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速度一直取决于衡量进步的时间起点。美国本土上的多数波多黎各成年人在这里仍然是第一代。从历史的角度来衡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像波多黎各人取得这么快的进步的种族，在美国实在没有几个。
波多黎各人既是新的美国人，又是老的美国人。19世纪末期以来，波多黎各就是美国的一部分，波多黎各人生来就是美国人，然而许多迁居到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各人却发现，美国社会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多数被划归为白人，但在居住方面却与黑人一样是被隔离的，并且收入和职业也与黑人十分相似。波多黎各人也重复那些首先迁到纽约和其他东部城市的种族的老一套模式。然而他们又是新的迁徙模式的开创者。他们是首次乘飞机而来的迁徙者，他们又是肤色混杂的迁徙者，是在一整套福利国家设施全部建立起来之后到达的首批迁徙者。
由于美西战争，波多黎各首次在1898年成了美国的一部分。自1917年起，波多黎各人一生下来就是法定的美国公民，但是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却依然反映出西班牙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在该地统治400年的印迹。虽然波多黎各岛属于美国的一部分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人民却一直繁衍生息在与美国分离的状况中，距本土的佛罗里达州有1000英里之遥，距大多数波多黎各人前来定居的纽约甚至更远。尽管已有好几代都算美国人，但波多黎各人在文化移入方面仍赶不上别的一些从更远的地方迁居美国的种族（例如日本人），并且在某些方面与其他美国人的种族差别更为悬殊。
如何衡量波多黎各人的进步速度，取决于进步从何时算起——可以从哥伦布发现该岛时算起，也可以从被美国兼并时算起，还可以从航空时代使他们能够大批迁徙到美国本土的时候算起。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被考虑的是哪一部分波多黎各人——是那些仍然留居在岛上的波多黎各人呢，还是那些（如此处讨论的）作为美国种族巨型百衲衣一部分而生活在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
波多黎各是巴哈马以南几百英里处的一个热带岛屿，处于加勒比海一片巨大岛屿即所谓大安的列斯群岛的最东端。靠近其西边的是伊斯帕尼奥拉诸岛（包括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再往西就是古巴和牙买加。波多黎各东西约100英里，南北约35里。该岛距美国本土反倒较远，而更加靠近南美洲。它位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以北550英里，迈阿密以南1050英里。
波多黎各岛具有繁茂的热带植被，低矮的山峦，温和的气候，但可通航的河流很少，并周期性地受到毁坏性飓风的袭击。飓风一词就源出波多黎各。哥伦布第二次美洲航行发现波多黎各时，岛上住着40000名秉性平和的印第安人。
虽然哥伦布在1493年就宣布该岛为西班牙占有，但直到1508年当西班牙人在庞斯·德·利昂的率领下返回波多黎各后，才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岛上原有的土著印第安人由此沦为奴隶，被驱赶到农场和金矿去做工。许多人死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或死于从西班牙人那里传染来的疾病，因为对于这些疾病，印第安人体内尚未形成免疫力。1511年爆发的一次印第安人造反被镇压下去，有6000名印第安人遭到屠杀。另有许多印第安人逃避到山区或逃亡到邻近的岛屿。其后非洲黑奴就被运来代替他们。非洲黑奴又带来了流行性天花，导致尚存在的印第安人又有1/3的人送命，从而使土著居民减少到4000人，即相当于原有人口的1/10。
波多黎各人是混血种族，具有西班牙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血统。来到波多黎各的西班牙妇女极少，所以在好几个世纪之前，这里的种族混交和异族通婚的现象就很普遍。但是，波多黎各是加勒比海白人人口大大超过黑人和印第安人人口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岛屿之一。这里的奴隶人数从未超过全岛总人口的10%。在1880年，波多黎各岛上有150000人，其中半数是西班牙人，30%是混血，其余是黑人；黑人半数是奴隶，半数是自由人。上层的波多黎各人世世代代一向以身为白人并保持白人血统而感到自豪。然而在波多黎各，种族意识从未达到美国那种程度，肤色也向来是社会等级的若干指标之一罢了。
