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人当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集中体现在家庭里。奴隶的婚姻和奴隶的家庭关系是没有法律地位的，但通常都能保持几十年，如果不是终生的话。这种情形普遍地存在于整个美国奴隶世界，在各个地区，在乡下或城镇，在田间奴工和家庭佣人当中，都是如此。
因为具有白人血统的人在“自由的有色人”当中比在奴隶当中来得普遍，所以肤色较浅的黑人在本族获得突出业绩的成员当中，长期来就占有额外的比例，致使白人和黑人都把这些人的成就归根于以白人血统为基础的混血基因的优越性。
美国黑人是在违反其意志的情况下被强行带到美国来的唯一种族。他们来自一个比欧洲还要大的幅员辽阔的大陆，他们当初操着多种不同的语言，代表着多种不同的文化。在长达两个多世纪受奴役的过程中，他们许多固有的语言和文化都消失了，他们身上的基因差别也融混到了一起（并掺进了相当大成分的白人基因），从而形成了美国黑人——一个属于新世界文化和人种的产物，而不是任何非洲既定民族或文化的直系后裔。
所以，美国黑人属于最古老的美国人之列，他们的文化传统乃是一个几乎完全在美国土壤上形成的传统。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黑人又属于最年轻的美国人之列，他们作为独立存在的自由人，只是到了废除奴隶制的1863年才开始进入美国的大社会。经过大规模的内部迁徙，他们进入美国都市的时间还要晚，以致许多（甚至大多数）黑人今天在其生活的都市世界里只不过是第二代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黑人与100年前的爱尔兰人处在类似的位置上。总而言之，在时间上要确定衡量美国黑色人种进步的起点，并非易事，可因特定的问题而异。
尽管非洲人在美国是混血的，但非裔美国人也是有差别的，此种差别不像其他种族那样是按照固有的祖先文化形成的，而是按照他们在美国历史上的不同经历形成的。获得自由的时间是关键性的差别。虽然大多数美国黑人因1863年的《解放奴隶宣言》而获得了自由，但此前已有50多万黑人早就是自由人了。这些“自由的有色人”有他们的历史、文化和一套价值标准，这使其子孙后代直到20世纪都有别于其他黑人。还有人数不多但颇为重要的第三部分黑人，他们主要来自西印度群岛，他们也有其极不同于其他黑人的经济和社会历史。
尽管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什么非洲文化在美国黑人当中被保存下来，然而非洲的大批民众究竟是怎样，又为什么会被虏获并被送到西半球来充当奴隶，非洲的历史与此并不是没有关系的。虽然非洲大陆比欧洲还大，但其海岸线却没有欧洲的海岸线长，因为非洲凹进其海岸的天然港口并不多。非洲的河流受到地形和四季变化的制约，只能断断续续地通航。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无边的沙漠，更给大陆内部的交通和联络增加了困难。处在悬崖绝壁和高大山脉之间的狭窄海岸平原，局限住了沿海居住区的规模。这就使该大陆的人们各居一隅，相互隔绝，操着800多种语言，分成无数的部落。身处此种状况下的人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易受攻击，为外人将他们大批虏获为奴提供了机会。
非洲的伟大文明发祥于地理障碍没有上述那样严重的地区。4000英里长的尼罗河大体上可全线通航——为古埃及的文明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沿地中海一线的港口和通向亚洲的陆路，也使非洲北部发展起比撒哈拉以南地区更大更复杂的国家。该地区更为团结且强大的民族——阿拉伯人——成了第一批奴役非洲黑人的克星。
奴隶制早就存在于非洲各部落之间，正如千百年来就存在于欧洲人当中一样，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把黑人奴隶当做商品出售，是在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之后才开始的。阿拉伯的奴隶贩子曾打入非洲腹地，在东海岸向南一直伸展到莫桑比克。他们和当地的部落合作，抓获或购进奴隶，将其带过撒哈拉大沙漠。在长途跋涉过程中，黑人死在灼热沙面上的不计其数，撒哈拉大沙漠布满了他们的白骨。阿拉伯人以最残忍的奴隶主而臭名昭著。晚近至19世纪，英国探险家戴维·李文斯敦在目睹了阿拉伯人虐待奴隶的情景之后，曾有好几个礼拜夜夜噩梦难眠。直到20世纪中期之后，阿拉伯世界才彻底消除了奴隶制。
当非洲人被阿拉伯的奴隶贩子带到西班牙时，欧洲存在过的奴隶制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销声匿迹了。于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后来冒险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去捕捉黑人充当自己的奴隶。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境内已有奴隶存在，数量虽然不多，但也颇为可观。当西班牙开始在西半球开辟殖民地时，他们把大批的奴隶从非洲运送到这里来当苦力。英国人、法国人和葡萄牙人接踵而至，到美洲探险和开辟殖民地，他们也开始用船把从非洲购买或劫掠来的大批奴隶运到新大陆。
到17世纪中期，每年有10000名奴隶被船运到大西洋彼岸。到18世纪，贩卖奴隶达到每年60000人的高峰。几个世纪以来，有近1000万的非洲奴隶被运到了西半球。其中一半以上是在1720～1820年这100年间抵达的。80%以上是在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期抵达的。许多奴隶来自西非尼日尔河以东地区，其数量之多恰好等于非洲其他所有地区奴隶的总和。仅仅阿散蒂一个部落就把数以千计的其他非洲人卖给了奴隶贩子。
除去1000万被运到大西洋彼岸的实际人数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人死在途中——有些人为捍卫其在非洲的自由而战死，有些人因试图逃跑而被杀，有些人在被监禁时自杀身亡，还有许多人因无法忍受赴美航程中的艰险和恐怖而死在海上。在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贩运的所有非洲奴隶当中，单是死在海上的比例就大约保持在9%～16%之间，而在17世纪，这个比例还要高。在荷兰的运奴船上，死亡的比例也较高。粗略而保守的估计是，有100万奴隶死在途中，这还不包括那些因染上欧洲人的疾病而死的人，对这些疾病，他们体内缺乏免疫力，正如许多欧洲人也死于非洲的疾病一样，欧洲人对非洲人的疾病也束手无策。
来到西半球的总数为1000万的非洲奴隶当中，约有40万人是被贩运到位于今天美国境内的各个殖民地的。
美国在1825年拥有的奴隶数目居西半球各国之冠，占整个西半球奴隶总数的1/3以上。不过其他国家实际买入的奴隶却比美国要多，巴西买入的奴隶就是美国的6倍。区别在于美国是奴隶能够繁衍后代并按自然规律保持人口增长的唯一国家——在西半球的其他地方，情况就不一样了，奴隶的死亡率是如此之高，出生率又是如此之低，以至于要不断地从非洲买入奴隶来取代死亡的奴隶。在其他国家里，维持奴隶的生活状况一般是更加野蛮的。当然，美国维持奴隶的状况也是残酷的——鞭打属司空见惯。把小孩子从其父母身边拉走卖掉的事经常发生，以致搞得奴隶们惶惶不可终日。强行将夫妻拆散也是常有的事——大约每6对夫妻中就有一对会遭殃。其他残忍和暴虐的行为，尽管是零星发生的，却是奴隶制度本身和奴隶主刚愎自用性格的固有特征。
