，两军即刻投入了战斗。多里亚乘坐的战舰一马当先，热那亚海军就像大浪袭来一般，涌向威尼斯一方。加莱船的碰撞声此起彼落，战况异常激烈。
相比之下，热那亚战船的速度拥有优势。就在不久前，他们根据贝内代托·扎卡里亚的构想，将两个人划一支船桨的传统方式，改为一支船桨配备三个划桨手，也就是所谓的“特雷米”方式，从而提高了推进速度。他们成功地打破了威尼斯海军的阵型，进入混战。热那亚人操作船只的技能，远远胜过于威尼斯人，战况明显对他们有利。
果不其然，热那亚最终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威尼斯海军有84艘战舰被击沉或遭虏获，仅有6艘船侥幸地逃回了本国。战死者高达7000人。被俘者的人数虽然没有明确的记录，数量应该超过了战死者。做了俘虏被带回热那亚的威尼斯人当中，包括刚从东方回来的马可·波罗。他的东方见闻录，就是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写成的。
这场著名的“科尔丘拉岛战役”，对威尼斯而言，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败。舰队元帅安德烈·丹多洛负伤被俘后，或许是出于自责，在牢房中不停地以头撞墙，自杀身亡。
不过，威尼斯的确是尽了全力。热那亚虽然获胜，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说热那亚死伤人数与威尼斯一方持平，大量战舰被毁。他们已无余力带走那些掳获的威尼斯战舰，只得就地付之一炬。
这种状态下的热那亚海军，只得打消进攻威尼斯本岛的计划，甚至连逃兵都无心追击，就这样返回了热那亚。
对威尼斯人而言，这是一场屈辱的失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被打垮。一位叫多梅尼科·斯基亚沃（Domenico Schiavo）的平民船员在战败后的第二年就干了一件痛快解气的事情。他将科尔丘拉岛战役中幸存的战船组成船队，沿亚得里亚海南下，然后一鼓作气北上第勒尼安海，把印刻着圣马可头像的威尼斯金币钉在热那亚港的防波堤上。完事之后，斯奇亚沃没有直接返回威尼斯，而是以热那亚附近的摩纳哥为据点，专门袭击出入附近海域的热那亚的商船。当时的摩纳哥，是被掌控热那亚的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扫地出门的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的反政府大本营。
尽管仇恨不减，但是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国的国内，主张讲和的气氛还是越来越浓。威尼斯对海战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而热那亚一方也因内斗消耗了过多的精力。
1300年，两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内容相当简单。威尼斯承认热那亚对利古里亚（Liguria）地区的主权，热那亚承认威尼斯拥有亚得里亚海的主权。威尼斯方面不会支持和勾结摩纳哥的教皇派，做出侵犯热那亚主权的行动。
条约中没有涉及任何有关双方在东地中海势力范围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和平协定，对消除两国间的对立问题，完全没有起到作用。讲和，说到底是因为两个国家打得筋疲力尽。第一次威——热战争，威尼斯虽然在军事上处于优势，但无力将胜利进行到底，而第二次则是由于热那亚不能利用本国的优势而宣告终结。
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注意到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非常之奇妙。两者决出胜负用了125年的时间，实际的交战总共不过20多年，等于是打5年，歇一阵，然后再打，周而复始。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双方势力不相伯仲，谁也没办法彻底消灭对方；二是因为两国间的对立无关于人种、宗教，纯粹出于经济利益。换言之，这是两个经济动物的争斗。因此，当他们发现经济上的冲突反而给自己的经济带来损失时，都会产生暂时停战的“良知”。所以第一次战争打了5年之后，停战了25年第二次战争后的和平时间甚至长达50年。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为何不一开始就不要打仗，设法找出一条共存共荣的道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无论多么精明的经济动物，能够具有如此“良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已经不能动辄诉诸武力的现代，在解决此类冲突时，依然是举步维艰。
话题重新回到700年前。1300年缔结了停战条约的两国，史无前例地维持了50年的和平。在14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威尼斯还是热那亚，不是处于有争斗之心却无战斗力的状态，就是处于不打仗更有利的形势之下。
首先，来看一下经济形势。正如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所述，经济在这个时期产生了重大变革。船舶的构造有所改变，加莱船和帆船皆趋向大型化；指南针的出现促使航海技术呈飞跃性发展，航海可能的季节倍增；复式簿记、阿拉伯数字的普及，以及金融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商业圈，提高了商业效率。
与此同时，西欧诸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物资的增加。东西方之间的物资交流，与以往相比，无论在质或是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比如说，曾经被英国羊毛业者视作梦幻的希腊葡萄酒，在那个时期，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中介东西方物产的商人自然是忙得不亦乐乎。而且，北大西洋航线已经进入实用化阶段，教皇也解除了不得与穆斯林做买卖的禁令。威尼斯的4条固定商船航线全线通航，就是在那个时期。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以商为本的国家，毫无疑问会将精力投入商业。何况，市场规模的扩大，让他们可以不用为了争夺市场而拼死相战。
双方不愿开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两国在军事力量上势均力敌。不过，在政治、社会层面，虽然也处于停战状态，但不是因为停战有利，而是没有精力再战。
先说热那亚共和国。如家常便饭一般频频发生的政治斗争，让他们浪费了半个世纪。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与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两派，谁都不具有彻底消灭对方的力量，所以内部斗争始终没有解决的迹象。仅仅是在14世纪上半叶，就发生了以下的政变：
1311年——疲于内斗的两派决定，索性让外国人管理国家，于是将政权拱手让给了法国国王。
1313年——法国国王去世后，内部斗争再次开始。
1317年——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重新掌控热那亚。
1335年——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复辟。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遭驱逐。
1339年——反贵族的市民阶级夺得政权。不久之后，同样因为内讧分裂成两派，相互斗争。