波多黎各是作为一个黄金产地而最早使西班牙人垂涎三尺的，但在金矿很快被淘尽之后，该岛就成为甘蔗产地，并且是西班牙人警戒他们在这一地区其他领地的前哨堡垒。作为西班牙的一个殖民地，波多黎各由西班牙任命的政府实行绝对专制统治，并只准许与西班牙进行贸易往来。
波多黎各渴望更大自由和自治的情绪在1810年开始表现出来，其时波多黎各在西班牙的第一位代表对西班牙阻止该岛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政策进行了辩驳。在1815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敕令波多黎各开放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1868年发生的武装起义和1887年举行的和平示威皆流产，但都成为波多黎各进一步寻求自治道路上的里程碑。1897年，波多黎各终于被西班牙赋予地方自治的权力。不过，从这时算起到美西战争后该岛变为美国殖民地，中间仅有一年的时间。
美国对波多黎各的行政管辖，首先采取了军政府的形式。在其对该岛的两年治理中，军政府建立起学校、公路、铁路、医院和卫生设施。在1900年，美国国会在该岛确立了文官控制。总督、内阁和波多黎各立法机构两院当中的一院由美国总统任命。波多黎各人选举立法机构的另一院以及一位驻首都专员，该专员将在华盛顿代表该岛利益，在国会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波多黎各人还免于在美国纳税。
第一位波多黎各驻首都华盛顿的专员路易斯·穆尼奥斯·里维拉，为获取该岛更多的自治权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国会乃于1917年通过一项法案，核准波多黎各人为美国公民，并让他们对当地立法机构的两院享有选举权——这是波多黎各自从变为西方世界一部分以来享有的最高程度的自治。
1900～1925年，波多黎各的蔗糖产量随着人口的增长而飞速提高。在西班牙统治下的最后10年里，该岛共产57000吨糖。而在美国治下的第一个10年里，糖产量几乎提高了4倍，在嗣后30年间，又进一步增加了4倍多。波多黎各1900年的人口为100万，到1925年就增加到200万，从而使这个一度人烟稀少的岛屿变成了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波多黎各争取最大的自治权的政治斗争，在该岛第一任驻首都专员之子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着。在1947年，波多黎各人获得选举自己总督的权利。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旋于1948年成为该岛第一位选任总督。1952年，波多黎各人获得了制定自己宪法的权利。
伴随着争取走向地方自治的政治努力，出现了争取成为美国一个州及至直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尝试。并非所有争取这两个目标的人——特别是那些想独立建国的人——都采取和平手段。1952年波多黎各的民族主义者试图刺杀杜鲁门总统，另外一些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分子在国会众议院走廊开枪，射伤了好几位众议员。但是1967年在波多黎各举行公民投票时，支持独立建国的人尚不到1%。多数波多黎各人（60%）投票赞成继续以联邦地位（包括免税）留在美国，赞成变为美国一个州的人占39%。
在政治上实现自治之前，波多黎各的经济发展已起步，在新总督制订的计划之下，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在1940～1966年增加6倍。同期岛上的汽车数量增加10倍以上。1898年美国接管时，波多黎各人的平均寿命是32岁，到1972年，他们的平均寿命几乎翻了一番，达到70岁出头。
波多黎各获得上述发展之后，岛上的生活水准与美国本土的生活水准仍差一大截。其失业率比起本土来长期居高不下，这部分是由于核定最低工资额机构把持在美国本土经济利益集团（工会和业主）的手里，这些利益集团有权将波多黎各劳动力的价格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以降低岛上的人与他们进行竞争的能力。
波多黎各人向美国本土迁徙，开始很慢。在1910年，居住在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尚不足2000人。及至20世纪30年代，乘船来美国的路费开销，在数额上超出普通波多黎各人全年的收入。但到1930年，居住在本土的波多黎各人还是达到了53000人，是此前10年的7倍多。他们大多寓居纽约市，此种模式在这之后持续了好几十年。