从狭义的物质角度来看，美国的奴隶通常能吃饱低质量的食品，其住房——按今天的标准尽管算是原始的——堪与当时欧洲农民或工人的住房相比（甚至还要好些）。19世纪美国奴隶的平均寿命比美国白人的平均寿命稍微偏低，但却与荷兰人或法国人的平均寿命相等，并高于意大利人或奥地利人的平均寿命。当时美国奴隶平均寿命是36岁，而爱尔兰农民的平均寿命只是19岁。对奴隶主来说，奴隶是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需要保障的投资。例如说，奴隶主通常会雇用白人工人——一般是爱尔兰移民——来从事那些被认为对黑人来说太危险的工作。
任何一种奴隶制的关键问题都是防止奴隶逃跑。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南方，防止奴隶逃跑的办法不是筑起篱笆或设置岗哨，而是通过使奴隶处于无知、依附和恐惧状态来实现的。绝大多数奴隶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而且南方多数州都规定教奴隶识字属犯罪行为。正因为监禁奴隶的办法是使其无知而不是约束其人身，所以要暂时逃离一家蓄奴农场是容易的，但要永远地逃离是办不到的。由当地白人组成的巡逻队会缉拿在逃的奴隶，并对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离开所在农场的奴隶进行训诫或惩罚。
奴隶主借助衣食配给及日常生活、起居条件的组织管理，使奴隶成为他们的附属品。一个大奴隶主曾告诫说：“（务必）使奴隶养成全然依附你的习惯……”当弗雷德里克·劳·奥尔姆斯特德在南方进行的广为人知的旅行时，洞察到了这种哲学的实际运用。奥尔姆斯特德认定，南方人的办法是试图将奴隶训练为干活的机器人，但却“防止奴隶学会照料自己”。
由于其主动精神世世代代一直受到压抑，又由于他们缺乏激励，只想把工作做到仅足以不受惩罚的程度，奴隶们养成了磨蹭和逃避工作的习惯，这种习惯在奴隶制本身消失之后很久仍然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南北战争前，欺诈和偷窃是南方奴隶当中的通病，这些恶习在奴隶制结束后也存在了很久。
黑奴在他们自己人当中，也需要逐步形成某种生存模式。种族团结是基础，向白人出卖同族是不可饶恕的行为。甚至奴隶监工头（一个直接指挥其他奴隶并被授权实施惩罚的奴隶）也不得不按照这个规矩作出让步。在大型农场主家里做佣人的一些黑人奴隶，可能会与主人家庭成员形成亲密的个人关系，但是黑奴内部的纠纷和向白人出卖同族不是一码事，他们也不敢跨越这条鸿沟。
黑人世界是奴隶们可以寻求情感满足和亲密关系的场所，在这个世界里越轨即意味着个人的灾难。所以，黑人社群的行为规范是有分量的，即使在没有官方支持或没有行政机构来强制实施的条件下也是如此。例如说，奴隶当中违反乱伦禁忌的程度，普遍比当时的白人来得轻微。在白人奴隶主当中，交表婚（即第一代堂表亲联姻者）属普遍状况，而在黑人奴隶当中，这种婚姻却属罕见，仍然保持着欧洲人和非洲人在乱伦禁忌观念上的差别。简言之，黑人社群有其自身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并不仅仅是白人模式的摹本。甚至白人奴隶主也觉得让自家的奴隶与生活在别的农场或棉花农场的奴隶结婚以迁就黑奴严格遵守乱伦禁忌的做法，是对自己有利的，哪怕按照白人的标准来看，自家棉花农场的黑奴当中本来就存在着可供选择的婚配对象。曾经有这样一个罕见的事例：在一个奴隶核心家庭里，父亲乱伦，使得自己的女儿怀了孕，主人不得不把这位父亲卖掉，因为其他奴隶威胁要杀死他。
奴隶当中自有其风范和习俗。年轻人称呼年长者为“叔叔”或“婶娘”（白人禁止黑奴相互使用“先生”或“太太”一类的称谓），并在遇见年长者时脱帽，以示敬意。当一对黑奴夫妇未经准许到棉花种植园范围之外而被巡逻人员抓到时，丈夫准会除了自己挨一顿鞭打之外，还主动代妻受过，再挨一顿打。
除了习俗，奴隶社群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最值得一提的文化产物是黑人圣歌，这种圣歌后来派生出感伤乐曲和爵士乐曲，从而为整个美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某些黑人民间乐曲还被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乐团所采用。班卓琴就是奴隶制时代的一位自由黑人制作出来的。黑奴的寓言和民间传说，还为南方的一位白人乔尔·钱得勒·哈里斯整理的《兔哥哥》一类的故事集提供了素材。和古希腊的那位奴隶伊索创作的寓言所不同的是，美国黑奴讲述的故事一般都体现出弱者和谦卑的人战胜强者、傲慢者和蛮横者这类主题。
在黑人当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集中体现在家庭里。奴隶的婚姻和奴隶的家庭关系是没有法律地位的，但通常都能保持几十年，如果不是终生的话。这种情形普遍地存在于整个美国奴隶世界，在各个地区，在乡下或城镇，在田间奴工和家庭佣人当中，都是如此。1866年对某地前奴隶夫妇的调查表明，40多岁的人当中有半数以上已有20年或20年以上的婚龄。尽管奴隶当中也存在着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先孕的情形，但婚姻本身被认为是十分严肃的，不得轻易终止。奴隶的婚姻有时会被强行终止，这通常是由于夫妻一方被贩卖而造成的。这些被强行拆散了的鸳鸯也仍能保持好多年的夫妻关系。许多以前为奴的人都在证词中提到夫妻离散之苦，许多奴隶主也怕留下的一方会试图逃跑而不愿拆散奴隶的婚姻。然而，1864～1865年，密西西比州的黑奴仍然有1/6的人被迫与自己的配偶分手。在黑人获得解放之后，许多分离的夫妻曾为寻找对方并与对方团聚而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在奴隶制时代，夫妻分离后曾发生过自杀的事例，也有谋杀那些强奸奴隶妻子的白人的事例，尽管杀死白人强奸犯的黑人男子是必死无疑的。千百个有案可稽的奴隶谋杀白人的案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表明，被奴役的人们并不缺乏其切身感受的价值观念。除了有案可稽的谋杀案之外，还发生过许多投毒和纵火案，都无法查清是谁干的，虽然人们心里都明白，投毒和纵火是奴隶喜欢使用的武器。
大多数的奴隶儿童是在双亲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是家长，孩子（秘密地）使用父亲的姓氏。某些家庭因婚前性行为会有女方和其他男人生下的孩子，不过对19世纪某地奴隶家庭的研究显示，在3/4的家庭里，子女的双亲是相同的。总而言之，奴隶的家庭，在奴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算是稳定的。他们的子女随时都可能被拉出去卖掉，并再也见不到面。被卖掉的奴隶多属十几岁的孩子或年轻的单身汉，故此，奴隶婚姻的相对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奴隶家庭的稳定性。
奴隶主发现，奴隶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是一种稳定因素，能降低男子为争夺女人而发生打斗事件的概率，并能抑制逃跑的意向。然而，奴隶家庭纽带的牢固，又被认为是与他们地位不相适宜的，是对主奴关系的一种威胁，并会在贩卖奴隶时惹麻烦。奴隶主试图将奴隶的家庭纽带保持在不至于强大到干扰奴隶制本身的限度内。他们不准奴隶使用姓氏，甚至连奴隶使用“我姐姐”（妹妹）或“我母亲”这样的称谓都可能遭到惩罚。当然这只能使此类称谓的使用转入地下。黑人家庭的姓氏还是一代代传了下来，尽管他们晓得，在有白人的场合最好不使用为妙，甚至在黑人获得解放之后，许多以前的奴隶仍然不愿向白人通报自己的姓氏，因为这种隐瞒姓氏的习惯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了。奴隶的姓氏通常不是其主人的姓氏。奴隶姓氏的起源常常因世代沿革而被湮没了——有可能是奴隶家庭先人所属主家的姓，也可能是他们的非裔祖先抵达美洲时选择的姓氏。保留白人姓氏的目的并非在于将黑人家庭与当初姓这个姓的白人主人联系起来，而是想让黑人家庭本身具有固定的认同标志。奴隶名字的情况也是如此。奴隶家的男孩有1/4使用其父亲的名字，还有许多孩子以其叔（舅）婶（姨）的名字为名，或以死去的或被贩卖掉的兄弟姊妹的名字为名。非常有意思的是，奴隶家的女儿通常不以其母的名字为名，尽管这种做法当时在白人家庭中极为普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再次看到，奴隶有其自己的风俗习惯。