1353年——政权转让给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
不过短短半个世纪，便如此颠倒乾坤。正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但丁形容的那样，不堪疼痛，辗转反侧的病人，绝非只有佛罗伦萨共和国。
如何建立起一个具有强大统治能力的政体，是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热那亚共同面临的问题。对于缺乏资源、土地和人口稀少的城邦国家而言，优秀的治国能力，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威尼斯选择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它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大众政治，而是威尼斯独特的共和政体。有关威尼斯人在治国时所表现出的冷静判断力，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一文中已做了详细的表述，这里就不再赘言。威尼斯人无论作为水手还是商人，技术都略逊对手热那亚一筹。但在组织能力上，威尼斯绝对出类拔萃，而这一点也成了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
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停战状态，终于在1350年画上了句号。并不是因为两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相反，两年前爆发的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348年爆发的这场因薄伽丘的《十日谈》而闻名的黑死病，也重创了威尼斯，人口减至原来的2/3。舰队的水手，只招募到5000人，仅够武装25艘加莱军船。
黑死病夺去了大量的生命，整个社会弥漫着厌世的气氛。我在第二章中曾经介绍过威尼斯的征兵制度，不想参战的人可以付钱免除兵役。以往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在黑死病之后，逃避征兵的人逐渐增多。
而那些好不容易召集到的军人，又全都是不听从管教的散兵游勇，在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威尼斯海军纪律严明的作风。曾经在几天内便能组成百艘舰队的威尼斯，如今加上从达尔马提亚、希腊招募来的士兵，最终才凑齐35艘战船，再加上士兵素质低下，所以此时的威尼斯根本不具备与别国开战的条件。
热那亚的情况与威尼斯大抵相似。它的人口数量原本就不及威尼斯，在黑死病之后，战斗力肯定在威尼斯之下。
两个国家都在无力打仗的情况下再次开战，其原因还是与商人们无法忍受市场被占有关。也就是说，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的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市场。
那个时期，拜占庭帝国终于开始感觉到了来自土耳其的威胁。马尔马拉海的东岸，都处于这个新兴亚洲国家的实际掌控之下。唯有海上的防卫才能避免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土耳其的侵袭。而真正拥有海军力量的国家，只有热那亚和威尼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这一次没有向同盟国的热那亚提出保护的请求，而是转向威尼斯。热那亚国内的纷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促使皇帝改变了态度。替代热那亚接下防卫任务的威尼斯开出了交换条件，他们要求皇帝将热那亚商人赶出君士坦丁堡以及黑海沿岸的市场。热那亚人对此怒不可遏，战火重新燃起。
1350年爆发的威尼斯——热那亚战争，在5年里发生了3次大战。结果是热那亚二胜一败。热那亚如果打输，国内立刻会为推卸责任而产生内讧，最后不得不将政权交给外国人。他们打赢了战争，却输了外交。因此，威尼斯总是能够在对自己有利的时机，与热那亚人达成停战协议。
1335年签署的两国停战协议，与以往一样，并非出于热那亚人的本意，而是当时掌控热那亚的米兰大公维斯孔蒂，优先考虑到米兰的利益。打算向意大利中部扩展的米兰大公，不希望自己的计划遭到威尼斯的反对，所以才按照威尼斯的要求，强迫热那亚接受了和谈。在停战条约签署不久，威尼斯国内发生了马里诺·法利耶的叛乱，对于需要稳定国情的威尼斯而言，能够停战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幸运。
在之后20余年的停战期间，热那亚仍然按照其独特的方式生存着，而威尼斯则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
从几个世纪之前就不断袭击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匈牙利王，终于成功地占领了达尔马提亚。对威尼斯而言，东岸的安全，与攸关生死的亚得里亚海制海权密切相关。丧失达尔马提亚，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公元1000年时的元首奥赛罗二世以来，威尼斯的元首一直拥有“达尔马提亚公爵”的封号，400年之后，却不得不将之放弃。
如今属于克罗地亚领土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在中世纪时指的是亚得里亚海东岸北半部，包括扎拉、希贝尼克、斯帕拉托、莱西纳和科尔丘拉岛，一直到拉古萨。这一带不仅是威尼斯船只航行的必经之路，也是提供划桨手等水手的来源地，每一个港口城镇都是威尼斯海上“高速公路”的驿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何况它距离威尼斯只有两天的航程，因此，威尼斯迄今为止，可以说是一直在誓死固守达尔马提亚地区。
失去达尔马提亚的威尼斯，再次施展了他们独特的“务实策略”的外交。匈牙利王是基督徒，于是威尼斯人通过教皇，有节制地与匈牙利人进行着交涉。尽管匈牙利人在陆地上势不可挡，但毕竟不是海洋国家，制海权仍然掌握在威尼斯人的手里。如果威尼斯撒手不管，达尔马提亚沿岸很快就会成为从北非过来的海盗的目标。如果匈牙利王能够看清这一点，允许威尼斯继续在此设立基地，那么即使丧失达尔马提亚，对威尼斯也不算是致命性的打击。
第二件让威尼斯深感屈辱的事情，发生在遥远的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这里是十字军被伊斯兰人赶出东方后，唯一残存的属于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塞浦路斯归属法国人香槟公爵家族，但经济命脉却操控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的手里。塞浦路斯出产的糖、盐以及著名的葡萄酒，都是在威尼斯人殖民地式的经营之下，成了当地的经济动脉。
为了哪一国的大使坐在塞浦路斯王的右边，威尼斯与热那亚相争不下，重新煽起了两国间多年来的敌对情绪。塞浦路斯王对威尼斯的偏袒令热那亚人深感不安，担心自己会被赶出此地。于是，他们从国内派来了舰队。
热那亚舰队占领了塞浦路斯的第一大港法马古斯塔（Famagusta），胁迫国王改变政策。威尼斯因为正忙于解决家门口的达尔马提亚的问题，没有余力再派舰队前往远方救援，除了撤侨之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友好的塞浦路斯王任由热那亚宰割。
不过，这个事件在经济上并没有对威尼斯带来太大的打击。威尼斯政府的“行政指导”在这种关键时刻发挥了极大的功效，为失去塞浦路斯市场而蒙受损失的商人们开辟了一条无须停靠塞浦路斯港，同样可以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亚历山大的航线，让他们的商贸活动能够一如既往地进行。
