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最早和最晚来到美国的美国人，都来自墨西哥。
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注重家庭。像意大利移民一样，“对家人热情，对外人敌视”是墨西哥人的特征。
某些最早和最晚来到美国的美国人，都来自墨西哥。早在美国人到达之前很久，就有墨西哥人在现在的美国西南部地区定居了。但是，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是在20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才来到美国的。
没有一个单独的名称足以恰当地概括各种各样具有墨西哥血统并在美国生活的人们。他们是：（1）在西南部成为美国领土之前就在那里定居的原墨西哥居民的后裔；（2）从墨西哥来美的非法移民；（3）合法迁移来美，但不是美国公民的墨西哥人；（4）从墨西哥来的临时居留者，他们持有各种官方证件、签证和工作许可证等，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短不等（短到几天，长到十几年）；（5）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墨西哥人；（6）合法与非法移民或临时居留者在美国生下的后代，他们理所当然地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在美国大约有500万美籍墨西哥人。这是美国最大的种族群体之一，但也是最不为公众舆论所注意的种族之一。估计另外还有200万墨西哥非法移民居住在美国。再加上人口普查局忽略不计的具有墨西哥血统的那些人（以及其他个别低收入者），在美国祖籍是墨西哥的实际人口，可能接近800万。
绝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生活在西南部的5个州。这些地方的墨西哥人口加起来超过400万，而其中大约一半又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们的人口大大超过黑人，约占该州总人口的1/6。
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不仅可以追溯到墨西哥，还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但是墨西哥人当代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其他美国人却相去甚远。从种族来说，他们肤色混杂，不同程度地带有西班牙和印第安人的血统。
所有这些被笼统地定为“墨西哥人”、“美籍墨西哥人”或“奇卡诺人”的数百万民众，有着各种不同的历史背景：许多人出生在国外，更多的人在本土出生，还有一小部分家庭在美国开国之前早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了。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过去的这一时期或另一时期来自墨西哥。
在早欧洲人发现西半球之前，阿兹特克文明就很发达，并已传播到整个中美洲。这个尚武的阿兹特克民族，征服并统治过许多其他的印第安部落，包括那些生活在后来成为墨西哥这一地区的部落。战俘们被用来祭奠阿兹特克人的神灵。在建筑精致的庙宇前，当众挖出他们的心脏，尔后将骷髅头依次安放在架子上。在其他一些仪式中，少女们在跳舞时被割下了头。
在阿兹特克文明中还没有铁器和钱币。他们也不会把车轮用于交通或者把齿轮用于工业。他们的农业很原始，不知道用犁。但是，阿兹特克人有文字、建筑、雕刻，以及完备的法律、社会、政治和宗教体制。
1519年，古巴总督派遣科尔特斯来到墨西哥。他受到蒙特祖马二世的欢迎。蒙特祖马相信，科尔特斯及其部下的到来，就是阿兹特克宗教所预言的诸神已经出生，所以献给他们许多礼物，包括金子。当这些西班牙人发现阿兹特克人有金子时，便决定将其征服。科尔特斯一伙与蒙特祖马的战争中，得到了阿兹特克人压迫下的当地印第安人部落的援助。科尔特斯的另一个有力的盟军，就是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疾病，主要是天花、麻疹和流感。阿兹特克人对这些疾病一无所知，而且毫无生理上的抵御能力。到1607年，这些欧洲疾病夺去了90%～95%的印第安人的生命。
和整个拉丁美洲一样，到墨西哥来的西班牙远征军都是男子，而不像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那样，是由男子、妇女和儿童所组成的完整社区。西班牙人到达之后，很快与当地妇女发生两性关系——有时是正式的婚姻关系——生养了混血儿的西班牙和印第安人后裔。到1800年，混血儿在数量上明显超过了当地那些出生在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甚至超过了作为奴隶而贩运来的人数不多的黑人。混血儿的人数后来终于超过了印第安人。今天，只有一小部分墨西哥人是纯种白人和印第安人。跟拉丁美洲其他各地一样，在墨西哥存在着类别不同却界限分明的种族混合现象。在现代美籍印第安社区，也有类似按不同肤色的排列次序。拉丁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把白肤色同高贵相提并论。但是拉丁人强调肤色的等次排列，而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强调把人种截然区分为黑白两大类。
探险家、冒险者和传教士们，从墨西哥向北扩展，进入现在美国的西南部地区。到18世纪后期，西班牙人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等几个州建立起一些零散的小规模居住区，其中包括拉雷多、圣安东尼奥、艾尔帕索、圣菲、图森、圣迭戈、洛杉矶及圣何塞等。这通常都是民政、军事和宗教界主事当局治下的一块块飞地。他们都想征服当地的印第安人并将之纳入西班牙的文化和宗教，当然是使之在最底层。但凡获得成功的地区，印第安人就被带到传教士身边，在受监护和半奴役的状况下生活和劳作。拿破仑战争导致西班牙王朝的陷落后，墨西哥开始争取独立，并于1821年宣布建国。新的墨西哥政府所颁布的政策中，就有一项是允许在墨西哥领土上建立一个美国的社区。
起初，美国移民接受了墨西哥文化。他们学习西班牙语，而且有一部分人与墨西哥妇女结了婚。但是在1820年，由于美国人口急剧增加，美国人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后来美国人和墨西哥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并终于导致一场得克萨斯争取独立的战争。美国方面派遣军队前去帮助那里的美国人，从而在1845年将得克萨斯并入美国。1847年，美国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迫使墨西哥领导人桑塔·安那将军下野。次年，美国与墨西哥新政府签订了条约，把大片土地（大约是墨西哥领土的1/3）割让给美国。就在这块从墨西哥得到的领土上，后来建立了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和怀俄明州也各有一部分地方是从这块领土上分割过来的。这次战争之前，墨西哥的领土比美国的要大。
西班牙传统对美国西南部各州的影响，体现在许多地名上（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大城市都有西班牙名字），也体现在当地的建筑风格以及在美国人模仿墨西哥人创办农牧场的方式上。