奴隶制度并不是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时代都千篇一律的一种制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职业当中，奴隶制度可谓千差万别。南方的白人有75%的家庭根本就不拥有奴隶。那些蓄奴的人，大多数是农场主，而不是棉花种植园主，且棉花种植园真正达到小说《飘》所描绘的南北战争前南方田庄那种规模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1793年发明的轧花机，最终导致美国全部奴隶的60%在从事棉花的种植工作。奴隶日趋集中到美国南部那些土质和气候均最宜于棉花种植的地带。最南部几个州（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的奴隶数目急剧增多，而在像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南、北卡罗来纳等地处美国南部偏北的几个州里，奴隶的数目则在减少。黑奴人口集结的地理中心，这个时期以大约每10年50英里的速度稳步地向西南移动。1830～1860年，约有50万黑奴从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南、北卡罗来纳搬迁到最南部的几个州。这场大规模的奴隶搬迁——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世界史上被迫的大迁移之一”——是以奴隶主携带自己的劳动大军易地而居的形式发生的，而不是以贩卖个别奴隶的旧方式实现的。但是贩卖奴隶的事也经常发生，以致奴隶们经常提心吊胆，担心被从家庭和朋友身边拉出去卖掉。在英文里留下一句习惯用语作为这种担心的历史陈迹——“被顺河出卖了”。然而，即使在某一棉花种植园倾巢搬迁时，也会拆散黑奴家庭关系，因为某些家庭成员（特别是丈夫和父亲）往往属于另外一家主人，不生活在同一个农场或棉花种植园里。
美国的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适宜于种植那些雇用奴隶劳工来生产并在经济上很划算的农作物，尤其是那些需要程序化的、易于由工头监视的大生产式劳动种植的农作物。美国的棉花种植是这种劳动方式的典型例子，但路易斯安那州和拉丁美洲多数地区的甘蔗种植也在此之列，其他诸如稻米、小米和玉米等主要农作物，也是由大生产式的奴隶劳动来种植的。气候和土质条件大体上决定着在什么地方可种植这类作物，因而也就决定着奴隶的地理分布。
相对来说，北部使用的奴隶就很少，因为那儿的气候不适合于种植大田作物；南方的若干地区同样也没有多少棉花种植奴隶的存在，譬如皮德蒙特地区就是如此。皮德蒙特（意即山脚下）地区，指的是北从弗吉尼亚州西部向南延伸，经过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直抵肯塔基和田纳西两州东部的广大地区。此一地带土质易受侵蚀，“土壤”贫瘠，不适宜使用奴隶进行大田作物的种植。种植园和为此种奴隶种植园辩护的种族意识，在这一地区都没有真正扎下根来，与沃野千里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以及越过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及佐治亚州那条堪称膏腴之乡的“黑土带”大相径庭。最南部的这几个州，历来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都是最极端、最不能相互让步的。前有奴隶制之争，后有民权运动。而南方的开明分子，大多来自皮德蒙特地区。
反对奴隶制的报纸都集中在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西部。弗吉尼亚州西部后来干脆与该州一刀两断，自立新州，而不愿和整个州一道加入南部邦联。约翰·布朗的活动基地就在这一带。曾经帮助奴隶逃到自由州的所谓地下铁道，也以这一带为活动中心。美国专门鼓吹废除奴隶制的第一家期刊就是在田纳西州东部出版的。在19世纪20年代，北卡罗来纳州就曾存在着一个“解放黑奴协会”，这在最南部的几个州是闻所未闻的事。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黑人，1835年以前一直是被允许参加选举的，那一年他们却被剥夺了公民权，此举遭到该州皮德蒙特地区西部县的反对，这些县是德裔和苏格兰—爱尔兰裔居住的地方。这些州都普遍存在着种族主义和赞同奴隶制的情绪，但这方面的心理矛盾和感情的强烈程度，却因地区不同而差异甚大。政治上持温和态度的辉格党，只能在那些处于皮德蒙特区域的南方地带，才可与力主奴隶制的民主党人抗衡。天然的地理因素，不仅使皮德蒙特地区难以出现使用奴隶的棉花种植农场，而且正因为该地区没有奴隶经济和奴隶社会，从而把那些不想与奴隶劳动竞争，或不愿参与奴隶社会的人们吸引到其境内。其中包括苏格兰—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的后裔。这些人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出发，越过坎伯兰隘口辗转来到皮德蒙特地区。这儿还吸引了众多的教友派信徒，因为其宗教教义禁止人们拥有奴隶。教友派在反对奴隶制的活动中，特别是在北卡罗来纳州，是闻名遐迩的。总而言之，南方内部地理因素上的差别，又因不同地区吸引了不同的人士而进一步增大了。
1619年首批被掳掠到英国殖民地弗吉尼亚的非洲人，后来变成契约奴隶，和当时常见的白人契约奴隶是一样的。黑白契约奴在完成几年的苦役之后，都可能获释，成为自由人。对于黑人来说，这种处境究竟在何时发生了变化及怎样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他们沦为永久的奴隶，人们还一直没有搞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到17世纪40年代，被贩运到弗吉尼亚的非洲人已不具备赎身契约，尽管在1651年仍有一些契约期限届满的黑人和劳役期满的白人契约奴一样，被赋予土地。北美第一部明文确认奴隶制度的永久性并殃及奴隶子孙后代的法律，是弗吉尼亚在1661年通过的。其后，非洲人被带到北美其他殖民地时，各处都援引弗吉尼亚的先例，致使非洲人充当奴隶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几千年来，世界各地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奴隶制。但在美国衍生出的那种奴隶制却有其独特之处。在许多国家里，多少世纪以来奴隶制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是被社会接受的，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甚至历史上著名的道义主义论者也未持异议。而在美国，对于将非洲人抓来为奴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复杂而激烈的争论。某些殖民地曾通过法律，以阻止奴隶制，但这些法律均被英国政府废弃。反对奴隶制的人并非一定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或因物伤其类而出于对黑人的关心。一大批肤色明显不同而又作为奴隶被束缚起来的人们的存在，会在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造成诸多麻烦，不少美国人宁愿不给自己找这些麻烦。这种考虑实际上一直是后来反对奴隶制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反对奴隶制运动所设计的出路之一，就是把黑人送返非洲。而一旦作出决定——伦敦作出的——使蓄奴在美国制度化，世世代代所有美国人所面临的选择，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争论的问题是奴隶制是否明智或是否合乎正义，现在争论的问题日趋集中在建国不久的美国能否吸收社会上这批缺乏自由、自立经验的异族人，这批异族人在1800年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0%。