波多黎各人向本土大批迁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这时飞机票价已经下降，劳动人民都可以付得起。仅在1945年就涌进13000人，1946年人数又增加了3倍以上。无疑，这当中有一部分人早就急着要搬到本土，只是因为“二战”时潜艇的战事阻碍了客轮通航而只好望洋兴叹。在这之后的几年当中，移居本土的波多黎各人的数量在25000～35000人之间浮动。1951年的迁徙者增至50000人，1963年达到69000人的顶峰。然而，这些官方的统计数字并没有充分反映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因为它只是前来本土的人数减去返回岛上的人数的净数。举例来说，1955年抵达本土的波多黎各人数是343720，离开本土的人数297706，这样，往返数字都大大超过其相抵后净得的45464人。在某些年份，如1961年和1963年，返回的人超过前来的人。尽管这时没有净数可言，但每年在美国本土和波多黎各之间来回流动的人数还是超过了150万。到1967年，此种双向流动的总人数高达350多万，尽管相抵后本土只有26000人。
到1970年，在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各人为150万，约相当于居住在波多黎各本岛人口的一半。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多于圣胡安的波多黎各人。
自1930年以来，美国本土的多数波多黎各人都居住在纽约市。1930年本土有53000名波多黎各人，其中住在纽约市的超过45000人。1955年本土有675000名波多黎各人，其中住在纽约的超过500000人。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在别的地方也形成了波多黎各人的社区，但1970年从岛上过来的迁徙者仍有2/3选择纽约市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纽约在1970年有100万波多黎各人，仅次于纽约的是芝加哥，仅有12万波多黎各人，再往下就只有费城和纽瓦克两市，有4万人或4万多人。哈莱姆东端——“西班牙哈莱姆”——是第一个波多黎各人社区，但到1970年，在布鲁克林区或布朗克斯区的波多黎各人，在数量上都超过了曼哈顿区波多黎各人的2倍。
波多黎各人集居在纽约市一地，无法用地理上的邻近来加以解释，因为美国有许多地方比该市离波多黎各更近。况且，迁徙者大多是搭乘飞机来的，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本土的许多别的地方落脚。但是，波多黎各人迁徙本土的基本模式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那时还是船运时代，而纽约当时是（现在依然是）第一大港市。大批的战后迁徙者于是就直接投奔到已经建立起波多黎各人社区的地方来了。
正如其他种族的试探性移民阶段一样，初期的波多黎各迁徙者也是男性人数在比例上大大超过女性。后来，两性比例逐渐平衡，这是永久性社区已经出现的通常标志。
迁徙的时间选择——迁徙的涨落——大体上取决于美国经济的起伏，也还要看波多黎各有无进步。大萧条曾使迁徙者数量减少。“二战”后的繁荣又加快了迁徙步伐。由于波多黎各的工业化在20世纪60年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当中有几年回流到岛上的人数反而超过了前来本土的人数。
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各人口的增长，已经不单纯是从岛上迁入的问题。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波多黎各人有1/4是在当地出生的。到1969年，在本土出生的占本土波多黎各人的40%。不过，由于第二代大体上还都是小孩子，所以1960年纽约90%以上的就业的成年波多黎各人，都是在波多黎各岛上出生的。
当20世纪30年代波多黎各岛上的人开始向本土大批迁徙时，该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更加类似于拉丁美洲而非美国。多数人从事处在原始状况下的农业。他们通常打赤脚，随处可见营养不良的人。处理垃圾和污物的办法十分落后，到处滋生着寄生虫和病菌，危害民众。美国在1898年接管该岛时，文盲率为83%，其后虽有所下降，但至1940年时仍高达31%。
从文化方面来看，波多黎各人没学会几句英文，对于西班牙的传统，除了语言和社会习俗外，也只是保留了皮毛。天主教是岛上盛行的宗教，但作用不像在爱尔兰或其他某些欧洲国家那样强大有力。波多黎各人的祖父一辈大多来自西班牙，而非来自岛上的教民。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他黑人相比，波多黎各岛黑人民众的子女都受到钟爱和保护，但家庭破裂的比例也很高，孩子的父亲会不停地换人。
像在意大利和其他拉丁文化中一样，女孩子的贞操受到特别精心的保护，办法是不让她们与社会上的男性接触。姑娘们常通过早婚来逃脱闺房的孤寂。1940年年末，波多黎各已婚妇女中有6%的人是在14岁或14岁以前就出嫁的，半数以上的人是在18岁时结婚的。