居住在这几个州的墨西哥人，渐渐地成了当地的少数种族。他们与这些地区日益增多的美国人具有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种族特征。由于美国和西班牙的财产法存在巨大差别，许多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居民因此而丧失了土地，诈骗、贪官污吏和暴力行为又加速了他们的破产。少数美籍墨西哥人结成非法武装团伙进行反击，但是大多数人却发现自己在这个陌生社会的边缘上无能为力。留居在美国西南部的为数不多的西班牙人或墨西哥人的地位，因所处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在兼并得克萨斯时，那里的非西班牙居民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上层西班牙白人已进入当地的美国主流社会，而大部分属有色人种的墨西哥大众却被严格地排斥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之外，在经济上处于最底层。在加利福尼亚，有一批自成一体的西班牙富人，直到19世纪末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都很有影响力。其他各州的情形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大体上说，在整个西南部，当地西班牙人及其文化处于从属地位。但返回墨西哥的人却寥寥无几。
在墨西哥本国一直存在着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中大约1%的人属于上层阶级，2%的人是中产阶级，97%左右的人都是下层阶级。在城市地区，中产阶级较多，但仍有75%的人处于下层社会。事实上，所有迁美的墨西哥移民都来自下层社会。在19世纪的墨西哥，债务劳役制很流行，这在当地农村地区几乎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作为债主的土地所有者，把欠债佣工当做牛马使用，而债是很少能偿还清的，于是世代相传，与奴隶制无异。在生活极端贫困而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又备受压抑的劳役工人之中，文盲十分普遍。在1910年，大约5%的墨西哥家庭拥有90%的土地。
在波菲里奥·迪亚兹将军统治时期（1876～1910年），朝令夕改的土地法把许多村民共有的土地变成了投机者的私有土地，使许多农民沦为劳役工人或成为流动劳力。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造成人口的飞速增长。在1876～1910年，墨西哥人口从900万增加到1500万，但80%的墨西哥人生活在农村。人数日益增多但一贫如洗的墨西哥民众，在19世纪流入美国的并不多。部分是在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中来到加利福尼亚的，另一部分是在1860年的“采矿热”和1880年修铁路时来到亚利桑那的。还有一些季节农工往返于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之间。但在大体上，跨越两国之间经济、社会和地理鸿沟的墨西哥人相对来说并不算多。对许多墨西哥人来说，摆脱债务劳役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且美国西南部广阔无垠的沙漠在票价便宜的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前，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由于在美国和墨西哥都修长了铁路，大批贫穷的墨西哥村民得以进入飞速发展的美国西南部地区。美国雇主积极地开始直接或通过劳工介绍所在墨西哥招揽工人。除了美国西南部地区经济上的诱惑外，墨西哥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也震动了墨西哥人。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引发了一场十多年的政治和军事内乱，其间有100多万人丧命，因此许多人是作为难民而不是移民逃到美国的。
国内的“推力”和外部的“拉力”，在20世纪初把将近10%的墨西哥人引到了美国的西南部。1900～1910年，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两州的墨西哥裔人口增长了将近1倍。亚利桑那州的墨西哥人口增长1倍以上，而加利福尼亚州的墨西哥裔人口则增长了4倍。这4个州的墨西哥裔人口从1900年的10万增加到1910年的20万。在这以后的10年内，墨西哥人口又增加了1倍；1920～1930年则增长了3倍。这是3次墨西哥移民浪潮的第一次。
墨西哥人向美国的移民史，包括3次大浪潮及中间的两次大造反。这种时而接收、时而驱赶墨西哥人的情况，反映了美国西南部地区存在的两种对立趋势。需要农业工人和其他廉价劳动力的雇主，要求实施让墨西哥人进入美国更加方便的政策，而其他一些担心墨西哥移民犯罪、依靠福利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团体，则要求采取严厉限制的政策。美国移民政策及其实施的不断变化，反映了美国各派对抗政治势力的起伏。近年来，美籍墨西哥人日益扩大的政治影响也成了左右美国制定移民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铁路使大批墨西哥人得以来到美国，并在他们抵美以后也雇用了其中不少人。20世纪初，大部分墨西哥移民曾先后作为筑路工、巡路员或养路工在铁路上工作。许多人就住在铁路近旁的车厢或简易工棚里。这些原始的居民点就是现在许多美籍墨西哥人社区的雏形。其余的墨西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多受雇于农业和采矿业。这3种主要职业实际上把墨西哥人孤立起来，与其他美国人互不往来，因此他们的孩子都是在与外界隔离的只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社区内长大的。农工的孩子们还与父母在农田里一起干活，他们经常随着各种作物生长季节的不同而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断断续续接受教育或者根本接受不到教育。此外，由于墨西哥人与整个社会处于隔离状态，他们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好似一个“隐形”的少数种族。
在整个西南部地区，墨西哥工人从事绝大部分需要“弯腰”的体力活儿，在田里每天辛勤工作12～14个小时。这些墨西哥农工干着五花八门的工作——从在整个西南部地区种植棉花到为加利福尼亚出一臂之力，使之成为当时全美水果和蔬菜的一个主要供应基地。墨西哥人作为农业劳工的形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而且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大多数人最终迁入都市之后很久才有所改变。在1930年以前，确实有一半以上的美籍墨西哥人生活在农业地区。早期定居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大都生活在靠近墨西哥的边境一带，但也有一些随季节流动的农工往北到达落基山脉两侧各州，或深入到加利福尼亚地区。在1930年，大约有10%的美籍墨西哥人进入工厂，成为后来墨西哥人城市社区的核心。
生活在美国西南部边境地区的墨西哥农业工人，其工资在1910年是他们原来在墨西哥国内收入的2倍或3倍。在此后30年内，此种工资差别甚至拉得更大。到1930年，美国西南部农业劳动工人的工资已是他们在墨西哥的6倍。在美国内地各州的工资甚至更高。这是因为边境地区有大量劳动力，所以工资增长不像美国其他地区那么快。在铁路、矿山和工厂里，美国和墨西哥的工资差别也非常之大。按美国的标准，在农场或工厂工作的墨西哥人算是很贫困的，但是按墨西哥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则显得很富裕了。他们回到墨西哥后，能买得起农畜、家具、收音机，有人甚至还买了汽车。