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里，奴隶制在其存在期间所引起的激烈争端，一直使政治不得安宁。它迫使一部分人要在思想上为这种制度辩解，而在其他奴隶制社会里是没有这种必要的。此种辩解的主要论点，是断言这些被奴役的人们与其他人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差别，以致美国的立国原则和理想不适用于他们，就是说，这些人才智低劣，缺乏感情，体会不出堕落、做苦工或家庭关系遭到破坏的痛苦。在美国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这样一种为奴隶制开脱的强烈的种族主义理论，曾使人们感到，简单地解放奴隶个人甚或废除奴隶制本身，并非问题的结束。确实，这种强烈的种族主义观甚至使得像德·托克维尔和林肯这样一些力主废除奴隶制的人士，也对解放奴隶的后果忧心忡忡。此类问题并不是一般奴隶制度本身固有的东西。在罗马帝国，当过奴隶的人及其后代，并没有被打上美国奴隶身上那些抹不掉的耻辱烙印，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戴克里先的生身父母就曾经当过奴隶。美国奴隶制的特殊之处有三：一是奴隶和奴隶的主人分属肤色不同的种族；二是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里，必须有一套为奴隶制开脱的极端理论；三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使人们在道义上感到难堪，终于引起了冲突，并在英美两国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导致这两个国家同意在1808年禁止贩卖奴隶的国际贸易。美国革命及其理想，使得围绕奴隶制展开的争议更加突出和尖锐。在革命战争进程中和战后，北方各州开始禁止奴隶制，南方各州也开始通过法律改善奴隶的待遇。在弗吉尼亚州，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以及詹姆斯·麦迪逊等人都公开主张废除奴隶制，南方各地的许多人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可惜，当伊莱·惠特尼在1793年发明了轧花机，从而使南方变为“棉花王国”——不仅是美国的“棉花王国”，也是全世界的“棉花王国”之后，任何废奴主张都化为泡影。保留奴隶制和解放黑人二者之间进退两难的状况，成了南部地区解不开的死结。北方诸州宣布将在其境内禁止奴隶制（致使北方奴隶被卖到南方），从而避免了解放奴隶的难题。如何处理这一直被剥夺了正常发展权利的数以百万计的黑奴，这一问题从此就不再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而只是南方地区性的问题了。
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黑人起义及黑奴杀白人的事件，在18世纪末的美国南方各地普遍引起了恐慌。关于美国奴隶在图谋举行类似起义的各种谣传，不时地使这种恐慌情绪升温。1831年由塔特·特纳领导的黑人起义真的在弗吉尼亚州爆发了，起义者在被镇压下去之前杀死了60个白人。在政治战线上，北方在19世纪30年代掀起了强大的废奴主义运动，进一步使南方感到四面楚歌。而所有这一切事态的发展，强化了南方的地区主义。在外线，南北对峙的局面表现在相互进行政治上的恶毒攻击，并在堪萨斯这样一些尚未建州的领土上到处诉诸暴力（堪萨斯当时被称为“流血的堪萨斯”），在这里南方人和北方定居者斗得你死我活，以争夺决定该领地究竟将以一个蓄奴州还是禁奴州加入联邦的控制权。在内部，南方强化了“黑人法规”，即既制约黑奴行为又制约自由黑人行为的那些法律。南方并对鼓吹废奴的书刊甚至对联邦邮件进行检查，并千方百计使那些反对奴隶制的人，甚至是对奴隶制存有疑问的人，在南方无法立足。这些压制措施到头来使得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迁离南方。这些人离开之后，南方就只剩下清一色主张蓄奴并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的那批人了。
在受奴役的两个多世纪里，非洲人当中原先在基因、语言及文化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众多差异，都已消失殆尽。但是，黑人民众又在美国新的环境里，依据其身处奴隶状态下所从事的不同职业，依据其家庭上升到自由地位的时间差异，并依据其身上所含白人血统比例的多寡，在内部又形成了差别。
奴隶所从事的工作是大为不同的，“家仆”或曰“家奴”，比那些“在田间劳作的奴隶”有更多的机会去领略美国的文化（包括在罕见的情况下得以识字）及价值观念。城市里的奴隶——大多是家仆——接触面就更为广泛了，大大超出了奴隶主家庭的范围。约有30%的城市奴隶以雇员的身份就业，将其收入所得的一部分交给自己的主人，但常常住在别处自己租来的房子里，其他方面的生活起居与普通自由人士并无多大差别。甚至在大多数奴隶栖身的农场和棉花种植园里，也是奴隶的奴隶监工头、从事技术行当的奴隶以及其他与众不同的分子，也形成了自己的特权和自豪感。
最后，还有那些“自由的有色人”——这些人在1860年为数几近50万，他们逃脱了那500万受奴役黑人的命运。第一批“自由的有色人”是1619年从非洲被贩卖到弗吉尼亚而在原来的卖身契约期满后获得自由的黑人。但是就在永久性的奴隶制在北美各殖民地被确立起来之后，仍有个别奴隶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获得了自由身份。在1790年，“自由的有色人”大约有6万之众。由于美国革命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北方许多州废除了奴隶制，不少人士（及整个教友派社区）也释放了其所拥有的奴隶。到1830年，“自由的有色人”在数量上增加到了30万。下述两个事实或许还可以表明黑人获得自由的另外一个原因：第一，“自由的有色人”有37%是黑白混血儿，而相比之下，他们只占奴隶的8%；第二，在自由的黑人当中，妇女的比例总是偏高——整个西半球普遍存在这种现象。某些奴隶之所以获得自由，纯粹是因为他们是奴隶主的子女及其母亲。这种血缘关系在拉丁美洲公开被承认，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度里却不被承认。
多数“自由的有色人”，其活动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限制。他们通常是贫困而又无技术的工人，在南方大部分地区及北方不少地区，他们缺乏基本的人权，在受到白人的欺诈或被白人施以暴力时，也很少或根本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文化上适应美国社会的时间毕竟要比奴隶早好多年，甚至早好几代人。在1850年，大多数“自由的有色人”能读书写字，而奴隶达到这个水平的却占其总数的1%～2%。只是到了1900年，整个黑人民众的识字率才上升到“自由的有色人”在19世纪中期达到的这个水平。到了1940年，整个黑人民众的城市化水平才赶上“自由的有色人”在1850年所达到的水平。总而言之，在适应美国社会方面，“自由的有色人”的起跑点要比其他黑人民众有利多了。