随早婚而来的是高生育率。1946年，在迁徙到本土的波多黎各人中，1/3的人来自10口或10口以上之家。当时过半数的美国人家中有5口人或不到5口人，而2/3左右的波多黎各人家中却有6口人或6口人以上。在波多黎各人“聚居”的大都市地区，普通美国人在生育模式及其他方面与波多黎各人的区别更大。
早婚现象和高生育率此后一直是波多黎各人经济和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1960年，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出生率比黑人高出1/3，是白人的2倍。
男子汉气概是波多黎各青年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西班牙文化里，这个词包含着一系列勇猛侠义行为，从斗牛到猎艳，从极端的个人自尊感到一味地横行不法，目无尊长，这些都被认为是男子汉气概。此种观念将男子汉大丈夫与短期的勇猛气质等同起来，而不像在犹太或日本文化里那样注重知识、技能和纪律的长期积累和培养。在城市社区的狭小天地里，这种男子汉气概除用来在学校里捣乱和在马路上动武外，很少有发泄的渠道。这也不仅仅是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社会产生冲突的问题。即便在多种族混居的夏威夷，波多黎各青少年犯罪率之高在该地的各种族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依靠救济为生者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和具有农民背景的其他种族一样，波多黎各人缺乏求知传统。再加上他们看问题目光短浅，对未来听天由命，并且只顾表现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种缺乏求知的传统成为波多黎各人求学的一个严重并持续存在的障碍。如在1960年，只有13%的波多黎各青少年读完中学——这个比例不到黑人青少年的1/2，不到白人青少年的1/3。而且，波多黎各人的中学毕业生往往大多是从中等职业学校而不是普通中学获得毕业文凭的。在大学里，情况就更加不妙了。在1960年，只有1%的波多黎各青年大学毕业，这个比例不到黑人青年的1/4，约相当于白人青年的1/10。
语言上的差异给波多黎各人在美国学校接受教育增添了不少麻烦。在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有70%是在讲西班牙语的家庭中长大的。现在已经搞起了“双语”项目，但其效果却令人怀疑。这些项目给讲西班牙语的教员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进入这些项目学习的讲西班牙语的儿童，成绩并不比那些就读于完全用英文授课的正规班级的儿童要好，而且许多青少年在学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英文之后，仍旧得接受这些特殊的项目。
解决波多黎各人教育问题的政治措施，除开办“双语”项目外，还包括在纽约市取消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两者文凭的差别，并将该市各市立学院原来采用的择优录取的办法改为报名即可入学的“公开录取”的办法，还取消了波多黎各人和其他少数种族儿童向来得分很低的智商测试。还有一些人试图让波多黎各人及其他少数种族儿童与所谓“盎格鲁”儿童（虽然此处的盎格鲁儿童也包括凯尔特人、闪米特人、斯拉夫人和其他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儿童）实行“混校制”。但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中，波多黎各人和黑人在校儿童加在一起，已经构成多数，且在曼哈顿区及布朗史斯区超过全体在校生的70%，所以他们与非西班牙裔白人儿童无混校可谈。
语言问题并不是波多黎各人所独有的。其他种族，如意大利人、生活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法裔加拿大人和西海岸的墨西哥人，长期以来都有大量的成员进进出出，来回迁徙，他们也都有在美国保持一种外国评议和异国文化的特点。
波多黎各人内部的肤色差别，并不像美国那样被人看得很重。但在肤色极为混杂，从纯粹白种人到纯粹黑人，各种肤色都具备的波多黎各种族里，个人的肤色仍有至关重要的社会意义。在波多黎各本岛，中上阶层的肤色一般都较浅，或是白人，其在美国本土的情况也与此大致相同——不管这是由于历史优势造成的，还是由美国社会规范造成的。波多黎各人迁徙到美国本土，使该种族内部的肤色差别重要起来，也使波多黎各人与美国一般民众的肤色差别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社会和经济机会向肤色白的波多黎各人开放，这就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同化于美国普通社会提供了一种刺激力量，而对肤色较深的波多黎各人来说，避免使自己被混同于美国黑人的强烈愿望，也为他们抱住西班牙语言和文化不放提供了刺激力量。这样，肤色就为已经相当困难的处境又增添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波多黎各人中的白人比例，从75%到90%，各种估计的说法不一。1950年的人口统计，列入白人的波多黎各人占80%。不过拉丁种族的白人分类并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严格，所以按美国的标准，波多黎各人中的白人比例可能要低于这个数字。