面对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这种工资的悬殊差别，想控制墨西哥人越过边境的努力大多是徒劳的。美国制定的移民政策和建立的移民机构主要是受理从欧洲越过大洋并在少数几个口岸大埠登陆的移民。但是，在2000英里长的边境线上，人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徒步穿越国界，并很快消失在西南部茫茫沙漠地带的美国人社区之中。要想阻挡这批人的确不易。大批文化不合格或达不到其他移民标准的墨西哥人就干脆非法偷渡到美国。他们一般都得到美国雇主和劳工承包商的怂恿和帮助。
从墨西哥来的大量移民并不是到美国来安家落户的。许多人只是到美国来待上一个季节或干上几年，积攒一点钱，然后就带着美好的憧憬返回墨西哥。也有人来时就有回去的打算，但却在那儿落地生根，终老未归。还有些人回去后发觉自己因在美国待了几年而变了样，与故土的乡村生活及习俗格格不入了。这批移民的数量到底有多少，仍然很难确定，因为经常有大批非法移民往返于两国之间，而官方的统计数字总是不详。据知，在1910～1928年，有100多万墨西哥人回到了墨西哥。这个数字超过了20世纪头30年墨西哥合法移民的累计总数。“湿背”这个词曾被广泛地用来描述墨西哥移民，因为不少人是涉过里奥格兰德河进入美国的。许多边境城镇都有大量的墨西哥人，这样新来者就可以很容易地和他们融合在一起，而不至于被当局发现。
和其他种族那些临时客居在美国而又不会讲英语的农业工人一样，美籍墨西哥人通常是被包工们招募来的，他们在包工头的指挥和严密控制下集体干活。语言、文化及种族差异方面的问题，由于美国雇主和墨西哥籍或美籍墨西哥包工头之间达成合同而很容易得到解决。这些包工头负责招揽和监督墨西哥劳工队伍，并且提供符合他们胃口的食物及其他条件。就像意大利人的包工头一样，这些被称“郊狼”的墨西哥工头为了保护他们在劳工身上的投资利益，必要时会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在早期，他们竟动用武装人员在圣安东尼奥市的大街上押送墨西哥劳工。
这些“郊狼”的职责，包括在墨西哥招收工人，把他们偷运到美国，为他们提供伪造的证件、交通工具和衣食方便，而且在劳工和承包雇主之间充当中介人。“郊狼”每次偷运劳工的数量不等。有一次，整整一列车的美籍墨西哥劳工从得克萨斯被运到西雅图。禁止劳工承包投机的各种法律往往被钻了空子。当劳工们掌握了足够的语言能力并对美国有所了解而不再需要中间人的服务后，“郊狼”便和意大利包工头一样，销声匿迹了。
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很贫困。原始的生活条件令其他美国人大为惊讶。他们的居室不但没有舒适的设备，甚至连美国人认为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比如自来水、盥洗间、电源和炉子等都没有。但这种生活和工作条件与墨西哥的状况相比，就没啥大惊小怪的了。大量墨西哥人不断地涌入，显然说明了他们对美国的向往。
在西南部，尤其在得克萨斯，墨西哥人往往使美国人产生反感。墨西哥人因其贫穷、不识字、乡土文化、种族及工作方式而不被当地的美国人所容。法律更使他们走不出孤立的圈子。在西南部的某些地方——尤其在得克萨斯——设备条件的分离使用是由法律规定的，在其他地方则由习惯加以维持。新来的墨西哥移民还会遭到其他美籍墨西哥人的冷落，后者出生于很早以前就来到美国的墨西哥裔家族。这些人常常自称为“西班牙人”或“拉丁人”，以避免混同于新来的墨西哥移民。一如其他种族的中产阶级看待新来的同胞一样，他们把自己国家的移民视为肮脏、无知和缺乏教养之辈。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恐惧心理，即新来的移民会不利于美国社会接受整个墨西哥种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墨西哥本国刻板的等级制度。
尽管这批美籍墨西哥人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谓的白种人，但是他们当中那些肤色较浅、文化适应性强的中产阶级，在西南部的许多地方已易于为白人社会所接受。那些刚从墨西哥来的移民，在社会上却常常被当地白人或更加美国化了的西班牙人排斥。早期美籍墨西哥人的婚姻，90%以上是夫妻双方皆属同族人。但这并没反映出他们内部团结，而是反映了他们攀不上其他种族。墨西哥人内部注定要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四分五裂，因为很少产生有影响的领袖人物能获得大家的认可，更谈不上一呼百应了。
早期墨西哥人的家庭，即使按当时美国的标准来看，也算是很大的。在1910年，25～45岁左右的墨西哥妇女，平均生育5.3个孩子，这大大超过了当年全美同年龄段妇女的平均生育数——3.4个孩子。但高生育率并不是墨西哥人家庭所特有的现象。美籍波兰妇女的平均生育率（5.3个孩子）和意大利妇女的生育率（5.5个孩子）甚至还要高。美国犹太人同墨西哥妇女的生育率则相等（5.3个孩子），这些种族都是到1910年才来到美国的。唯一与众不同的是，美籍墨西哥人的生育率根本没有像上述几个种族那样在逐年下降。到1969年，其他几个种族的生育率已下降一半多，而墨西哥人却成了美国少数种族中生育率最高的。35～44岁这一年龄段的妇女平均有4.4个子女。
居高不下的生育率是墨西哥移民适应美国文化速度缓慢的表现之一。其次是他们一直坚持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申请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所占比例偏低，则是他们文化适应缓慢的另一表现。此种情况在那些赴美后有众多人返回故乡，又不断有大批同胞涌进，使其固有文化在美国流水常新，并有不少人对于是否永久定居在美国而迟疑不决的种族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1924年通过的苛刻的移民法，切断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移民来美的途径，并使得时常进出美国的大批侨民难以混下去，从而促进现存移民加速了美国化的进程。对于墨西哥移民来说，既不适应也无法执行此类苛刻的限制。他们对美国文化的接受既有分寸，又有所保留，而且不断有大量的移民返回墨西哥。在1910年，这种现象并非只发生在墨西哥人中，但不同的是，当这种现象在其他民族中早已消失时，他们仍然没有改变。