这种有利的起跑点具有深远的影响。“自由的有色人”的子孙后代，直到20世纪，在各个领域向来都是黑人领导层当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建人、支持者和早期领导人。W·E·B·杜波伊斯、托马斯·福琼以及查尔斯·切斯纳特等人都是“自由的有色人”的后裔，瑟古德·马歇尔则是这些人当中的后起之秀。同样，在20世纪中期，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从事专业工作的黑人，其大多数显然也是“自由的有色人”的后代。“自由的有色人”及其后代创建并管理第一所最负盛名的黑人公立中学，即设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邓巴高中。该校培养出美国第一位黑人将军、第一位联邦法官、第一位黑人内阁成员、血浆的发现者、第一位民选的参议员、第一位受聘于名牌大学的黑人教授，以及其他许多领域一长串的“第一”。
因为具有白人血统的人在“自由的有色人”当中比在奴隶当中来得普遍，所以肤色较浅的黑人在本族获得突出业绩的成员当中，长期来就占有额外的比例，致使白人和黑人都把这些人的成就归根于以白人血统为基础的混血基因的优越性。这批黑人精英，虽然在公开场合以黑人民众的名义讲话，但内心具有肤色浅、阶级地位高的自我意识，长期来对黑人民众敬而远之，态度冷漠。和其他种族群体一样，在黑人当中，历史上这种早期的优越条件在内部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差别。
南北战争不仅是美国黑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本身堪称奴隶制度史上的最后一次大流血。这场双方都豁出去了的战争拖延了4个腥风血雨的年头，南方的经济完全停滞，土崩瓦解，而且黑人和白人蒙受了同样的苦难，因为南方军队和北方军队都没收食品，四处掠夺，有时甚至犯下暴行。
黑人也更加直接地卷入了战争。联邦军队有为数18.6万多名黑人士兵，约占其总兵力的1/10。21名黑人在南北战争中获国会勋章。开小差是战时的一大问题，但白人士兵开小差的情形比黑人士兵要严重得多。
在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黑人和白人之间明显地呈现出爱憎兼具的关系。黑人对白人怀有刻骨的怨恨，白人对黑人滥施淫威，但双方也曾逾越奴隶制度的鸿沟，结成感情上的纽带。有些奴隶一直对其主人忠心耿耿，甚至在男主人赴前线为南部邦联而战时，仍对其家属采取保护的态度。也有其他的奴隶在北方军队逼近时，为自由而逃。同一个奴隶，其行为时常是极为矛盾的：他会把自己受伤的主人从战场上背回来，藏在安全地方，然后自己向相反的方向拔腿逃跑。参加联邦军队的白人同样也是爱憎兼具的，对黑人有夸奖也有诅咒，时而嘲笑他们，时而与他们一起流泪，既会给黑人以亲切的关照和慷慨的救助，也会忍心鞭打他们，并把他们像牲口一样卖掉。战争结束后，许多事例显然让奴隶主的感情受到刺激，因为不少奴隶甚至在其原先的主人答应出钱雇用他们时，也不愿留下来，执意远走高飞，致使白人认为黑人“背信弃义”或“忘恩负义”，从而感到灰心和失望。
在感情上对黑人抱有怨恨的，并不仅仅限于原先的奴隶们。那些在前线被打败、疲惫不堪而又饥肠辘辘的士兵回到毁于烽火的南方地区的家园，也将满腔怒火发泄到孤立无援的黑人身上，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奴隶主有时也会向那些逃出南方去参加联邦军队的黑人奴隶的妻小实行报复。奴隶制在南方实行了两个世纪之久，黑人惯于被认为是毫无权利的。所以南北战争之后，南方白人不仅对黑人获得解放感到愤懑，而且对黑人在言行态度方面有任何表现，显示他们与白人一样也是人，或和白人有共同权利的迹象时，都不能接受。驻扎在南方的一位联邦军队的上校于1865年说过一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南方白人对待黑人的一般态度：“打死一个黑人，他们不认为是谋杀；白人男子夺去黑人女子的贞操不是诱奸；夺取黑人的财产不是抢劫。”南方白人的这种态度亦曾体现在最高法院先前就德莱德·斯科特诉桑福德一案所作出的判决书中，这份判决书宣称黑人“不具备白人应予尊重的权利”。一句话，当美国黑人开始享受自由时，其周围的情感氛围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氛围一样，是很不妙的。
虽然黑人在奴隶制度下身心备受折磨，但却并非一群在精神上也被摧垮了的人。在南北战争中，一大批黑人骁勇善战。战后，在北方军队驻守南方时期，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他们管理并训导过白人。由于白人暴徒和不法分子进行猖獗的恐怖活动，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其地位是不牢靠的。为使黑人“安分守己”而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恰好证明黑人并不都是逆来顺受的软骨头。
对黑人来说，自由既解救了他们，又使他们陷于被连根除掉的境遇。许多人开始背井离乡，四处游荡，肩上背着干瘪的行李包，时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贫困交加”。有的是想去某个地方寻求新的生活，有的意在找到以前在奴隶市场上被卖掉的长期离散的家人。当时一位自由民事务署的官员说道，这些游荡者当中，每一位母亲的儿子好似都在寻找妈妈，而每一位母亲都在寻找其子女。当时，一位新闻记者报道说，在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各条道路上，他都遇到络绎不绝的黑人，许多人步行走遍全州甚至走遍一个州以寻找失散的家人。不少父母为了找到自己的子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当时一位联邦官员的话来说，简直是使出了“超人的力气”。好几个月之后，大规模的流动渐渐平息下来，但是在新创办的黑人报纸上刊登寻找失散家人的告示，占去了整版整版的篇幅，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
南方的白人以及后来的联邦占领军当局官员们最为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害怕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将不会安顿下来并开始干活，而会继续依靠政府发放的救急配给（在遭到战争蹂躏的南方，黑人和白人都有份）以及私人慈善机构的施舍为生，辅之以行窃。地方政府时常在联邦当局的支持下，针对成年黑人强行实施极严厉的制止盲流法，针对黑人孩子实施硬性规定的学徒法，还制定了其他许许多多的法规，严格控制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选择工作地点和雇主的自由权。实行这些法律所带来的弊病，有时几乎达到了重新奴役黑人的地步。
多数黑人在获得解放后，依然从事当年身为奴隶时所干的那种工作。及至1890年，仍有半数以上的黑人在务农，另有30%以上的黑人充当家仆。在最南部的几个州从事农业的黑人比例甚至还要高。在那些为数极少的不住在南方的黑人当中，受雇为别人做家务事的占60%以上。黑人充当专业人士是罕见的——仅占黑人工人总数的1%。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工作模式也确实在发生变化。许多结了婚的黑人妇女，现在待在家里照料孩子，而不到田里或白人家里去干活了。这使得南方那些失去了一大批家奴的白人感到惊愕和恼怒，这充分表明白人低估了家庭生活对黑人的重要性。