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婚姻，有80%～90%是在自称是白色人种当中结成的。然而，在那些由主持他们婚姻仪式的美国牧师确定其肤色所属的波多黎各人当中，有2/5以上的夫妇按美国标准应视为“异族通婚”。不过，波多黎各人与外族人通婚一直是不常见的。85%左右的已婚波多黎各男子，娶的是波多黎各女子。与异族通婚的波多黎各男子，妻子大多不是拉美裔妇女，但在第二代波多黎各人的婚姻中，对方不是波多黎各人的占到1/4～1/3。
和处于类似阶段的其他种族一样，波多黎各人在犯罪、暴力和依赖救济方面，比率都偏高。在纽约市的波多黎各人居住区，杀人、抢劫、盗窃的发案率和失业及依赖救济的比例，都高得出奇。虽然波多黎各人只占纽约市总人口的15%，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也只占18%，但他们的家庭估计有40%是依靠“援助家有未成年子女计划”的救济为生的。波多黎各人来到美国本土的时候，社会福利机构已普遍建立起来，而且各种倡导福利权利的组织也促使公共慈善事业的受益范围扩展开来，并为之大力辩护。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纽约市福利受益幅度的增长速度超出制造业工资增长速度的两倍。约有1/3的波多黎各家庭的户主是妇女（略高出黑人的比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抵达纽约市的波多黎各迁徙者，通常随身带的是“硬纸箱子，里边放着他们的全部家当”。中产阶级并不弃家迁来美国本土。迁徙者一般都是些青年，他们缺乏技术，亦未受过多少教育或具有什么经验。1957～1961年迁来的那批人，有过半数是从未干过什么活的。约有2/3的人年龄在15～34岁之间，另有1/5的人是15岁以下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迁徙者来自波多黎各岛的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因为那些适应在都市生存的人，早就已经迁徙过来了。简言之，从波多黎各来的迁徙者不仅不适应美国经济而且不适应的程度日趋加深。与这一趋势相反的，是在美国本土出生并长大的波多黎各人的比例有大幅度的提高。从这两种反向的趋势中，人们可以预料，美国本土上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波多黎各人在职业上不仅有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正在日益扩大。1950年，出生在波多黎各岛而生活在美国的人，从事文秘、推销或其他类似的白领职业的比例不到10%，而第二代在美的波多黎各男子中却有20%以上的人（女的有近40%的人）在从事这类职业。从波多黎各岛迁徙来的人，从事专门专业工作的只占2%，但在第二代当中，达到这个水平的人却在5%以上。就妇女而言，在第一代人当中，有80%以上是“操作工”或蓝领工人，而在第二代波多黎各人当中，从事这类职业的妇女只占40%。在其后的10年当中，第一代妇女从事这类粗活的人数下降的比例却很明显——1960年只有25%左右的人还在从事这些工作。
从总体上看，波多黎各人继续在承担非熟练或半熟练职业。他们是纽约服装行业的主力军，在该市的旅馆和饭店（通常充当侍者、洗碗工或服务生助手）以及医院（通常充当勤杂工或类似的服务性工种）里，他们也揽下大量低贱的体力活。波多黎各人也在工厂和农场工作或充当文职人员——级别照例也很低。在1969年，波多黎各的男子中几乎有80%的人不是蓝领工人（占63%）就是服务业工人（占16%）。60%以上的妇女也处在同样的状态。从全美来看，波多黎各人的收入和黑人差不多。但是，在波多黎各人的主要居住地纽约市，黑人的收入却一直高于波多黎各人的收入。例如，纽约市黑人的家庭收入在1960年比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要高出16%。在1970年的人口普查中，黑人的家庭收入相比于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依然保持着这一优势。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失业率也一直比黑人高。