20世纪前30年从墨西哥来美的第一次移民浪潮，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降临而突然告终。美国国内存在大批失业者，而美国人想赶走墨西哥移民的愿望，更导致大规模的强行遣返。当时墨西哥人一直在靠救济度日，部分原因是大萧条之前的20年代就出现了农业衰退，而绝大部分墨西哥人又恰恰从事农业生产。以1925年为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里弗赛德市，90%的福利预算都花在墨西哥人身上。加利福尼亚的其他城市也和该市一样，许多墨西哥农工经常在种植季节后就申请救济。墨西哥人的高犯罪率和高发病率，更加深了公众对他们的反感。大量贫苦的美国人从俄克拉何马州的“尘沙带”迁出，更增强了美国人驱赶外国劳力的愿望，因为还有那么多的美国人找不到工作。有组织地争取遣返墨西哥人的运动始于30年代，因为当局已发现，把他们送回墨西哥的运费尚不到救济他们一星期的开销。那些申请救济的墨西哥人多被告知去找某某部门，实际上该部门顺势就把他们送回老家去了。有时他们扣留救济款，除非接受救济的人同意“自动”离开美国。通过这些威逼利诱，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未经过正式听证便被遣送回国。在大量被遣返的移民当中，甚至还包括许多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到1930年，在美国的第二代美籍墨西哥人，其数量已超过出生于墨西哥的美籍墨西哥人。由于存在大量的非法移民，在整个20年代，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被强行遣返。1927年，有4000～5000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被美国驱逐出境。1928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1000多人。1929年被逐人数已超过8000人。在1930年，被遣返的人数又增加了一倍多，达18000人之多。1939年被逐人数为16000人，而在整个30年代后半期，大约每年有9000人被送回墨西哥。美国的墨西哥人，从1930年的60多万下降到1940年的不足40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数百万美国人投身军队，农业劳动力的短缺促成联邦政府通过关于从墨西哥引进劳力的计划。根据1942年制订的“临时劳工计划”，引进了墨西哥合同工。这个方案提出的理由是，在战时“紧急”情况下，美国自身缺乏“足够”的现成劳力。大量墨西哥人流入美国，使工资的增长速度放慢，难以吸引“足够”的美国人去干活。所以这个“应急”计划一年一年地延长，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久。1945年，在美的墨西哥合同工大约只有5万名，50年代后期达到高峰，增加到每年的40多万人。这个计划在1964年才被正式宣告结束。
战时经济不仅从墨西哥吸引了大量劳工，军工生产还把美籍墨西哥人从其传统的工作岗位上和社区里吸引到大工业经济和社区中来。战争以前，美籍墨西哥人居住在城市里的，已超过了在农村的人数，在工业部门的就业加速了美籍墨西哥人的城市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墨西哥州农村的美籍墨西哥男丁有一半以上离开农村进城。在“二战”期间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对墨西哥人就业的限制，像对其他种族一样，有所放宽。许多墨西哥人到军队服役，有17人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对许多美籍墨西哥人来说，军旅生活使他们生平头一次亲身体验到美国的主流文化，从而加快了他们文化适应的过程。后来的美国士兵法案允许退役的墨西哥军人到大学学习，否则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洛杉矶，美籍墨西哥青年经常结帮与一些带着墨西哥裔姑娘出去约会的军人发生冲突。这些帮派分子身着当时很别致的祖特服，自称“文身帮”。在战争期间，他们经常骚扰军人和水兵，激起了公愤，连老一代的美籍墨西哥人都对之加以斥责。1942年，军人和水兵对这帮歹徒进行反击，碰到穿祖特服的就痛打一顿。几十年后，这些文身帮分子又被捧为敢打敢冲的英雄好汉了。
1940年进入美国的墨西哥移民不到2000人，但是1944年起已突破6000人，1952年突破1万大关。再后来，入境的移民人数更是扶摇直上。1956年，65000多名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几乎是世界各地来美移民的1/4。但并非所有这些移民都是根据临时劳工计划招募来的。他们进入美国的方式各种各样，有的属暂住性质，有的想永久居留，更有大量非法入境者。同第一次移民浪潮一样，第二次移民浪潮也以大规模的遣返而告终。但战后被遣送的人数又有新的突破。1947年被驱逐的移民是1930年那次创纪录的18000人的10倍，而这只不过是大规模遣返移民的开始而已。1951年被遣送回国的墨西哥人多达50万。1954年则突破100多万。在战后一共有近400万墨西哥人被送回老家。但这一次谁被遣返谁不被遣返是有标准的，那就看其是否具有美国的公民身份，而不是像上次那样将贫困作为遣返的依据。
墨西哥赴美的移民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几次大规模的遣返运动之后，开始跌落。但是这并没有使移民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被完全阻挡。1956年是战后移民最多的一年，为65000人，1959年下降到23000人，其后又开始逐渐回升。到1970年，原来的最高移民入境数又被重新打破。在整个60年代，大约有44万墨西哥人合法地迁居美国。
第三次移民浪潮的到来——现在仍在进行之中——一方面是由于移民法条文有了明确的改动，另一方面是原为非法侨民提供的法律和社会机构已壮大起来，还有一方面是美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害怕在边境上严格依法办事会得罪墨西哥政府或美籍墨西哥人。
由于临时劳工计划在1964年寿终正寝，墨西哥政府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卖力地阻挡非法移民偷越边境进入美国了。在这之前，它曾力图保护合法赴美的墨西哥合同劳工免受“湿背”们的竞争。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墨西哥人口增长了3倍，从前赴美当过临时劳工的人现在回国的也有成千上万。而毗邻美国边境的城镇人口，增长更为迅速。所以非法渗入美国的潜在人群是巨大的，因为那里的工资比墨西哥要高出好几倍。
美国政府官员使尽浑身解数设法缓解边境的压力，不让移民破门而入。美墨两国政府共同计划在边境地区的墨西哥一侧使经济得到开发。但是这又吸引大量人员流入这一带，其中有大约50万人找不到工作，从而形成一支潜在的越境大军。乘车从墨西哥来美上班或购物者，获准随便可以进入美国的边境社区，其中有许多人却乘机悄悄溜到美国内地，非法定居下来。有些怀孕的墨西哥妇女在“购物”的名义下，越过边界，利用公费在美国医院里生下孩子，这些孩子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公民，日后就可以借此举家合法迁到美国。
除了上述这些五花八门的方法来逃避移民限制的人以外，还有大批人干脆非法越境而入，而美墨之间存在着2000英里长的边境线，其中只有部分地段处在小股边防巡警的有效控制之下。估计每年都有十多万人从墨西哥过来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定居下来，尽管年年还有几万人被当场抓获并被送回墨西哥。
有好几个因素促使美国不能像世界上其他国家那样控制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根本的一条是两国之间在收入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另一条是边界线太长，因此美国一直以大规模的遣返来代替对边境的控制。但近年来，遣返移民越来越困难，因为美国政府资助的社会机构和民权组织对政府调查、突击和逮捕非法移民的做法提出了挑战，导致遣返案件的诉讼纠纷。即使这些机构和组织输了官司，诉讼费却加大了移民遣返的开销，从而使政府用在这方面的专款捉襟见肘，遣返人数就不能按计划进行。雇用非法墨西哥移民的美国老板也帮助他们逃避法律的制裁，并在政治上积极反对在边境实行严格的控制。老板们自己明知故犯，窝藏非法侨民，当然也就更反对政府对他们绳之以法了。非法越境的移民大不了被送回国内，有人可能好几次试图越境而未伤一根毫毛，有些则会在同一天晚上被边境巡逻人员抓住好几次也无所谓。