大多数从事农业的黑人是农业工人，虽然也有相当一部分黑人是租佃农场主。后者以现金或部分谷物完租。刚摆脱奴隶制时，黑人大体上都是一文不名的，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的现款来支撑自己度过庄稼收割之前的整个生长季节，因而只好依靠向白人老板、土地所有者及店主（三者时常是同一个人）借贷食物用品，以便坚持到庄稼收获期。对某些战后的黑人来说，这就意味着掉进了还不清的债窝里，实际上处于一种债务劳役的状态。此种情形在十分贫困的从事农业的人民当中尽管也属普遍现象，但对黑人来说，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曾长期生活在奴隶制之下，缺乏妥善安排家计或管理日常生活的经验，并在那种制度下形成了粗心马虎、缺乏远见及依赖白人等不良习惯。奴隶长期来做事粗心大意，不注意节约奴隶主发给他们的食物、柴火、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且会把主人家庭成员丢弃的一些小件奢侈品拣起来当做宝贝。根据自家的经济状况来决定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取舍，是世界上其他各族人民普遍的常识和习惯，然而美国黑人奴隶在几个世纪当中对这一点却不曾体验过。美国黑人在刚刚摆脱奴隶制初期所形成的那一套习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由于获得了新的经验和不同的视角，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也和其他种族一样，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立刻适应新的现实，而且多年来，不同的人适应现实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在好几代的时间里，直到20世纪，世代的黑人领袖自己都曾反复抱怨本族一些人浪费挥霍和目光短浅。
在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时，黑人处于贫困境地，这不仅由于他们在学习安排自己的生活方面存在着诸多困难，还因为他们普遍是文盲，从而使白人老板和店主有机可乘，在提前好几个月把衣食和其他物品赊销给黑人时对之进行欺诈。南北战争宣告结束时，刚获得自由的黑人是如此缺乏经验，又是如此地易受欺凌，以致某些白人竟能对他们封锁《解放奴隶宣言》，继续把他们当做奴隶使用。
不管老板和店主的这些诈骗行径是何等可恶，这些人后来还是发现自己遭到了黑人工人和顾客的唾弃。正如一位黑人在1866年所言：“他们可能会骗走贫苦黑人一年的劳动成果，但不管他们怎么搞，黑人却获得了一年的经验……”尽管黑人不会读书写字，也不会算账，但遇有亲友在别处混得不错时，他们能分辨出这与白人老板的态度有关。白人也就在黑人当中获得了或好或坏的声誉。白人于是很快意识到，从长久的利益出发，好声誉是他们一项必须加以维护的重大资本。由于商店鳞次栉比，许多土地所有者又急需劳力，所以即使是一个字不识的人，也有机会作出自己的选择。黑人有了流动性，白人土地所有者也只好走出家门，骑着马，四处招收黑人工人。
在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里，黑人品行的不断变化反映在他们与白人经济关系的不断变化当中。作为工人，黑人在奴隶制度之下没能养成多少个人责任感。当初在奴隶当中，缺乏主动性，劳动时偷闲躲懒，半途而废，动辄旷工，糟蹋农具和设备等，都属普遍现象，而且并没有随着解放的到来而一下子消失。南北战争刚结束时，白人曾试图在劳动管理方式上下工夫，来对付黑人的不良习惯，有的白人当时甚至主张继续保留其对黑人劳工和佃农的体罚权。但是，由于白人土地所有者为寻找劳工和佃农而在相互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竞争压力，也因为黑人对体罚不甘示弱，竭力进行反击，所以这一主张很快就被废除了。也曾尝试过由白人充当监工头，让黑人集体干活的办法，一如在当初奴隶制时那样，但是黑人只要有机会，一定挑选其他形式的劳动制度。到1880年，集体干活的制度就寿终正寝了。
黑人佃农的工作，起初曾由白人农场主加以严密的督导，甚至被置于向其贷款的店主的监视之下。但是随着黑人逐步获得更多的管理自己农场的经验，他们也就开始获得了自决权和独立性。黑人佃农得到作物收获的份额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到1880年，浮动租额制开始被固定租额制所取代。固定租额制规定佃农向白人土地所有者缴纳固定数量的现金或谷物，黑人佃农不再与白人共同管理农场或分担风险。到1910年，大约有1/4的黑人农场主是土地所有者（或购买者）而非租借者。这一切都不是自动发生的。它们反映在务农的黑人当中，责任心和技能水平在日益上升（尽管还不算高），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对黑人劳力需求的增长。
有了工资，分得了谷物，黑人的日子开始好起来。南北战争刚结束时，大多数黑人仍然住在当奴隶时住的小木棚里，室内是泥地，没有地板。几乎没有谁见过黑人家里的窗户是玻璃的。渐渐地，小木棚被木板房所取代，泥地也换上了木地板，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窗玻璃也出现了。此时黑人的房舍一般仍没有水暖设备，矮小而拥挤，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很脏。在1896年，城市的黑人每家平均有3间住房，这在那个时代对于人口多的家庭来说，算是拥挤的，但与同期纽约的意大利人或犹太人相比，还算宽敞。
在战后时代，南方白人雇主和土地所有者曾企图联合起来，以便压低他们不得不给予黑人的工钱及自决权。然而，尽管白人有经济实力、政治强权及组织优势，但他们为限制黑人而达成的这些协议，在竞相争着雇用劳动力和交谷佃农的情况下，屡屡遭到失败。在19世纪最后的30多年里，黑人收入的增长比率超过了白人。
歧视黑人就业的形式，通常表现为在各种各样收入丰厚的职位上拒绝雇用黑人，而不表现为同工不同酬。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仅以现金工资额而言，南部各州白人领到的工资，平均比干同一工作的黑人要高出8%，但黑人往往还能拿到实物报酬。当白人和黑人都以现金形式领取工资时，二者的收入大体上来说并不存在差距。
在联邦军事占领当局治下的南方重建时期，黑人的各项民权和政治权力有抬头的趋势，尽管这遭到了南方白人的极力反对。白人反对的方式，时常表现在各种民间治安团体动辄采取非法的恫吓和恐怖活动。在这些团体当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推三K党。1877年的政治妥协之后，随着联邦军队的撤走和南部地方政府的重新上台，黑人参政权及其各项民权受到限制。其后几十年中，虽然各地情况不一，但南方黑人的境遇却一直在倒退，终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极点，到处出现了各种隔离法律和歧视做法。美国最高法院1896年裁定“分离但平等”的设施是合乎宪法的，从而为在公共设施里实行普遍而严格的种族隔离提供了法律依据。实际上这种“分离但平等”的设施远不是平等的。
私刑拷打黑人致死的案件，也随着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对南方黑人实行压制而不断增多，1892年达到了高峰，共161起。用私刑将人拷打致死，本是南方长期存在的恶劣做法，但只是在1886年之后，被私刑拷打致死的黑人才在数量上超过被这种私刑断送了性命的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私设公堂的恶习，基本上变为白人杀害黑人的手段。