造成波多黎各人收入偏低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年纪轻。他们的平均年龄既低于黑人，也低于白人。在1969年，波多黎各人的平均年龄是18岁——比黑人年轻4岁，比美国整体人口的平均年龄小10岁。年龄对收入的影响很大，尤其对职业的影响很大，因为职业要求经验和受过教育，年龄还影响到失业率、犯罪率和生育率。譬如在1969年，一个由25～34岁这一档的波多黎各男子充当家长的家庭，其收入相当于同档美国其他家庭收入的96%。在1971年，由25岁以上的人充当家长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其收入比同年龄段黑人家庭收入要高出16%，尽管就在这同一年，黑人家庭在总体上的收入要比波多黎各人家庭高出5%。道理很简单：25岁以上的黑人在比例上高出波多黎各人。
1/5的波多黎各人家庭是无人挣钱的。有一个以上挣钱者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只占34%，相比之下，这样的黑人家庭占51%，而这样的日本人家庭更高达61%。虽然波多黎各男子加入劳工大军的比例仅略低于白人或黑人，加入劳工大军的波多黎各妇女的比例却大大低于白人或黑人妇女。参加劳动的波多黎各妇女，在比例上仅相当于黑人妇女的半数稍多。波多黎各妇女在25～44岁这段最能挣钱的黄金时期，出来就业的比例尚不到白人妇女的一半，也只相当于黑人妇女的1/3稍多而已。这可能是直接由文化因素造成的（丈夫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或家庭价值观念）或者可能是由于波多黎各人家庭里小孩子多，使母亲无法投入劳动市场，但从全美来看，在这一年龄段的波多黎各妇女生养子女的数量，并不比黑人妇女多。女子当家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在百分比上高出黑人家庭，波多黎各人领取社会福利的更是多得出奇。
波多黎各人收入偏低的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肤色或拉美背景而遭到的歧视所造成的，实难断定。其他拉美肤色混杂的种族，比如美籍墨西哥人，在收入方面一直高于波多黎各人。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家庭在1969年的收入所得比波多黎各人高出50%，部分原因是60%的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家庭有一个以上的人在挣钱。
凡是波多黎各人像其他种族规规矩矩地干活的，收入上的距离就缩小，尽管教育程度、语言和其他方面存在的差别使这种距离无法完全消灭。虽然在1971年波多黎各人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白人家庭收入的58%，但那些家长常年进行全日制工作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其收入已达到同样状态白人家庭收入的73%，比一般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要高出50%。如果把教育程度和家庭中挣钱人数这两个因素都考虑进来，就出现下列的复杂情形：
资料来源：《公用抽样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
总的来说，考虑到上述两个因素，波多黎各人与其他种族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何况他们并不像其他种族那样一年四季都在进行全日制工作，而且他们的人口比例当中小孩子占的比例也比较高。
因为波多黎各人都是美国公民，所以他们有资格参加美国的全国和地方选举，然而多数有资格登记参选的波多黎各人实际上并不去投票。在纽约市，真正参加投票的人占已登记的选民总数的比例，波多黎各人在各少数种族当中是最低的。参加1968年纽约总统选举的波多黎各人还不到4年前参选人数的一半。
甚至在波多黎各人构成当地人口相当可观比例的地方，如在纽约，他们也只占有资格投票成年人的一小部分。儿童在波多黎各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大。过半数的波多黎各人或是婴儿和孩子，或是十几岁的青少年。
一旦波多黎各人真的去投票，他们会一窝蜂地支持民主党。在1960年，约翰·肯尼迪获得波多黎各人75%以上的选票。在1964年，林登·约翰逊获得他们86%的选票。在1968年，林伯特·汉弗莱获得波多黎各人87%的选票，但因波多黎各人真正参加投票的实际人数已经减少，这就降低了他们对这次大选结果的影响。
波多黎各人几乎没有获得什么选任或委任的官职。直到1970年，尚未有哪个波多黎各人充当过纽约市议会的成员。不过，就在这一年，第一位波多黎各人获选进入国会。
在那些有着大批成员继续往返流动于美国和祖籍国之间的种族当中，不参与美国政治生活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美籍意大利人在其移美早期曾不断有人返回意大利，当时他们普遍不问政治；在与墨西哥一直保持联系的美籍墨西哥人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状况。