墨西哥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对移民产生了影响。历届墨西哥政府对流入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移民几乎不加限制，甚至有时还认为此地是自己一部分“合法”的故土。更加实际的墨西哥官员，一直把美国看做免费培训技术工人和养成清洁卫生习惯的大本营。移民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白白地给墨西哥带来实惠。然而，革命后的墨西哥政府也曾坚持从国外召回移民的原则，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资助他们回国。尽管当局也明白，许多季节性工人只是把资助的钱用做农闲时回国的旅费，并乐此不疲。后来，时日一久，墨西哥政府对其遣返计划开始严加甄别。20世纪30年代的卡德纳斯政府执意不把那些依靠美国救济的移民召回来。“二战”后，这项计划则鼓励那些具有技能的人返回祖国。但大体上说来，墨西哥政府一直把实行限制移民看做美国方面的问题。它自己所关心的，主要是保护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尽管墨西哥自身极力堵截企图越境进入其西南部地区的非法移民，但它却与美籍墨西哥人团体沆瀣一气，反对美国边境巡逻人员采取任何坚决（被说成是“压制”）的行动。
从人口角度来看，美籍墨西哥人相当复杂，而且散居各地。他们“集居”在美国西南部地区，但这个所谓“集居”的地区却比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加在一起的面积还大，仅洛杉矶市区的面积就比比利时的领土还大。美籍墨西哥人社区广泛分布在美国西南部各地，但在每一地区，他们又都是“集居”的，甚至北部的芝加哥一带也有规模颇大的墨西哥人社区。
除了像其他任何特大种族内部存在阶级、教育、职业等差别之外，美籍墨西哥人因其家庭是随着多次不同的移民浪潮而来的，在美居住时间长短不一，所以内部还存在着极大的特殊差异。何况墨西哥国内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也势必影响到不同时期来美的墨西哥移民的素质。墨西哥国内的都市化发展已在该国的职业结构上反映出来。1940年以前，大约有2/3的墨西哥工人从事农林牧各业，但是到1970年，这个比例就降到不足1/2。
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也变得城市化了。1950年，西南部有68%的讲西班牙语的人住在城市。到196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79%，1970年则达到85%。与美国总人口相比，美籍墨西哥人的城市化程度是偏高的。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城市化程度又偏低，因为他们只是在近期才开始城市化的，这还表明他们仍处在继续适应的过程之中。再者，墨西哥人真正住在大都会地区的人数仍赶不上黑人或白人。
墨西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反映出他们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别。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洛杉矶的调查表明，收入高的美籍墨西哥人家庭的户主有近半数出生在当地，而大部分收入低的家庭，其户主则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以外的地方，其中包括31%的人出生在墨西哥。高收入家庭的户主出生在墨西哥的不到10%。另一个是由居住地区不同所造成的重要差别。1959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墨西哥人的工资收入，高出得克萨斯州墨西哥人的两倍还要多。社会阶层不同也使他们的人际关系各异。在洛杉矶，高收入的墨西哥人有一半生活在以美国白人为主的社区。地位较高的墨西哥新娘，有半数嫁给了异族郎君，尽管总的来看，约有3/4的美籍墨西哥人婚姻发生在同族内。
各代人之间的差别很大。第一代美籍墨西哥人的平均年龄为43岁，第二代为24岁，而第三代则13岁。对于究竟应当如何称呼自己的种族，墨西哥人内部也存在分歧。有人主张叫“墨西哥人”，有人主张叫“拉丁人”，有人主张叫“西班牙人”，还有人主张叫“奇卡诺人”或其他一类名称，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时一部分人喜欢的名字，其他人则可能感到不顺耳，像“西班牙人”或“拉丁人”这样的称呼，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因为这一称呼是长期用来区分上流社会与墨西哥普通百姓的标志。另有人则讨厌叫“奇卡诺人”，认为这是在赞颂粗俗的举止。由于对最终选择称呼一事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美籍墨西哥人的各政治团体拒绝实现大联合，这足以反映他们在名称这个问题上敏感到了何等程度。
早期墨西哥移民所从事的户外体力劳动——比如在农场或铁路上工作——现已大多转为城市职业。到1960年，只有16%的墨西哥男子在西南部地区从事农业劳动，这个比例与从事手工业的人数相当，但低于“操作工人”所占23%的比例。只有5%是机关工作人员，专业人员为4%，皆低于黑人或白人的比例。墨西哥人的失业率几乎是全美平均数的两倍。在西南部，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是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的65%。
上述这些数据掩盖了许多重要的内部差别。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墨西哥人的收入占非西班牙裔白人收入的59%，在加州的圣迭戈为84%。底特律市区的墨西哥人的收入，是得克萨斯州拉雷多或布朗斯维尔两市墨西哥人收入的两倍多。这些差别有时实际上只反映各地区经济本身的差别，与墨西哥人并无多大的联系。例如洛杉矶和圣安东尼奥是两个拥有墨西哥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两个城市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史，为其广大居民提供的就业状况和收入结构是不一样的。定居在离开西南部很遥远地方的城市里的美籍墨西哥人，往往是从流动劳力大军中远走高飞的人——这批人可谓非等闲之辈，他们收入高是因地制宜的眼光，而不是由地区本身造成的。
过去几年来，美籍墨西哥人的收入，不仅从绝对数字来看，而且相对于美国总体收入水平，都已有所提高。1949年西南部地区的美籍墨西哥人的个人收入，只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的57%，到1959年已上升到62%。在1969年，西南部地区25～64岁的墨西哥男子的工资，是同龄组非西班牙裔白人工资的66%。到1971年，他们挣得的工资已达到美国平均数的73%。
要在工资收入方面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很困难的，因为美籍墨西哥人比其他美国人平均年轻10岁，而且除其他差别之外，仅就他们所受的教育来看，在质量和数量上水准都很低。1971年，25岁和25岁以上的墨西哥男子的收入，比美国受过8年以下教育的人的平均工资要高，而相当于那些中学肄业或毕业人士收入的90%。这一档未上过大学的人，包括大部分（90%以上）美籍墨西哥人，他们的收入接近具有同等学力的其他美国人，但是仍可观的族际收入差距反映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1950年，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人平均只读过5年书，而同一地区非西班牙裔白人则读过11年书（黑人为8年）。到1960年，美籍墨西哥人受教育平均为7年，非西班牙裔白人为12年，黑人则为9年。尽管美籍墨西哥人的教育程度要比黑人或白人提高得快，但在这三者中他们的教育程度还是最低的。