人丁不旺的热那亚，其实不可能完全占领塞浦路斯全岛。岛屿的南半部依然是威尼斯人经营的蔗糖田地，像以往一样出口糖和葡萄酒。原以为威尼斯在中东的贸易会出现漏洞的热那亚人，占领塞浦路斯不到一年，便不得不承认自己打错了算盘。
威尼斯人面对困境所展现的灵活性，不仅在塞浦路斯，从地中海到英国、法兰德斯，但凡他们出没的地方，处处可见。这种柔软的应对能力，也是威尼斯经济外交的特色。
话说回来，这件发生于1374年的事件，在政治层面上还是有损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形象。因威尼斯见死不救而不得不向热那亚人屈服的塞浦路斯国王，从此不再依靠威尼斯的帮助。从王位的安全考虑，能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的，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伙伴。威尼斯失去了保持长期友好关系的塞浦路斯的信赖。
威尼斯人面临的第三次考验，是克里特岛发生的叛乱。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威尼斯一直把克里特岛作为最重要的基地，向岛上输送了大批移民，建立起与本国相同的政治体制。尽管威尼斯占领此地之后，原住民的希腊人时不时会引发动乱，但这一次的主谋却是来自威尼斯望族的葛登尼哥和维尼尔（Venier），这让本国政府感到相当错愕。
那些移居克里特岛的威尼斯贵族们，在经历了近200年的殖民地生活之后，已从威尼斯市民变成了以克里特岛利益为重的一群人。在反对重税的问题上，这些威尼斯裔克里特岛人与原住民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
“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徒”，威尼斯人的爱国心，向来令威尼斯政府深信不疑并且引以为傲。这次贵族的叛乱，等于狠狠地打了统治者一记耳光。
更令人无法置信的是，克里特岛叛乱的主谋们，竟然向热那亚发出了支援的请求。虽然说以前也曾经发生过负责托管爱琴海诸岛的威尼斯人与本国方针唱反调的事件，但没有任何人去乞求与祖国敌对关系的国家援助自己。威尼斯政府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决定彻底肃清乱军，不能拖到达尔马提亚问题解决之后再去处理。
满载着陆战用雇佣兵的大型舰队立即向克里特岛出发。行动之迅速，远远超过了热那亚人。叛乱很快被镇压，主谋被处以极刑。威尼斯政府严格挑选了具有忠诚度的贵族和市民移居岛上，彻底更换了岛上原有的统治阶层。
至于第四次考验，由于没有以具体的事件形式出现，反而比较棘手，对策上更需慎重。
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开始时，由于军事费用的激增，进一步扩大了财政赤字。为了弥补短缺，政府推出强制购买国债的政策，将负担集中在贵族和富人身上。权贵们因财富减少而产生不满，甚至有人为了避税而将财产转移至国外。这种现象，也许发生在其他国家，但在威尼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出现过。
曾经有人说过，为了所赋予的名誉，精英阶级应该像修道士无私奉献给上帝一般奉献社会。在我看来，说这些话的人，完全看不清人性的本质。修道士有上帝保佑他们死后会上天堂，或者说他们相信上帝会兑现诺言。但是，那些没有向上帝宣誓奉献自己的世俗的精英分子们，即使身为基督徒，也没有理由必须无偿奉献。对他们的能力给予相应的报酬，才能让这些人充分地施展才华。所幸，威尼斯政府是由贵族组成的，这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很快就看清了这一点，不再针对精英阶层采取高压式的课税。不过，为了顾及社会的公正性，作为直接税的国债强制配额制度仍然被保留了下来。这项制度若是被废，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家财政首先就会出问题。
从爱琴海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之前，有一座叫作特内多斯（Tenedos）的小岛。它的附近是特洛伊（Troy）古战场。当年攻打特洛伊时，奥德修斯将藏在木马里的士兵送进特洛伊城内后，希腊大军就是在特内多斯岛上待命出击。
威尼斯看中了这座岛。由于它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地，于是威尼斯便向拜占庭皇帝进言，说达达尼尔海峡需要防卫。一得到皇帝的首肯，威尼斯立即在岛上筑起了坚固的要塞。
控制住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就等于控制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路。威尼斯的举动，自然让热那亚大为恼火。就这样，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拉开了序幕。这一次，威尼斯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应战。
同时，威尼斯在外交上也犯了一个错误。由于达尔马提亚的问题尚未被解决，他们没能阻止匈牙利王与热那亚结下同盟关系。因此，威尼斯不仅不能使用位于达尔马提亚沿岸的众多基地，连招募水手也得另寻途径。更糟糕的是，匈牙利王准许热那亚海军使用基地，并同意他们在当地募集水手。双方甚至决定联手从海陆两方夹攻威尼斯，热那亚负责海上，匈牙利负责陆地。
与热那亚结盟的还有一个国家，是位于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帕多瓦的僭主弗朗切斯科·卡拉拉（Francesco Carrara）准备率军从西面发起进攻，从陆地上封锁威尼斯。威尼斯自建国以来，像这样三面受敌的情况还是头一遭。
在这场因“基奥贾战役”而著名的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中，造就了两位威尼斯英雄：卡洛·泽诺（Carlo Zeno）和韦托尔·皮萨尼（Vettor Pisani）。
卡洛·泽诺是一位很有意思的男人，与人们印象中稳重老练的威尼斯人形象截然不同。他是一位贵族，家族中曾经出过元首。父亲战死于士麦那，留下的遗产，不足以分派给包括卡洛在内的10个儿子。这种情况在威尼斯，不论贵族或平民，为了防止财产分散，通常都由长子继承遗产，其余的孩子要么做人家的养子，要么从事神职工作，总之需要自食其力。卡洛被要求去做神父，这份工作需要学问，于是，他前往帕多瓦大学学习神学。
可是，这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却很讨厌读书。因为人长得高大英俊，卡洛深得女人们的喜爱，他的学生生活一开始便沉浸于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之中。如果仅仅是有女人缘，倒也花不了多少钱，问题是他还喜欢赌博，手气又差，很快就把学费赌了个精光。最后他不得不变卖教科书，可还是不够抵债。虽说女人和赌博是当时大学生最热衷的两件事情，不过卡洛·泽诺做得实在太过分。
为了还债，卡洛加入了当时意大利盛行的雇佣兵行列。不爱学问的他，应该是兴高采烈地投笔从戎。这一去便杳无音讯，所以当卡洛在5年之后重返威尼斯时，家人都不敢相信他竟然还活着。不过，当初为他准备的神父的职位倒还保留着。
于是，卡洛去帕特雷斯教区任职。与弥撒相比，他更喜欢与附近的土耳其人打打杀杀。由于与穆斯林冲突属于十字军行为，他的上司即主教对此没有发声制止。但是当这位卡洛神父杀死了与他决斗的当地的一位法国骑士时，主教就不能再置若罔闻了。
决斗的原因是为了女人，再加上身为耶稣基督仆人的神父杀了教徒，就成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主教叫来卡洛，狠狠地痛斥了一番，但没有免除他的职务。倒是卡洛自己不想再继续这份烦人的职业，干脆抛弃了圣职。他离开帕特雷斯，打算去君士坦丁堡做一名商人。