几乎所有的奴隶都是文盲，而在1860年奴隶又占黑人人口的90%。那时的公立学校，相对来说，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南部以外的地区，公立学校仍在为了争得一席生存之地而奋斗，当然在南部这种学校就更为罕见了。在奴隶制度下，南方多数州的法律是禁止教授黑人读书识字的，即使是在北方的许多地区，公立学校也不招收黑人入学。更有甚者，美国最南部有些州竟然明文规定“自由的有色人”送子女去上学，即使是自费到私立学校求学，也是犯法行为。
尽管有这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让黑人受教育在美国仍具有悠久的历史。在18世纪末期，北方各种各样的慈善家及慈善团体，或者创办专招收黑人儿童的学校，或者设法让白人子弟的学校也录取黑人的子女。早在1807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500名“自由的有色人”建立起该市第一所黑人学校。在1862年最终纳入华府公立学校体系之前，这所学校还是使自由黑人子女几十年来有机会求学的许多私立学校当中的第一所。在新奥尔良市那些家境富裕的“自由的有色人”当中，受过教育的是普遍现象，乃至有些人（其家长有能力送他们赴欧洲深造的）一直上到大学。同样，巴尔的摩市到1830年也建起了培养“自由的有色人”子弟的学校。纽约、费城和其他城市也有黑人子弟的学校。各式各样的白人教会团体——尤数教友派和天主教派——也时常不顾法律的反对，给“自由的有色人”的孩子提供教育。皮德蒙特地区的一些苏格兰—爱尔兰人也这样做过。
1831年塔特·特纳造反及废奴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南方各州对所有黑人（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的有色人”）的行动实施了从未有过的严格限制。就是在这个时期——大致从1830～1860年——南方许多州都宣布任何人教育黑人都为非法行为。这些法律使普遍存在于各地的教育黑人子弟的学校转入地下。根据1850年的人口普查，自由的有色人约有3/5是识字的。而在各个城市，黑人识字率还要高，甚至在那些有法律禁止黑人受教育的州里，情况也是如此。
在战后的南方，刚获得自由的黑人那种求学的热情，真可谓既令人敬佩又令人同情。不管是成年壮汉还是孩童。黑人一有机会就抓住不放以便学到知识，其数目之众，曾使当时人们惊诧不已。不过，这种求学的热切心情，既非建立在教育必将带来的那种对工作的任何体会上，亦非立足于权衡求学将会给自己处境带来何种实际贡献这种现实基础上。确信教育是个好东西是一回事，接受严格的训练或建立思想准则则是另外一回事。能经受住严格的训练，并建立思想准则，才能使教育有可能实现其目标或产生效果。对缺乏这两种先决的思想准备的人进行教育，对于几代人的黑白两族教员来说，却是一件苦差事。不管怎么说，美国黑人在获得解放之后的50年内，总算从100%的睁眼瞎变为75%左右的人识字，成就确实是可观的。
南北战争之后，主要是来自美国传教协会的一些北方白人，迁移到南方去创办学校，以便使新近才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子女能受到教育。他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办起了1000多所学校，并向南方派来了2000多名教员。在南北战争后的50年中，北方各界为黑人教育大约捐助了5700万美元，黑人自己另外又捐献了2400万美元。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初的年代里，自由民事务署是资助黑人教育的主要财东，该署在1865～1870年为此大约花费了350万美元。相比之下，南方黑人开办的公立学校教育却进展很慢，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进展尤其如此。美国第一所公立的黑人中学于1870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创办。巴尔的摩一所公立黑人中学是1892年创办的，在新奥尔良是1916年，亚特兰大是1924年。在农业地区，黑人受教育的情况一直大为落后，及至1911年，农村还有那么多的地区根本就没有黑人儿童的学校，致使慈善家朱利斯·罗泽沃德慷慨解囊，创办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在南方资助建立黑人学校。嗣后20年内，朱利斯·罗泽沃德基金会拿出400多万美元进行资助，使50000多所黑人学校得以建立起来。当1932年朱利斯·罗泽沃德去世时，超过1/4的美国黑人儿童正在他所赞助建立起来的学校里读书。
直到1916年，在公立中学就读的黑人学童才在数量上相当于在私立中学就读的黑人学童。甚至南方各州开始为黑人建立公立学校之后，在1913～1932年，其建设经费约有1/3是由朱利斯·罗泽沃德基金会和黑人自己拿出小额捐款平均负担的。总的说来，南方各州用于黑人教育所支出的款项只相当于他们用于白人学生教育款项的一个小小的零头罢了。而且这种局面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必然得到改观。南方每一个州为公立中学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按人头所作出的预算拨款，在1910年的差距甚至还大于1900年的差距。
南北战争后，在那些由美国传教协会建立的学校里75%的教员是女性。而这些女性又有75%的人是未婚或独身的。这就是那些被描绘成“古板”、“严厉”但却“富于献身精神”的“新英格兰夫人教员”。这些和黑人孩子在一起的白人教员受到南方本地白人的某种敌视和排斥，有的甚至遭到威吓、殴打和谋杀。他们的黑人学生不仅缺乏受教育的准备或观念，而且经常无故旷课、迟到、失信、撒谎、行窃。在战后早期，教员平均在南方只待3年就离开了。但是就在他（她）们奠定的基础上形成了黑人的教育事业，其后世世代代的黑人无不以感激和崇敬的心情缅怀当初这段时光。后来的各位黑人领袖，从W·E·B·杜波伊斯到布克·华盛顿，都对这些传教士老师的无私工作交口称赞，赞扬他（她）们为造就美国黑人的一个知识阶层立下了汗马功劳。杜波伊斯称此为“美国历史上一件最美好的事”。而玛丽·麦克劳德·白求恩高度称许“那些可爱而神圣的老师们，在我特别需要别人给予耐心和宽容时，他们是那样不怕花时间，又是那样有耐心”。
在高等教育方面，第一位获学院文凭的黑人于1828年毕业于缅因州鲍多恩学院，第一位获学院文凭的黑人妇女于1862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第一位获哈佛大学学位的黑人毕业于1870年，1896年被哈佛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第一位黑人是W·E·B·杜波伊斯。在整个19世纪，黑人获学院和大学学位的总数不到2000人。
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有许多黑人学院和大学由美国传教协会以及各黑人宗教团体建立起来，联邦政府也在首都华盛顿为黑人建立了霍华德大学。不过许多黑人“学院”在其主要课程真正地达到学院水平之前，多年来实际上讲授的都是学院预科的课程。这些学院在开初因为极端缺乏受过足够教育并足以担当学院一级师资队伍的黑人，所以在实质上都是些为黑人学生开办而由白人掌管的学院。