在校学生的成绩是参差不齐的，美籍墨西哥学生当然处于劣势。无论是在单独为墨西哥儿童开办的学校里还是在混合学校里，也不管其父母是体力劳动者还是白领工人或技术人员，美籍墨西哥少年在智商测验和其他标准化测试中所得的成绩都偏低。对墨西哥裔学生实行双重打分标准部分地掩盖了这些差别。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学生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让“整个教育体系翻船”。但是，中小学阶段长期成绩不佳，到头来势必影响到那些升入高校的墨西哥青年能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以及进入什么样的科系。大多数进入高校的墨西哥青年只能进入次一等的大学。比如在得克萨斯州，考进一流的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本部的墨西哥学生，尚不到进入次一等的得州州立大学埃尔帕索分校学生的1/3，尽管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本部在校学生的总数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上过大学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收入只占具有同等学力的其他美国人收入平均数的77%。而只具备大学以下学力的墨西哥人却能在职业上与其他同等学力的人拼个高低，因为在他们的岗位上，干得好坏时常与所受教育并无多大关系。如果墨西哥人与黑人或白人受到同样质量的教育，那么墨西哥人的收入要比黑人或白人来得高。这也就是说，墨西哥人能充分利用其所受教育来谋取经济上的收益，但问题是他们受的教育太少，迈不开步子。
其他方面的因素也使收入对比复杂化。例如在美籍墨西哥人中，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低于白人或黑人，这就影响了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多寡。还有，墨西哥男子的失业率是黑人男子的2倍，是白人男子的3倍。
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它的收入多少，还取决于家中有多少成员需要扶养。美籍墨西哥人的平均收入或按家庭收入初看起来并不低，但若平均到人头，就少得可怜了。比如，墨西哥人1959年的人均收入是西南部非西班牙裔白人的47%，比黑人的平均收入还低。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收入比黑人高的墨西哥人反而住房更加拥挤，送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更少。墨西哥人要养活的人口太多了。墨西哥人家庭平均子女众多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墨西哥妇女参加工作的要比黑人或白人妇女少。美籍墨西哥人的老弱妇孺所占的比例高于黑人或白人。这种情况是由于孩子多造成的，因为年长的美籍墨西哥人所占的比例低于黑人或白人。
经济上的进步对各代不同的墨西哥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第一代墨西哥裔男子（原出生在墨西哥），其收入明显地要比第二代、第三代人的收入低。但第二代人的平均收入又要比第三代高出14%。这似乎意味着到了第二代以后进步就停止了，并开始倒退。这种理解当然不对。这三代人在年龄分布上很不相同。第一代平均年龄最大，第二代次之，第三代人最年轻。如果把年龄因素考虑在内，第一代移民的处境乍看起来更为不利。比如，第三代人的收入平均值比第一代高出11%，但是在25～64岁这个挣钱最多的年龄段内，年龄相同的第三代人挣得的收入又比年龄相同的第一代人高出20%。第二代人比第三代人的收入要高，这种看起来不合情理的状况是由于年龄上的差别造成的。因为第二代人一半以上已超过35岁，而第三代人却大部分仍不到35岁。假如在同一年龄段相比，实际上第二代人与第三代人的收入是大致相仿的。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人口普查统计专题报告，PC（2）–1b，第 42、43 页。
这并不意味着进步已经停止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墨西哥人的收入，无论是从自身所获得的绝对值还是相对于其他美国人来说，都有所提高。第一代墨西哥人也在进步。那些在美国居住期长达15年或15年以上的移民，最后收入都赶上了在当地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10年后，墨西哥赴美移民的收入只比那些出生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低5%。20年后，他们的收入就超出后者达3%。墨西哥赴美移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在收入方面赶上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人，这给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文资本”——专业技能和长期经验——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中的重要性提供了印证。这种资本包括建立联系，学会如何利用现有机构，知道如何寻找较好的工作，以及怎样谋求升迁等。其中奥妙一言难尽，足以使人们对所谓墨西哥人与一般美国人在收入上的差距基本上或完全是由于雇主的歧视所造成的武断说法产生怀疑。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念过中学的美籍墨西哥男子的收入就相当于甚或高于同等学力的其他美国人。
还有一个因素的影响是很难测定的，那便是在美国有大量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许多雇主乐意雇用他们，因为他们不会给老板找麻烦，而且愿意接受低额的工资或较差的工作条件，因为他们出于害怕暴露自己的非法身份或怕老板报复而不敢诉诸法律来保护自己。例如在“临时劳工计划”实行期间，合法移民在工资和待遇上都得到政府的保护，而“湿背”们则没有这个福气。许多雇主喜欢“湿背”而不用临时劳工。1966年关于最低工资额的法令的实施对象延伸到农业工人，在美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以及合法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人，使雇主用在他们身上的开销，与在非法侨民身上的开销进一步拉大了距离。
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注重家庭。像意大利移民一样，“对家人热情，对外人敌视”是墨西哥人的特征。在社交活动和交往中，亲近的朋友抱成一团。墨西哥人传统上是男子汉当家，男子刻意保护女子的贞洁，不让妇女外出就业。差不多半数墨西哥已婚妇女在十几岁时就出嫁了。这使得上过大学的女子比男子少（尽管在中学里，男女比例是大体相当的），也使墨西哥人的家庭人口格外多，无论在墨西哥还是在美国，都是如此。