天知道卡洛究竟是不是真有心去君士坦丁堡经商，反正没多久便发生了特内达斯岛事件。热那亚人袭击了正在建设要塞的威尼斯人，防守战打得如火如荼的小岛上，突然出现了卡洛·泽诺的身影，原来他是来当志愿兵的。也许天生就具有领导的才能，又习惯了作战，卡洛很快便崭露头角，成功地击退了热那亚人。既没有海战经验，也没有担任过海军将领的卡洛·泽诺被任命为负责希腊方面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官。他之后那些高调华彩的表现，充分证明这是一份最适合他的职业。
另外一位英雄韦托尔·皮萨尼，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海上男儿。在威尼斯男人中，他属于小个子，身体不胖却很敦实。他是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中指挥两次主要的海战、获得一胜一负战绩的指挥官尼可洛·皮萨尼的侄子。当年韦托尔跟随着伯父，经历了那两场海战。
在停战期间，他做了商船队的船长。这绝不是一份丢人的差事，一个能成功统率商船船队的人物，战时就是海军战将的最佳人选。他也参加过镇压克里特岛的叛乱。
韦托尔虽然生性易怒，但也很容易恢复平静。与其他贵族不同，他从不看低别人，因此深得下级船员的爱戴。除了为人处世讨人喜欢之外，他作为水手的才华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总而言之，韦托尔·皮萨尼在海上男儿中拥有很高的声望。
在威尼斯，无论是商船或军船，在出港前的一个月，担任船长的人会带着书记官坐在船只停泊的码头，等待水手们前来报名。这不是船长挑选水手、分派工作，而是水手们在远航之前，选择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哪一位船长的制度。而韦托尔·皮萨尼的船只前，总是排成长长的队伍。
1378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已箭在弦上。皮萨尼被任命为威尼斯海军总司令，率领14艘加莱军船组成的舰队，从威尼斯出发，开往敌军海域的第勒尼安海。
14艘军船，实在是一个少得可怜的数字。由此可见，失去达尔马提亚这个水手来源地，对威尼斯的影响之大。如果说30年前的黑死病留下了人口不足的后遗症，热那亚也同受其害。不过，这一次他们有达尔马提亚可以利用。在皮萨尼舰队出发的同时，只有单人划桨手的加莱船队，开往克里特岛。他们在克里特岛、希腊等地补充了划桨手，总算能够编组成舰队。
就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之下，皮萨尼率领军舰，纵横于第勒尼安海上，在安齐奥（Anzio）的外海突袭了热那亚舰队，辉煌的战果让提心吊胆的祖国松了一口气。而战败的热那亚，则有很多贵族成了俘虏。
随后，皮萨尼的舰队开往爱琴海。在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威尼斯基地莫东，与在克里特岛完成了人员补给的6艘战船汇合，前往塞浦路斯，打算一举歼灭热那亚势力。但他们没有如愿以偿，敌人只受了点儿轻伤。
亚得里亚海及其周边
1圣塔莫拉：现名莱夫卡达。——注
2魔利亚：现伯罗奔尼撒古称。——注
从塞浦路斯折回的舰队，进入亚得里亚海，袭击并占领了已沦为敌方领土的卡塔罗和希贝尼克，再次向对手表明了威尼斯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此时，已近年底，皮萨尼打算率军回国。
他向政府提出了回国休整人员和维修船只的希望，却遭到了元老院的拒绝。他们命令皮萨尼带着舰队在伊斯特里亚半岛尖端的波拉过冬。理由是波拉接近达尔马提亚，容易掌握敌人的动向，同时舰队又可以直接开往海上巡逻。整备战船所需的用品，政府决定派补给船送去。无奈的皮萨尼和他的舰队，只能留在波拉越冬。翌年，即1379年的春天，皮萨尼又带着舰队前往南意大利的普利亚地区，为装满小麦回国的商船全面护航，随后便返回波拉港，在陆上清洗和修理战船，过了一段太平无事的日子。
5月7日，热那亚的舰队突然出现在波拉的外海，战船上还悬挂着剑刃向上、代表挑战的旗帜。皮萨尼立刻下令鸣号，集合所有人员。包括补给船在内，能够使用的战船，共有24艘，而热那亚海军只有16艘加莱船。其实热那亚舰队有22艘战船，因为有6艘躲在海角的暗处，所以看上去只有16艘。
皮萨尼反对接受挑战。虽然战船的数量多于对方，但没有几艘能够真正用来打仗，他认为还是守在港口为上策。但是由各条船指挥官组成的作战总部，却以敌人数量有限，临阵脱逃实属懦弱等理由，极力主张迎战。威尼斯的规矩一向是少数服从多数，作战会议也不例外。因此，皮萨尼只好下令所有能够使用的加莱船，进入战斗状态。
这场以波拉港口为舞台的海战，从打响那一刻起，威尼斯就占据了上风。皮萨尼乘坐的旗舰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阵型，紧随其后的战船，迅速地向热那亚舰队发起猛烈的攻击，热那亚的旗舰转眼间被攻破，海军统帅战死。
可是，就在威尼斯海军即将收获胜利的那一刻，一直埋伏在暗处的敌舰从背后切入他们的阵型，威尼斯舰队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战况逆转。这下轮到热那亚海军痛击对手，威尼斯死亡超过百人，包括24名贵族在内有多人被俘。眼见形势不妙的皮萨尼，向仍在战斗中的6艘战船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自己也和舰队一起逃往威尼斯。
得知战败消息的威尼斯政府惊愕不已。他们原以为皮萨尼的舰队足够担负起亚得里亚海的防卫任务，所以刚在一个月前，把卡洛·泽诺指挥的第二舰队派出去袭击热那亚的商船船队。攻击商船，可以牵制负责其防卫的舰队，这样热那亚海军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潜入亚得里亚海。没想到热那亚先发制人，搅乱了威尼斯政府的计划。
敌人的舰队，近在咫尺。友军的舰队，等于没有。匈牙利王从北逼向威尼斯，帕多瓦的军队在西面切断了所有陆上的补给路线。最后的一击发生在8月16日，热那亚军队占领了基奥贾。自建国以来，威尼斯首次面临如此重大的危机。
由于海上和陆地都遭封锁，所有的东西都进不了威尼斯。不要说买卖，连粮食都成了问题。威尼斯被困在潟湖中的岛上，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泽诺舰队的返港成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而他本人却对国人的期盼一无所知。因为出发时，他还深信这一年的任务就是在海上打游击。威尼斯政府向热那亚舰队的司令官提出了停战的请求。但热那亚人却回应说：“不把缰绳套在圣马可教堂正门前的驷马铜像上，绝不停战！”
在此之前，威尼斯也曾经遭到过一次包围，我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及过，公元9世纪初时查理曼的儿子丕平率领法国军队围攻威尼斯。不过，法兰克人是陆地民族，从海上封锁海洋民族，终究是经验不足、漏洞百出。而这一次却是来自海洋国家的敌人封锁海上，情况完全不同。海上封锁之严密，用陆地语言形容的话，就是连一只老鼠都逃不出去。
欧洲各国都认为，威尼斯共和国这一次必败无疑，它将重蹈阿马尔菲、比萨的命运，走向衰退，最后胜出的海洋共和国，唯有热那亚。
在他国援军不可期的形势下，威尼斯人仍然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誓死守卫家园。
首先，食品供应改为配给制。威尼斯原本就是一个连生活必需品都依赖进口的国家，因此始终保持着3个月的小麦存量。但由于潟湖中的“困城”不知会持续多久，所以一开始就以最低的限量配给。托配给制的福，在全面封锁的情形下，威尼斯人没有遭受饥饿之苦。
当然，政府也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以往为了组建舰队所采用的每个行政区12个人为一个单位的征兵制度，这一次被用作保护街市。