虽然波多黎各人总的来说并未对美国政治产生过多少影响，但为数不多的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分子却以其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偶尔引起过公众的注意。除前文提到的企图行刺杜鲁门总统，射伤若干国会议员的事件之外，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团体曾在不同场合宣称他们对纽约及其周围地区的好几次办公场所爆炸案承担责任。他们的目标是争取波多黎各成为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在1967年的公民表决中遭到99%波多黎各选民否决的目标。
尽管波多黎各人对美国政治进程没有什么影响力，但他们却受到政治决策和政治机构的重大影响。在美国本土，波多黎各人是在一套完整的福利机构建立起来之后才进入美国社会的少数几个种族之一。波多黎各人生活的许多方面都由政府的服务组织——不仅有市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还有波多黎各政府在纽约市建立的各种派出机构——予以照料。所以，波多黎各人没有必要像以前其他移民种族或黑人那样，携起手来并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波多黎各人没有相当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圣约子之会”或其他许多曾经为别的种族提供内聚力的那些组织。缺乏社区领导机构的现象，还存在于波多黎各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纽约的几家波多黎各人主要报纸，当初是由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多米尼加人创办起来的。在纽约的服装工人工会和天主教会里，波多黎各人的成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在这两个组织里，他们都很少有人当上领导。波多黎各人并不都是各扫门前雪的孤独个体，但其相互联系一般都限于家庭之内或私人朋友之间，缺乏由各种组织所促成的更加广泛的内聚力。
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多数是民权运动和抗议运动兴起之后抵达的（或是迁徙而来的或是在本土出生的）。从某些方面看，这些倡导民权的政治机构采取提供经济和道义援助、提供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等办法，缓解了波多黎各人在过渡时期的困难。从另外一些方面看，这些民权机构在使波多黎各人适应美国社会方面显得并不怎么重要，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改变现存的教育、就业标准或其他方面去了。美国的法院也通过取消选举条件中对语言的要求，规定在学校里开设西班牙班级，并在就业和升学的标准上基本支持不以能力而以人口统计为基础的所谓的“代表性”等办法，助长了这些趋势的发展。这些政治进展产生的纯经济效果，现在还弄不清楚，但是肯定没有什么证据足以证明这样的观点是成立的：比起别的一些在此种政治趋势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之前早就来到美国的极端贫困的种族（包括美国土生土长的黑人和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来，波多黎各人的进步是较快的。种族问题的日趋政治化，也使波多黎各人在纽约和其他地方与许多别的种族对立起来。这些种族往往具有历史更悠久、地位更巩固而且更富有经验的组织，这些组织能在政治上更有效地推动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甚至在遭到波多黎各人团体反对的情况下，他们也有办法。例如被城市复兴计划赶出家门的波多黎各人，在比例上就高出其他种族很多。在工会倡导下制定出来的最低工资额法律，大大减少了青年和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其中就包括数以千计的波多黎各人找不到饭碗。行业执照法规和其他许多由政府设置的障碍，都使刚到美国的波多黎各人难以进入任何领域。总而言之，要衡量政府和福利设施对波多黎各人的影响，不能仅仅以他们从中获得好处的福利计划为依据，或以明文规定为少数种族谋利的福利计划为依据，这样做都是片面的。