比起其他低收入种族，家庭破裂现象在美籍墨西哥人当中实属罕见。墨西哥妇女的离婚率比白人妇女要低，且不到黑人和波多黎各妇女的一半。在墨西哥人家庭里，妇女当户主的只有12%，相比之下在黑人与波多黎各人家庭中，这个比例则分别为31%和34%。
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规模一般比美国黑人、白人、波多黎各人或其他种族的来得大。在1960年，有2/3的墨西哥人婴儿是由有5个或5个以上子女的母亲生育的。收入低下而且未受过中学教育的妇女，平均有6个以上的孩子，而上过中学的中产阶级妇女则平均只有两个孩子，这表明墨西哥妇女的生育率情况因人而异。总之，家庭规模的大小反映出他们对美国文化准则认同的程度。纵观历史，这一点也可以得到证明，因为过去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虽然比现在大，却并不比当时其他种族的家庭大。但是1924年实行严格限制移民的法令以来，其他种族变得更加美国化，其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墨西哥人，原因是大量墨西哥移民仍在不断地涌入美国，从而强化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意识。
地理因素也能说明这一点。凡遇有大量的墨西哥人“集居”一地并足以维持本族文化的地方，其生育率通常就要高出居住较为分散或只属居住区人口当中一小部分的那些地方的同胞。像在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和拉雷多这样一些都市地区，大批墨西哥人多少世代以来就在这里居住，并保持着自己单独的亚文化意识，所以他们的生育率就要比在洛杉矶或长滩的墨西哥人来得高，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墨西哥人来美较晚，“集居”程度也偏低。虽然洛杉矶是美籍墨西哥人口最为众多的一个城市，但美籍墨西哥人占该市总人口的比例，却远远低于他们在拉雷多、布朗斯维尔或其他许多得克萨斯州城市的比例。即使在洛杉矶，东郊墨西哥人的生育率也是全市墨西哥人当中最高的。在布朗斯维尔市，35～45岁的墨西哥妇女平均生育孩子5个以上，而在长滩，同年龄段的墨西哥妇女所生育的孩子却平均不到3个。在长滩，墨西哥妇女大约有50%念完了中学，在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则只有1/6，而在拉伯克更不到10%。拉伯克市35～45岁左右的墨西哥妇女平均有5.5个孩子。
西班牙语几乎是一半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用语。全美大约有47%的美籍墨西哥人是在说西班牙语的家庭里长大的。此种坚持在美使用一种外国语言的比例，高出欧裔其他种族，但却低于波多黎各人（72%）和古巴人（87%）。墨西哥人使用哪种语言也和其他方面的文化认同现象一样，地方与地方、阶级与阶级之间都不尽相同。在洛杉矶那些墨西哥居民稀少的街区，一半以上收入较高的墨西哥人对其子女基本讲英语或只讲英语，而另外40%则对他们的孩子讲两种语言。但在洛杉矶近郊那些低收入的墨西哥人当中，有一半人只使用或主要使用西班牙语，另有24%的人讲两种语言。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几乎有3/4收入低的墨西哥人认为自己能同时运用两种语言。
说哪种语言对接受教育和经济收入都会带来严重影响。母语是英语的西班牙裔人与母语是西班牙语的人相比，前者念完中学和进入大学的比例分别比后者高出50%和70%。在洛杉矶，几乎一半低收入的墨西哥人声称讲英语有困难。这个比例在圣安东尼奥还要高。而在这两个城市里，高收入的墨西哥人讲英语有困难者的比例就要低得多。
选择何种语言，讲得流利与否，本来只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因为语言只是人们交往的工具罢了，但在美国这个讲英语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已变成一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在学校里教授英语并让西班牙裔青年人更多地使用英语的做法，被一些人（包括非西班牙裔的知识分子）认为是在把西班牙语贬为“劣等”语言。更有甚者，由于无法在语言上与护理人员、消防队员及警察沟通而酿成不少悲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反而要求从事这类职业的人都要学会说西班牙语，岂非咄咄怪事？
为了让学生们掌握英文，西南部地区的公立学校曾一度反对、禁止甚至惩罚那些使用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学生。近年来，出于政治上的压力和联邦法院的威逼，学校里开始实施“双语”教学计划，但实际上常常只用西班牙语授课。这对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适应或经济发展会产生何种影响，人们将拭目以待。
美籍墨西哥人所讲的西班牙语并不是正宗的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只不过是一种墨西哥穷人的方言，掺杂着一些美国词汇而已，与当初的意大利移民如出一辙。为了保持纯正的西班牙语，美国的西班牙语电视台通常向拉美国家请主持人，虽然美籍墨西哥人也会在节目中充当客串角色。美国的西班牙电视台和电台主要受到穷困且文化适应能力差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欢迎。英文报刊普遍受到墨西哥人的欢迎，不管他们挣多少钱或住在什么街区，而西班牙文报刊他们却不怎么爱看。
美籍墨西哥人目标和价值取向从来都不以教育为中心。以1960年为例，西南部只有13%的西班牙人后裔上完中学，相比之下，同一地区的黑人有17%，非西班牙裔白人有28%，美籍日本人有39%都读完了中学。当然，受教育的情况随着时代在发生变化。在1950年，西南部的西班牙人后裔只有8%的人念完中学，仅仅10年之后，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13%，1970年又达到29%。墨西哥人所受教育的程度随着他们对美国文化规范的接受和程度不同而大相径庭。在美国西南部地区的第三代美籍墨西哥人中，读完中学的占38%，而第一代（在墨西哥出生的）城市居民中，读完中学的只占4%。不少人试图通过问卷方式而不是通过实际调查美籍墨西哥人的行为来确定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但是，回答问卷不费吹灰之力，因此难以反映出答卷人求学的决心，尤其是因为教育是长期的过程，许多人忍受不了寒窗之苦。
对美籍墨西哥人来说，也和其他少数种族一样，文化认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西南部地区的美国人从墨西哥人那里同样学到了许多有特色的东西，其中不仅包括墨西哥的农牧场设备和技术等一类实用的东西，还包括墨西哥食物及西班牙名称。至今西南部仍保留着许多西班牙征服时代的地名，但是许多西班牙文地名和街道名称却是不久前才出现的，是由非西班牙裔人给他们自己的社区起的名字。比如帝王海滨就是一个比较新的社区，该地只有很少一部分西班牙裔居民。类似这些用西班牙语命名而西班牙裔居民特少的街道还有许多（太平洋岸边帕利塞德市的柯凡尼达·德科尔特斯大街仅是一个例子而已）。
对美籍墨西哥人进行社会病理学研究，能反映他们不同的年龄构成。美籍墨西哥人死于因年老体衰而得的恶性疾病（如癌症、慢性心脏病及心血管损伤）的比例要低于全美的平均数，但死于风湿性心脏病、肺病和车祸的比例却相当高。车祸是墨西哥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占16～25岁年龄段死亡总数的43%。墨西哥人的婴儿死亡率也很高。在美籍墨西哥人中，尤其在城市的青年人中，犯罪和暴力夺去了许多墨西哥人的生命。仅在洛杉矶县一地，估计就有13000名美籍墨西哥青年属于各种犯罪团伙。该县1977年就发生了69起人命案。