各个行政区的防守，由各区的住民自行负责。特别是临近前线的区域，行政区内的所有男子都必须参战。内围的行政区除了留下数人负责防守之外，其余男子都被分派去守护国家的重要建筑，如造船厂、元首官邸、大运河的入口等。为了防止敌船的侵入，大运河的入河口也打下了木桩。
另外，政府还派出了敢死队，令他们突破敌人防线前往东地中海。敢死队有两个任务：一是寻找卡洛·泽诺的舰队，通知他们尽早回国救援；二是巡视各海外基地、殖民地，鼓励那些得知祖国被困而心生不安的同胞，提醒他们尽早做好准备，以防热那亚人的攻击。敢死队不辱使命，成功地突破了重围。
威尼斯在积极防守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外交战。匈牙利王、帕多瓦僭主、热那亚的三国同盟必须攻破，为此威尼斯与他们进行了个别的和谈交涉。然而，三国都认为威尼斯的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根本不愿谈判。这样，威尼斯在外交上也处于绝望的状态。
同一时期，热那亚又从国内派来援兵，舰队的战斗力提升至两倍以上。仅是加莱战船就有47艘。皮耶托·多里亚（Pietro Doria）代替波拉海战中战死的卢恰诺·多里亚（Luciano Doria），成了新一任的海军统帅。
占领了基奥贾，并以此为据点的热那亚海军，隔着潟湖与威尼斯对峙着，似乎只要越过这片浅海就能直捣敌营。不过，热那亚人到底是海上男儿，他们非常清楚浅海的潟湖比石头垒砌的城墙更为坚固。同为大海之子的威尼斯人也很明白，胜负的关键就取决于如何巧妙地利用这片潟湖。
正如第一章“威尼斯的诞生”中所述，威尼斯开凿运河的首要目的是引水，其次才是行船。来自本土的数条河流注入潟湖，倘若不能顺利地将它们引向外海，千辛万苦建起的水上之城随时会有被洪水冲垮的危险。而且，河水比海水更容易变质，不洁的潟湖之水将成为传染病的源头。因此，城中那些貌似毫无章法、呈网状般的运河，其实是为了能让河水更畅通地流向外海，保证潟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放眼望去一片汪洋的潟湖，其实也有天然河水流入。与城中那些人工运河一样，威尼斯人把这条天然的运河也叫作“Canale”。查看威尼斯海运局发行的潟湖航行线路图，可以发现他们用浓淡有别的天蓝色标示出不同深度的水路，血管一般地纵横交错于潟湖之中。了解水深，是潟湖航行不可或缺的知识。这里的水路高低不平，深的超过了10米，浅的不到1米，有些地方甚至水面下就是海泥。
威尼斯和潟湖及其周边
通常，天然运河沿途都会打上木桩，作为航行的标志。但是在1379年的战役时，这些木桩都被拔了出来。热那亚人虽然熟悉水性，但由于热那亚港吃水较深，因此并不怎么了解潟湖的状况。尽管他们势不可挡地占领了基奥贾，攻击了横隔于威尼斯与外海之间的佩莱斯特里纳和马拉莫科，却不敢轻易进入潟湖。他们加固封锁线，准备坐等威尼斯油尽灯枯。
真正是背水一战的威尼斯，偏偏在这种时候，举国一致的体制意想不到地出现了破绽——水手们表示不愿配合政府的政策。国有造船厂没日没夜地好不容易造出16艘加莱船，结果来应征的水手仅够6艘船使用。原来他们不满政府对韦托尔·皮萨尼的处置，用消极的态度以示抗议。
波拉海战之后，皮萨尼因为战败，遭到政府问责，被关进了监狱。在土耳其等国家，战败的将军，通常是不问原因，一律砍头。但在威尼斯是先审后判，被判失责才会遭刑罚处置。
皮萨尼的罪状有两条：一是没有提供各战船的指挥官们充足的准备时间，草草开战；二是战斗中临阵脱逃。在检察官、辩护人完成证人质询之后，元老院进行了投票，结果78人认为皮萨尼有罪。认为无罪的48人，另有14票弃权。根据威尼斯的海商法，舰队的司令官不得在战争途中撤离战场。因此，检察官要求依法判处皮萨尼死刑。元首念及皮萨尼以往的功绩，提出处以罚金以及终身不得担任指挥官的建议。元老院经过再度审议，采用折中方案，判处皮萨尼6个月的监禁，并且终身不得出任指挥官。皮萨尼因此锒铛入狱。
然而，水手们却不服这个判决。他们认为是元老院拒绝皮萨尼提出的要求，不准许人员和船只回国休整，舰队只好在波拉整修船只，效率不比国内，所以错在元老院。敌人来袭时，没做好完全的准备迎战，责任不在皮萨尼的身上，是各船的船长没有忠实地执行他的作战命令。众人抱怨代替皮萨尼出任海军司令的塔代奥·朱斯蒂尼亚尼（Taddeo Giustiniani）缺乏经验，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这样不谙水性的贵族，拒绝服从政府的命令。
威尼斯政府真是要山穷水尽。如果执意维护政府的权威，就无法达成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在国家濒临灭亡的危急时刻，首先必须众志成城，于是政府决定释放皮萨尼。
皮萨尼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就被招进元首官邸，元首希望他能不计前嫌，继续为国效忠。随后，皮萨尼前往圣马可教堂做祈祷。当他结束祈祷走出教堂，步入广场时，守候在四周的水手们发出了大声的喝彩：“万岁！韦托尔！”
皮萨尼慌忙举手制止：“小子们，请安静!我们应该欢呼万岁！圣马可！”
于是水手们改口叫着“万岁！圣马可！万岁！韦托尔！”，欢天喜地簇拥着皮萨尼返回家中。
政府虽然牺牲威信释放了皮萨尼，但如果再次任命他为最高司令官，元老院会颜面丢尽。于是，元老院给了他一个不怎么重要的职位。那些以为皮萨尼官复原职，纷纷来应征入伍的水手们，听说最高司令官仍是朱斯蒂尼亚尼时，顿时闹了起来。他们聚集在圣马可广场的码头前，把帽子踩在地上，对着正在开元老院会议的元首官邸大声地骂着脏话，言语之不堪以至于年代记作者羞于下笔。泄愤后水手们各自散去，征兵之事又成了泡影。
这时，年近80的总统安德烈亚·孔塔里尼（Andrea Contarini）想出了一个巧妙的主意，由他本人出任最高司令官，皮萨尼担任副手。
水手们接受了皮萨尼成为实质司令官的事实，先有6艘加莱船召集到了船员。
按照惯例，韦托尔·皮萨尼坐在靠在岸边的船只前接受众人的报名。争先恐后抢着应征的水手们，让记录名字的书记官忙得头昏眼花，威尼斯总算是进入了举国一心的状态。
威尼斯需要战船，多多益善。按照皮萨尼制订的作战计划，起码还差40艘船。然而，造出的战船，需要配备划桨手、船员和战斗的战士才能发挥战斗力。战士与水手不同，不一定需要熟悉水性，因此可以使用雇佣兵。当时意大利各地战事不断，从英国、法国、德国过来的雇佣兵络绎不绝，只要付钱，不愁找不到卖命的人。尤其是威尼斯的富裕众所周知，很多人不顾热那亚的封锁，设法钻空子潜入了威尼斯。有钱还真是好办事。
威尼斯政府针对贵族以及富裕阶层展开资产调查，以强制配额购买国债的方式筹集军费。可是单凭富人们购买国债，还是达不到目标。于是，国家号召大众捐款，凡捐款金额最多的前30名，晋升为共和国国会议员和贵族，外国人捐款，即可获得威尼斯市民权。通常外国人获得市民权，至少需要在威尼斯居住25年。
政府的呼吁，得到了极大的反响。要求捐款的人层出不穷，其中既有真正爱国的，也不乏出于各种私利考虑的人。我们来看以下几个例子：
巴托洛梅奥·巴鲁塔：捐赠两艘加莱船，提供40名弓箭手和120名划桨手一个月所需的费用；提供10名士兵及其所有费用。除此之外，他的两位弟弟和侄子参军，不拿军饷。
马可·席卡那：提供两队士兵及其所有费用。
弗朗西斯科·梅佐：率领全家族加入军队，直到战争结束，一切费用自付。另捐赠10名弓箭手两个月所需的费用，以及1000达克特。
伯纳迪诺·卡桑尼：捐赠200达克特，提供给死伤或被俘者的家属，并负担最高司令官旗舰上的所有弓箭手一个月的军饷。另外以购买国债的方式，提供25艘加莱船上所有弓箭手15天的费用。
以上都属于大笔捐赠。另外还有一些感人的行为。比如说，名叫皮耶托和弗朗西斯科的两位画家，希望从5月开始在保罗·莫罗西尼指挥的加莱船上，无偿担任军务，直到战争结束。类似这样的捐赠还另有其人，有一位被敌人夺去家园、身无分文的基奥贾男子，提出捐出自己的身体，国家接受了他的这个捐赠。妇女们也不让须眉，不管贫富贵贱，纷纷捐出首饰，特别是金、银制的饰品。
在众人拾柴的努力下，有34艘加莱船加入了战线。连同原已具备战斗力的船只，总数超过了60艘。尽管战船的数量超过了热那亚，但实际战力却不能与对手相抗衡。
由于无法从达尔马提亚、希腊等地募集到划桨手，熟练的水手们又必须负责操纵船只和升降风帆，没有多余的人力，因此，划桨的任务就落到了一般市民的身上。