要衡量波多黎各人的进步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时常有大批人返回岛上的原籍，同时又有大批岛上的人前来美国本土。不过在1960～1970年，就美国本土的第二代波多黎各人而言，凡选择留在美国营生的人，其中职业进步仍能显示他们已向上移动了一大截。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一个波多黎各少年在美国本土学校里就读的时间，与他在阅读测试或智商测试中得分的能力，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与非波多黎各裔人之间的通婚——这种婚姻约占第二代波多黎各人婚姻的30%——在比例上日趋提高，表明那些选择留下来并认同美国文化的人，与美国普通民众进行社会交往的程度也在加深。但仍有人继续回流到波多黎各本岛去。1972～1977年，回流的人数超过前来美国本土的人数。
不少波多黎各人在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获电影学院奖的演员何塞·费勒就出生在波多黎各。娱乐圈内的其他波多黎各明星还包括何塞·弗力西亚诺、托尼·奥兰多及弗莱迪·普林兹及丽塔·莫雷诺。在体坛上，大名鼎鼎的波多黎各棒球运动员有罗伯特·克莱、奥兰多·赛佩达及刘易斯·阿罗约；拳击冠军有西克斯托·艾斯科巴（1936年）、何塞·托列斯（1965年）和卡洛斯·欧蒂兹（1968年）；高尔夫球手有齐齐·罗德里格斯。畅销书作者皮里·托马斯因写了《在这些下贱的马路上》这部小说而一举成名。该书描绘了作者本人在纽约波多黎各居住区亲身体验过的生活情景。在商界，小曼纽艾尔·A·卡西亚诺和尼克·鲁果这两位波多黎各人都是从最下层做起——一个帮人送货，一个洗碗——而最终成为百万富翁。在政界，波多黎各人先后产生两位国会议员，即赫尔曼·巴蒂洛和罗伯特·加西亚。莫利·弗尔曾任迈阿密市市长。
和向上流动的黑人及美籍墨西哥人一样，向上流动的波多黎各人皆趋向于使其家庭的规模大大缩小。虽然从总体上看，波多黎各妇女比一般美国妇女生的孩子多，但此种高生育率主要集中在那些从未达到中学教育水平的波多黎各妇女当中。上过大学的波多黎各妇女，有过半数的人在30多岁到40多岁之间只生养两个或不到两个孩子。在这些妇女当中，在1/4的人根本就没生孩子。如果不从教育而从家境来看的话，同处在这个年龄段的波多黎各妇女，凡1969年家庭收入不少于15000美元者，有半数的人只有两个或不到两个孩子。不管是在波多黎各本岛还是在美国本土，波多黎各人当中做过绝育手术的，相对来说已较为普遍。无论节制生育对那些为摆脱贫困而辛勤奋斗的个人来说是何等有利，但对于整个波多黎各种族来说，节制生育意味着他们当中最成功的人士给下一代留下的知识、财富和社交关系是较少的，因为下一代绝大多数都出生在父母并无这些东西可遗留的家庭。三十五六岁至四十五六岁的波多黎各妇女，有过半数的人从未上过中学。从整体来看，约占总数一半的波多黎各儿童是由从未上过中学的母亲生养的，由上过大学的妇女生养的不到2%。
美国的波多黎各人口结构，在所有种族中一直是最年轻的。以1971年为例，他们的平均年龄是19岁。这种状况现在仍继续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即便以就业的波多黎各成年人而论，他们也比其他种族的就业成年人年龄小，因而经验也少。波多黎各籍工薪者的平均年龄，在1969年为34岁，这比黑人工薪者的平均年龄小7岁。
较为年轻的波多黎各人必然缺乏经验，而年龄较大的波多黎各人则一般都缺乏教育。在30岁以上的波多黎各人当中，读完中学的尚不到1/5，而当时社会上大多数其他三四十岁的人，至少也具有中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在五十五六岁到六十五六岁的波多黎各人当中，约有半数甚至没有读完小学五年级，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属罕见，因为有94%的美国人达到了这个水平。况且这种以上过几年学为根据的数量统计尚不足以揭示教育上的全部问题。因为波多黎各人接受职业中学教育的比例，比其他种族要高出很多，而接受正规中学教育的就不多了。到大学深造的极少数波多黎各人，也大多进入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而不是报考4年制的高校。
和同样年龄及受过同等教育的人相比，波多黎各人的收入大体持平。不过，人们越来越将他们和“全美平均水平”相比。这样一比，统计数据上的差别（常被称为“悬殊”或“不公”）就大了。和其他美国民众相比，甚至和其他拉美后裔或黑人相比，波多黎各人的收入现在仍然较低，失业率较高。在1978年，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是8282美元（与1970年的水平相比，几乎提高了40%），但仍只相当于黑人家庭收入的75%左右，连普通美国人家庭收入的一半都不到。波多黎各人的失业率为12%，这比黑人、美籍墨西哥人、古巴人，以及其他拉美后裔或一般美国人失业率都高。在波多黎各本岛，过半数的人靠领社会福利过日子。
进步的速度一直取决于衡量进步的时间起点。美国本土上的多数波多黎各成年人在这里仍然是第一代。从历史的角度来衡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像波多黎各人取得这么快的进步的种族，在美国实在没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