美籍墨西哥人长年来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很不起眼”的。由于生活和工作在孤立的农业社区或自成一体的都市角落里，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很少获得公民身份，而那些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又很少参加投票，因此政界人士对他们不屑一顾。到美国来的墨西哥移民承袭了他们在墨西哥的方式，尽量不与政府打交道。加上许多人又是非法移民，因此他们更对政府敬而远之了。
“二战”后，这种长期的积习开始有所改变。那些在军队中服役的墨西哥人开阔了眼界，战后复员回家也就有了更高的理想和更强的自信心。整个社会也开始对少数种族的问题和权利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从而为墨西哥人提高和表达其政治意识提供了客观条件。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及其他种族的民权运动和反抗组织，为墨西哥人进行同样的斗争提供了模式和动力。
20世纪60年代由塞萨尔·查瓦兹领导的农业工人的劳动工会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也许是最有名的，不管查瓦兹领导的工会斗争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工会成员工资提高后，数以千计的工人被机械化淘汰下来），但是他却成了全国性的知名人士，在政治领域举足轻重。
美籍墨西哥人获得选任官职，可谓时间晚，数量少。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批墨西哥人开始在全美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约瑟夫·蒙托亚在新墨西哥州人从政多年后，于1958年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1964年当选为美国参议院议员。1961年亨利·B·冈萨雷斯在得克萨斯州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R·罗伊鲍尔被选入国会。得克萨斯州的埃里奥·德拉戈萨、新墨西哥州的曼努埃尔·卢罕相继于1964年和1968年当选国会议员。1974年墨西哥裔的劳尔·赫克托·罗佩斯和杰里·阿帕达卡分别当选为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州长。在州一级的政权机构里，1967年西南部各州墨西哥裔当选州立议员的已有600人出头。此外，许多美籍墨西哥人的“代言人”在全美或地方政坛上崛起，领导着规模不等、存在时间长短不一的各式各样的组织。其中一些是仿照黑人的反抗运动模式建立起来的，比如“褐色贝雷帽”就是参考“黑豹党”而取名的。但是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类组织。虽然新闻界以“芝加哥人”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尽管个别人士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成就，但是作为一个种族，美籍墨西哥人仍算不上是强大的政治参与者。在墨西哥人当中，申请合法公民身份、登记参选和参加投票的比例都是很低的。此外，对于一个具有高度个人意识的文化背景的民族来说，获得政治上的团结并非易事。例如在洛杉矶，谁要想把大批的墨西哥人拉去参加选举，那是十分困难的。洛杉矶的美籍墨西哥人口超过墨西哥本国任何城市的人口，但是在近20年内，却还没有一个墨西哥人被选入市议会。在加利福尼亚州，虽然那里的黑人只有美籍墨西哥人的一半，但该州立法机构中的墨西哥人却少于黑人。美籍墨西哥人参加投票时，主要投民主党的票，例如在1960年，约翰·肯尼迪赢得墨西哥人选票的85%，林登·约翰逊1964年赢得90%，赫伯特·汉佛莱1968年赢得87%。由于他们的投票千篇一律，所以两党都不在他们身上下工夫，因为赢者不费吹灰之力，败者怎么搞也是劳而无功。
美籍墨西哥人成分复杂，各处在不同的文化适应和经济发展阶段，但就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的总体情况而论，成就仍是相当明显的。与其他来美国更早、教育和技术水平更高的种族相比，墨西哥人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尚未赶上来。但是与那些过去从事农业且缺乏教育传统的少数民族相比，墨西哥人又略胜一筹。1979年，墨西哥人的家庭收入比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分别高出18%和54%，相当于美国平均水平的73%。
在体育界和娱乐圈，不少有名的美籍墨西哥人已崭露头角。这是少数民族得以崛起的两个传统领域。网球冠军潘乔·冈萨雷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享誉全美。乔·凯普和吉姆·普朗科特已成为全美美式橄榄球联盟的四分卫队员。李·特维诺和南茜·洛佩兹是一流的高尔夫球手。美籍墨西哥歌星有薇琪·卡尔、琼·贝兹和特里尼·洛佩兹。墨西哥裔影星从无声电影时代的拉蒙·诺瓦罗和吉尔伯特·罗兰算起，一直到现在的里卡多·蒙特尔班和安东尼·奎恩，名单有好长。
在学术、科学或专业领域内，他们的成绩就逊色多了，因为高等学府的美籍墨西哥人实在少得可怜。直到1973年，只有三四个美籍墨西哥人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8人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24人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何况即使在这为数不多的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当中，目前他们主要也是把精力放到社会和政治活动上去了，而不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从事学术研究。如果从医生到小学教师都可以称为专业人员的话，那么1970年美国西南部地区总共有90000多个带有西班牙姓氏的人在这支大军之中，相当于从事同类职业的美籍华人和美籍日本裔人数的总和。但是华人和日本人在美国的人口还不到美国西南部墨西哥籍人口的1/4，从事专业工作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比例也比黑人低。
现在，就业的美籍墨西哥人约有一半是在美国出生的，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是在美国出生的。另外一半有的是从墨西哥移民来的，或者其双亲原来是墨西哥人。这就是说，其成就经常被我们拿来与“全美平均水准”相比的墨西哥人，在美国仅有一代半人的时间罢了。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墨西哥农村文化发展到当代美国的城市化，在人类历史上可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已经在这条征途上跋涉了很长的一段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