这些平素作为街头店铺的老板、手工匠的人们，自然没接受过加莱船划桨的训练。要让这些最多在运河上划过小船的男人们在短期内登上战船，必须进行特别的训练。
性格急躁的皮萨尼强忍着耐心，开始训练这批平民。练习船来往于斯基亚沃尼堤岸港口到利多港的直线区域内，每条船上有皮萨尼手下的将官负责指导，从拿船桨的姿势，到跟随号令转换方向时的船桨操作等，巨细靡遗。老元首孔塔里尼也不虚最高司令官之名，每天都去斯基亚沃尼堤岸港口，对那些汗流浃背地接受训练的临时水手们，一一给予慰问和鼓励。
当威尼斯全国上下精神上趋向团结一心的时刻，皮萨尼脑海中的作战计划也完整成形。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一旦失败，威尼斯将万劫不复。皮萨尼谨慎且耐心地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话说卡洛·泽诺这些日子又在干什么呢？时间已经过去了8个月，他和他的舰队杳无音信。
这位浪荡子虽说是执行国家的任务，实际上却为所欲为。他的任务是在第勒尼安海布下罗网，袭击从热那亚出发去各地的商船，牵制住护卫商船的热那亚的海军，让他们不能离开这片海峡。
卡洛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但凡看见挂着白底红十字的热那亚船，不管是商船或军船，一律攻击，见人就掳，见货便抢。损伤严重的船只，毫不留情地就地烧毁。在热那亚与叙利亚的海域之间往返两次之后，卡洛的舰队又出没于科西嘉和撒丁尼亚的岛屿之间，继续大肆掠夺，吓得热那亚商船惊恐万分，甚至不愿出港做生意。
卡洛·泽诺原本应该在第勒尼安海不断地重复类似的袭击。可是他却判断，这里已经无所作为，于是不等本国的指示，便擅自将舰队带往任务之外的海域。所以，热那亚国内派出的援军，才捞到机会在基奥贾沦陷之前赶到目的地。出海后从没和政府联系的他，自然不知道波拉海战败北以及本国被困的事情。当国家陷入危机之时，对此一无所知的卡洛·泽诺及其舰队在东地中海一带热火朝天地干着海盗的营生。
泽诺首先来到久违的特内多斯岛查看情况。在守卫军的热烈欢迎之下，他做出整备要塞的指示，并向军人们传授了袭击海上经过的热那亚商船的战术。随后，他率领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袭击了位于加拉太的热那亚人居留区，放火烧毁了停泊在港口的热那亚商船。把热那亚人最重要的海外基地搅得天翻地覆之后，卡洛继续南下，以特内多斯岛和克里特岛为根据地，在爱琴海直至贝鲁特的海域横行霸道。
对泽诺的舰队而言，根据地除了补给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由于掠夺了太多的货物，无法带回国内的商品，所以需要在根据地另外装船，运送到附近销售，俘虏则留在根据地看守。
卡洛·泽诺接到政府令他火速回国的指示，就是从运载战利品回克里特岛的货船那儿得知的。按理说，他应该带领旗下的11艘加莱船，立刻赶回等得心急如焚的祖国。可是，就在临出发前，卡洛从潜入罗德岛的手下那儿得到了重要的情报。
据探子报告，罗德岛港口停泊着热那亚的商船。这艘名为“里吉钮尼”的商船是地中海海域，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船上运载着价值高达50万达克特的货物。即使富如威尼斯，资产总额在50万达克特以上的富豪，也只有一个人。
船上300名乘客的中有160名是商人。光是想想这160个人的赎金，便足够令人热血沸腾，就算是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16世纪英国航海探险家）大概也抵抗不了如此的诱惑。卡洛·泽诺权当自己没收到政府命令，决定干完这一票大的之后再回国救援。
在泽诺的命令下，三艘加莱船打头阵，冲进了罗德岛港。然而，受击的大帆船纹丝不动。就在这时，泽诺率领的主舰队从海角后方出现了。他们没有直接去攻击大船，而是抢夺了停在港口的其他帆船，然后，从这些帆船的桅杆上向“里吉钮尼”射出火箭，密如雨点的火箭噼噼啪啪地落在大船上。
圆形的帆船的船身原本就比加莱船高，桅杆顶上的瞭望台当然也高过加莱船的瞭望台，因此，从上往下攻击，比由下至上更有效。热那亚的巨型帆船终究不敌，举手投降。
根据威尼斯的规定，船员不得瓜分所有掠夺的商品，只能取其中的一部分当作奖赏。这一次，船员们可是拿到了巨额的“奖金”。划桨手每人领到20达克特，弓箭手则更多，每人40达克特。之后，泽诺舰队回到克里特岛，开始为漫长的归国航程做准备，不日将与热那亚军厮杀海上，战船的整修更不能掉以轻心。一切准备就绪后，只等出发的日子。
说回威尼斯国内。皮萨尼见时机成熟，于是下令发起大反击。
12月22日黎明之前，一艘接一艘的船悄悄地离开圣马可码头和斯基亚沃尼堤岸。加莱船拖着堆满石头的货船，小船上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旗舰上除了皮萨尼之外，还有元首安德烈亚·孔塔里尼同行。
当时正值黑夜。若在平日，需点起火把，提醒船与船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而在这个夜里，为了不让敌人察觉，改用白布标示。船队在熟悉的潟湖中前行，大船行深水区，小船选水浅之处。
船队经马拉莫科运河通到外海后，沿着佩莱斯特里纳航行至基奥贾附近。在那里，船队分成两队，第一队是牵引装满石头货船的加莱船，第二队则是以小船为主的登陆船。第一队经过佩莱斯特里纳运河，再次进入潟湖内；第二队则由海上溯河而上，停靠在基奥贾的南边，开始登陆。此刻，天空露出了鱼肚白。
皮萨尼的作战计划是，利用基奥贾凸出于潟湖之中的地型，同时切断南、北两边，使其孤立。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原本被围困着的威尼斯，将反过来封锁热那亚军。
从南边登陆的威尼斯军，在对手顽强的阻击之下，不得不撤退离开。然而，这正是计划的一部分，为了保证北面港口的封锁不受阻挠，必须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南边。沉船作业按计划顺利地进行，装满石头的大船沉入基奥贾港的出口处，面向潟湖地方，也沉下了几艘小船。等热那亚人发现事情不对，急匆匆赶到时，这座海上的“路障”已完成了大半。热那亚舰队被锁在港口内，动弹不得。
很快，热那亚人就察觉到事态严重，因此做出了更顽强的抵抗。他们驱船赶到“路障”附近，想除掉这些绊脚石，威尼斯战舰挡在前面，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那些仓促成军的威尼斯水手们不谙海战，眼见着同袍一个个中箭倒下，惊恐万分，口口声声地叫着要撤退。老元首大声呵斥说，要么战死，要么让热那亚人投降，自己绝不会离开这里一步。在元首的威势之下，水手们再次拿起了船桨。
战斗不分昼夜地持续着。即使在战火停息的片刻，威尼斯海军也没有中止海上巡逻。由于南面没有被完全封锁，帕多瓦的援军得以赶来增援，热那亚军也因此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威尼斯的战船来往于潟湖中间，轮流作战，不过，自皮萨尼以下的由贵族组成的士兵全体都留在船上，战船的补给依靠小船运送。在热那亚战船也无法侵入的潟湖之中，退潮时，小船是最有效的运输工具。
10天后，即1380年1月1日，众人翘首盼望的卡洛·泽诺舰队终于回到了祖国。原本只有11艘的加莱船已经增加到18艘，另外还拖着热那亚的巨型帆船“里吉钮尼”。泽诺舰队的归来，不仅增强了战斗力，威尼斯人的精神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卡洛·泽诺归国后立即被派往战况最激烈的基奥贾南部。如果不能成功地封锁住那里，就无法中断帕多瓦人沿河运来的补给，全面封锁热那亚军队的目标便无法达成。同样，热那亚一方也誓死保卫着这条补给线，战事因此陷入胶着状态。
由于南面是陆地战，战线上多为外国雇佣兵，而指挥这些来自英国、意大利其他地区的雇佣兵，正是泽诺的强项。不知是因为年轻时当过雇佣兵的经历，还是此时已年届45岁的他与生俱来的大胆和勇敢，深深地吸引了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士。在艰困的战争中善用雇佣兵，原本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任务，因为泽诺，这些人最终成了威尼斯宝贵的战斗力。
在这场“基奥贾战役”中，大炮首次登上了战船。使用的火药是拜占庭帝国著名的“希腊火”。西欧自14世纪开始，便利用大炮的爆发力射弹，当然，那时用的是石弹。而基奥贾战役是史上第一次将大炮装在船尾的舰桥上。
话说回来，大炮的命中率不怎么高，威力甚至不比弓箭手射出的飞箭。不过，直径20厘米到30厘米的石弹，在攻击城墙时还是发挥了功力。热那亚军的司令官皮耶托·多里亚就是压死在遭炮轰而坍塌的高塔之下。
威尼斯周边图（基奥贾战役）
时间进入4月。1月底从热那亚出发的由39艘加莱船组成的舰队，出现在威尼斯海岸。他们立即向威尼斯发起挑战，似乎想通过海战，做一个彻底了断。
威尼斯军中很多人因疲于长期的作战，也希望一鼓作气打到底，因此极力主张迎战。然而，皮萨尼却不肯让步，他认为封锁基奥贾与海战不能同时进行，元首孔塔里尼和泽诺也赞同皮萨尼的意见。
挑战未果的热那亚舰队，无奈退回达尔马提亚港。因为要进攻威尼斯，舰队唯一可走的水路就是经过利多港，进入潟湖内水深10米以上的航道。可是水路两边都是威尼斯的要塞，根本无法突破，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撤退。
舰队的撤退对于被困中的热那亚军，仿佛抓到手中的救命绳索断裂，众人陷入了绝望。威尼斯的包围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缩越紧，终于将港口内与陆地一侧的守军切成一分为二。不仅火药不足，严重的粮食缺乏，已经影响士兵的行动。帕多瓦方面送来的军粮，屡屡被威尼斯人夺走，反而让威尼斯捞了便宜。
于是，热那亚军使出最后一招，收买敌人来获取食粮。他们自然不会找威尼斯人，他们看中的是那些雇佣兵。雇佣兵果然上钩了，可没想到被威尼斯士兵发现，双方大打出手，差一点儿酿成一场威尼斯人与雇佣兵之间的武装冲突。所幸卡洛·泽诺介入，平息了风波。被泽诺说服的雇佣兵们，中止了通敌的行径。
受困于基奥贾的热那亚军，失去了最后的一线希望，终于在1380年6月4日无条件投降。当时的记录说他们“衣衫褴褛，惨不忍睹”。当日，4870名热那亚人被俘、14艘加莱船被缴，同时被扣押的还有200名帕多瓦士兵。获胜的威尼斯一方也付出沉重的代价。从最初遭封锁的4个月，到之后虽然反包围成功、却依然艰苦卓绝的日子，他们整整熬过了10个月。
但战争还未结束。39艘战舰组成的热那亚舰队，仍然游走于亚得里亚海上。只要他们还存在一天，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就不算被夺回。刚打完基奥贾战役、无暇休整的皮萨尼，这一次成为名副其实的威尼斯海军最高统帅，出征对战热那亚舰队。卡洛·泽诺担任其副手。
采取攻势的威尼斯舰队旗开得胜，可是皮萨尼却在海战中受伤。因伤口恶化，他被送往战场附近的意大利南部的曼弗雷多尼亚港（Manfredonia），终因不治，在基奥贾战役结束仅两个多月的8月13日去世，享年56岁。
卡洛·泽诺接任皮萨尼，率军继续作战。没过多久，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再次完整地回到了威尼斯人的手中。于是，威尼斯凭借基奥贾战役的胜利以及重夺亚得里亚海制海权这两个筹码，开始了台面下的和谈。
首先，威尼斯通过派驻米兰的大使柯纳罗，成功地游说了对热那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米兰公爵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如前文所述，米兰公爵为实现占领意大利中部的野心，不希望威尼斯从中阻挠，因此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威尼斯卖了一个人情。不过，如果公爵的态度过分露骨，恐怕又会刺激到热那亚内部的反对势力，于是威尼斯请与热那亚、威尼斯两方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萨伏伊（Savoy）伯爵出面调停。萨伏伊是法国国王传统上的盟友，因此当地的十字军精神强过其他的意大利公国。由萨伏伊伯爵以“两个代表性的海洋国家相争，不利于反异教徒大业”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倡议和谈，实在是太适合不过了。
一年后的1381年8月，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达成了和平协议。此外，匈牙利王、帕多瓦的僭主卡拉拉以及奥地利大公也参与了合约的缔结。奥地利大公的加入，其实是威尼斯的一个策略。威尼斯的内陆不仅是威尼斯进口德国、法国货物的通道，同时也是威尼斯向这些国家出口东方商品的陆路。对威尼斯而言，这是一块很重要的地区，绝不能被卡拉拉所占。然而，威尼斯自身又没有能力占领此地，因此打算让给关系友好的奥地利公国所有，杜绝卡拉拉吞并的野心。威尼斯成功地到达了目的。
这次的和平谈判被称为“都灵和议”，决定了以下事项：
一、特内多斯岛今后归萨伏伊管辖，中止建造要塞，热那亚船可以自由靠港。
二、黑海沿岸的塔那地区，在今后的两年内，威尼斯与热那亚保持完全平等的贸易权利。
三、威尼斯承认热那亚在塞浦路斯岛的政治特权。
四、特雷维索归属奥地利大公。
五、威尼斯正式承认匈牙利国王对达尔马提亚的主权，每年支付贡金以换取当地港口的使用权。
对于以上的条约，很多历史学者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引发两个海洋共和国对立的矛盾根本没有被解决，一切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不过，对于专家们认为威尼斯赢得了战斗，却输了战争的说法，我却无法苟同。我认为威尼斯取得基奥贾战役的胜利，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对手热那亚，威尼斯的民众非常团结，没有内斗、政局不稳的困扰。一个世纪前由皮耶托·葛登尼哥实施的政治改革，尽管中间遭遇过一些危机，但国家体制并没有因此被颠覆，基本的政治理念得以继续保持。
当然，威尼斯国内各个阶层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以前不曾发生过的为逃税而将资产外移的现象，就出现在第三和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之间的休战期。
此外，平民尤其是水手们，对于贵族的领导能力相当不满，双方的矛盾甚至达到过一触即发的状态。第三次战争时，正是这种矛盾曾经让威尼斯陷入不利。不过，相比同一个时期的周边国家，西蒙·波凯涅拉（Simon Boccanegra）领导的平民阶级（暂时）成功地取得了热那亚政权，佛罗伦萨也爆发了象征无产阶级兴起的著名的“梳毛工起义”（Tumulto dei Ciompi），唯独威尼斯没有因类似的冲突而消耗资源，反而通过有效运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增强了国力。这要归功于葛登尼哥在13到14世纪间实施的改革，制定了具有威尼斯特色的政治方向。基奥贾的胜利，对于落实国家基本方针，起到了很大的功效。
战争从来都是悲惨的，唯有一个积极的意义，那就是让人们的欲望单纯化。每个人心中曾经的不满，因为战争的发生而消失。威尼斯被封锁时，面对抱怨粮食不足的群众，元首孔塔里尼曾说过：“到贵族家去，他们会把仅有的面包分一半给你们。”贵族们做到了这点。
威尼斯政府兑现了募捐时的承诺，赋予名列前30位的高额捐款者共和国国会终身议员和贵族的地位，向有功的外国人发放了威尼斯市民权。对于尽全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国民，政府推出了保障遗属和负伤者的政策。除此之外，国家还决定每年从国库支出5000达克特，作为帮助那些贫困的人们重新自立的基金。
贵族阶级也充分地尽到了义务。老元首不负威尼斯第一市民之名，身先士卒，皮萨尼、泽诺以及他们率领的贵族们，在战争中始终站在第一线。而因为购买高额的国债，经济上遭受打击最大的，也是他们这一群人。
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最具代表性的基奥贾战役的胜利，让威尼斯唯一得到的，就是全体国民达成了共识。但这是一个宝贵的“战果”，它对日后威尼斯的重新崛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尽管缔结了《都灵和议》，但包括威尼斯和热那亚人民在内的所有人大概没谁相信这两个海洋国家旷日持久的相争会就此结束。
造成两国对立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威尼斯和热那亚仍然势均力敌。就像第一、第二、第三次的停战被打破，大家相信第四次停战，终究也有结束的一天。正因为如此，两个国家都没有忘记为下一次的战争做好准备。
不过，在治国能力上，威尼斯远远高于热那亚。因此，当形势朝有利的方向发展时，他们抓住时机的速度更敏捷，行动更彻底。
对于威尼斯而言，《都灵和议》之后的30年，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那些与威尼斯有利害冲突的强国，接二连三地都出现了问题。
首先是匈牙利王国。为了取得靠港权，威尼斯不得不向匈牙利王缴纳年贡金。然而，匈牙利国王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与姻亲那不勒斯王因那不勒斯的王位火拼，腾不出手打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属地。海盗伺机而动。饱受匈牙利王恶政和海盗肆虐的当地居民，不禁怀念起威尼斯人统治时期的好光景。
对此，威尼斯没有立刻做出回应。等他们确定了民心所向，判断热那亚不会介入这场与匈牙利王的战争之后，这才顺应达尔马提亚人民的心意，在1409年夺回了这块曾经拥有过300年的失地。为了等待这个最佳时机，威尼斯人整整守候了30年。
威尼斯小心行事是有理由的。他们在之前刚利用一次那不勒斯王国的内斗成功地获得了遏制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重要战略地科孚岛。1386年，威尼斯从一位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人手中买下科孚岛之后，立刻在岛上建起了要塞，由于建造得十分坚固，时至今日仍然为希腊海军所用。
对于陆地一侧的强敌，威尼斯采取的也是各个击破的方针。
1387年，威尼斯与米兰、帕多瓦结成同盟，推翻了维罗那（Verona）僭主斯卡利杰里（Scaligeri）。第二年，威尼斯与米兰联军，又击败了帕多瓦僭主卡拉拉。1402年，米兰公爵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去世。这位实力雄厚的人物，既是威尼斯不得不依靠的伙伴，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此公爵的死，对威尼斯实属幸事。没过多久，威尼斯便将维罗纳和帕多瓦占为己有，原本归属奥地利大公的特雷维索，也变成了他们的领地。
就这样，威尼斯人再度自由、安全地航行于亚得里亚海之上，在陆地上同样是通行无阻，从西欧来的商人们没有了中途被截的担心。守卫亚得里亚海出海口最理想的位置科孚岛，属于了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地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的两个基地莫东和科伦，一如既往地看管着周边的海域。内格罗蓬特，甚至克里特岛都牢牢地掌控在威尼斯人的手中。
另外，威尼斯政府从这个时期开始，从法国人那里一点一点买下法国在第四次东征时获得的城镇——勒班陀、帕特雷斯、阿尔戈斯、纳夫普里翁、雅典，以及爱琴海诸岛。法国人因为害怕土耳其的攻击，与其被抢不如卖了，所以才将这些地方转让给威尼斯，变卖时自然是被买方的威尼斯狠狠地砍了价。因为这些并非是威尼斯势在必得的地区，他们只是为了防止落入热那亚手中，才先下手为强。
15世纪上半叶，威尼斯再次，应该说是第三次迎来了全盛时代。与东方之间的贸易顺风顺水，君士坦丁堡的市场繁荣依旧，令人生畏的新兴国家土耳其在1402年大败于帖木儿帝国之后，沉寂了不少，威尼斯商人迎来了和气生财的好时代，而他们的确是没有放过这个运气。
那么，这30年，热那亚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在基奥贾战败后的5年里，热那亚更换了10位元首，政局动荡不安。之后，他们接受了法国国王的统治。如果将短暂的独立以及归属米兰公爵的时期都算进去，这种情形延续了130年，直到1528年为止。从那以后直到意大利统一，热那亚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了西班牙王国的附庸国。而在同一个时期，威尼斯却始终保持着国家的独立。
但是，热那亚人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因为基奥贾战败而中止。
阿马尔菲在1131年被西西里王占领之后，商人们依然活跃于海外；1284年比萨在梅洛里亚海战失败后，依然拥有不可小觑的商业实力。同样，热那亚的商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是地中海贸易中的重要角色。位于黑海沿岸的热那亚基地卡法、君士坦丁堡的居留区加拉太，欣欣向荣的景象一如往昔。热那亚人最大的特色，即无与伦比的航海天赋，更是在一个世纪后创造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个从意大利语音译过来的名字，应该是人人皆知。有关这位大航海家的冒险事迹，就不再赘言。可我想说的是，当他在西班牙感叹“我身在此地，心系祖国”时，他的祖国正处于法国人的统治之下，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样，发迹于热那亚，成功经营科西嘉岛殖民地，实力雄厚堪称当时的跨国企业的“圣乔治银行”，我们也不清楚它为祖国做过什么贡献。
最能说明热那亚状况的，应该是勒班陀海战时它的参战方式。在这场爆发于1571年的土耳其与欧洲基督教国家联合海军的大战中，威尼斯以共和国的身份参战，向基督教联军贡献了接近总数一半的战斗力。相比之下，尽管热那亚人尚安德烈·多里亚（Gianandrea Doria）担任了镇守右翼舰队的司令官，但他并不是代表热那亚，而是作为西班牙国王的海军上将参战的。可以说，作为独立的海上国家，热那亚在14世纪末已销声匿迹。当年地中海上的4个海洋共和国，只剩下威尼斯。
持续了120年以上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长久之争，不禁让我联想到你来我往过招、迟迟难决胜负的两位冠军的比赛。当比赛进行到第五轮时，威尼斯出现在赛场上，而热那亚的身影却终于消失了。
因此，威尼斯是不战而胜。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取胜，结果是不变的，而且赢家往往能收获价值高于形式的实质性的东西。两强相争，威尼斯重现雄风，热那亚则从此萎靡。
任何国家，都会有一个全盛的时期。然而，能够经历几度兴盛的国家，却少之又少。这是因为一次的辉煌，靠的是因缘巧合，而重复出现的繁荣，则是有意识的努力换来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尼斯历史研究权威雷恩教授曾经指出：“威尼斯与热那亚经过长期的抗争，最终胜出的威尼斯，靠的不是其海军力量或海战技术。自1270年之后，威尼斯已经失去了这些方面的优势。决定胜利的因素，是两个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即社会的组织能力。在这一点上，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之间，有着极大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