南北战争后，美国黑人当中受教育程度和文化适应水平最高的成员，当属那些战前就是“自由的有色人”。直到20世纪，他们（及其后代）为黑色人种提供了为数颇多的领袖人物。但布克·T·华盛顿是个显著的例外。正如其他内部存在文化差别的种族一样，黑人领袖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黑人民众之间的关系，显然也一直是爱憎兼具的。在那些文化差别最大的地方如在新奥尔良阔绰的属克里奥尔（Creo1e）血统的“自由的有色人”和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之间爱憎兼具的情绪也最强烈。1860年，在新奥尔良市，“自由的有色人”男性有近85%是工匠、专业人员或企业主。新奥尔良市战前的“自由的有色人”家庭约有1/3拥有奴隶，战时这些有克里奥尔血统的人有3000人参加了邦联军队。南北战争刚结束时，这些人煞费苦心将自己与新近获得自由的黑人区分开来，不愿与之混同。他们抗拒“把我们降格到野蛮退化的奴隶行列”的做法，并谴责那些“将刚获自由的黑人与我们这些才智发达的民众混为一谈”的人士。不过，既然在法律和社会上被降到了比白人低一等的地位，反倒给了这些克里奥尔人以争取政治平等的刺激力量，但目标集中在对他们生存至关紧要的那些方面，而不管这些方面是否对其他黑人民众也是最迫切的。例如，克里奥尔人就曾反对创办“南方大学”为黑人提供急不可待的教育，理由是这所大学代表了一种种族分离的原则，而他们这些混血的精英分子对此最为反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和讲究实际的目标二者之间的冲突，后来就成了黑人领袖之间进行无休止内部斗争的根源，典型地表现在W·E·B·杜波伊斯和布克·T·华盛顿二人之间。从社会上来看，克里奥尔人直到20世纪都一直与其他黑人保持着泾渭分明的界限。杰出的爵士钢琴家杰利·罗尔莫顿就因与普通的黑人混在一起而被他的克里奥尔裔祖母撵出家门，正式断绝了祖孙关系。
新奥尔良的情况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趋势的极端例子。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了新奥尔良，使之成了美国领土的一部分，新奥尔良此前在历史上属于拉美式奴隶社会。这一点恰可解释为什么那儿会有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奴隶社会里闻所未闻的许多非同寻常的社会模式（包括黑人拥有奴隶这种现象）。存在于美国比较一般的状况是，黑人分为普通大众和肤色较浅的精英分子这两部分，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起领导作用的人物多来自后者。黑人大众的民俗文化——圣歌、爵士音乐和方言等——遭到仰慕美国白人文化中那些更具贵族品位成分的黑人精英分子的贬斥。黑人内部的肤色差别构成了社会鸿沟，筑起这道鸿沟的不是别人，其中有不少正是那些当初领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起来铲除由白人构筑的鸿沟的人士。这明显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将此视为黑人精英企图借此打进以往单纯因肤色关系而被拒绝加入的美国整体精英阶层，那又是合乎逻辑的。但黑人精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讲得通，立论必须符合民主的理念，符合他们作为整个黑人种族代表的身份。
第一位获得举国承认的黑人领袖人物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个逃跑的奴隶，早在南北战争许多年之前就是个自由人了，他善于把后来使得黑人领导层分裂的对立因素结合在一起。在战前战后，他都是个不知疲倦的著作家、演说家和政治领袖。道格拉斯气宇轩昂，言词犀利，其奋斗目标既有现实性又有原则性，为废除奴隶制度而战，为全面的人权而战，为促成黑人的自助精神而战。在南方重建时代，道格拉斯长期为之奋斗的平等和进步几乎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1877年的妥协法案、凌辱歧视和私刑拷打等趋势的抬头，致使美国的黑人到1895年2月道格拉斯去世时，再次陷入历史上最低落的暗淡时期之一。
就在道格拉斯去世的那年，突然又涌现一位新的黑人领袖，他就是布克·T·华盛顿。华盛顿生下来就是个奴隶，但《解放奴隶宣言》使这个孩子成了自由人。他受尽艰辛终于受到了教育，并在后来成为一名教员。1881年，他主持在亚拉巴马州新创办的塔斯克基学院。1895年9月，他在亚特兰大世界博览会上进行了一次演讲，获得举国一致的赞扬，从此开始了黑人领袖的生涯。华盛顿敦促南方黑人在南方开辟自己的道路——“就地把你们的水桶扔下”——并呼吁南方较为开明的白人在实际而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与黑人携手合作，不管这两大种族在社会上是如何界限分明。他说：“在一切社会性事务上，我们能像5个手指那样各自分离，而在一切对于双方共同进步有关键意义的事情上，我们也能像一只手那样。”他的这个演讲受到黑人和白人同样的欢迎。因他的亚特兰大演讲而向他发来贺信的人当中，就有后来成了他的对手的W·E·B·杜波伊斯。
在这样一个到处充满对黑人的歧视、白人非法恐怖活动猖獗及非法谋害黑人盛行的时期，布克·T·华盛顿倡导的并不是一套新的目标，而只是给现有的目标按轻重缓急重新安排了次序。在他看来，全美多数黑人精英分子一心从事的政治斗争，对于最南部几个州里那些因被剥夺了公民权而处境险恶的黑人大众来说，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他认为，燃眉之急是满足“我们黑人的实际需要并改善我们黑人的状态”，办法就是获得基本的技能和训练——不仅提高职业技能，还要“学会洗澡，怎样爱护自己的牙齿和衣服”。塔斯克基学院看重开导学生关心那些最基本最实用的东西：工作习惯、卫生、品行等。该校的宗旨，正如一位教员所言，是“促成多数人的进步，而非提高少数人的特殊文化水平”。这也是华盛顿总的社会和政治哲学的要义。他宣称，“单靠政府活动”并不能拯救黑人于倒悬，因为在投票箱的背后，黑人必须有财产、勤奋、技能、节俭、才智和品行等。
华盛顿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他的愿望：“法律所赋予的一切特权，我们都应享受”，应当实现自由的“普选”。法律在实施时，“对黑白两大种族绝对应一视同仁”。但在公开场合，他极少就此发表长篇大论。而在私下，他曾支持并资助联邦法院向歧视黑人的法律提出挑战，并在幕后竭力设法对关系到黑人的政治决策施加正面影响。但是华盛顿的公开言论和教育活动，其着眼点乃在促进黑人民众的经济进步和品德的养成。尽管为这个目标耗尽了毕生的心思才力，他并不认为这就是黑人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而只认为这是个“为造就成功的黑人律师、国会议员和音乐教员铺平道路”的必经历史阶段。
华盛顿的思路基本上是从黑人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而W·E·B·杜波伊斯则在20世纪初以他所谓的美国“有才华的1/10的代言人”而崭露头角。杜波伊斯是自由混血人，获得博士学位。杜波伊斯在教育上强调文科，而不像华盛顿那样看重职业教育；他在政治上则强调保持不懈的压力，以尽早争取到全面的人权。他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其实他们两人的分歧只在侧重点上，而不在原则上。两人都认识到，广大黑人民众——仅是脱离了奴隶制苦海的第二代人——需要取得技能和训练，以便在美国复杂的现代经济环境中走上成功之路。两人也都认识到，黑色人种当中的那一小部分已有准备并有能力获得更高水平教育的人，实有必要接受这样的教育。二人的追随者积怨甚深，后来终于闹得不可开交，这不是他们在侧重点上细微差别所能解释清楚的，问题恐怕还是他们在人格上和社会上的差别。黑人精英视布克·T·华盛顿为下层黑人——田间奴隶劳工后代——的一个代言人。杜波伊斯创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至少在其开初阶段是黑人精英分子的专有组织，某些下层黑人曾称它为“全国若干人士协进会”。
尽管黑人领袖之间存在着内讧，但双方都取得了很出色的成绩。双方面前也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很久，南方农业地区的黑人就开始向城市和北方迁徙了。战前那些“自由的有色人”，到1860年就已在城市化方面超过了白色人种，其人口流动的大体方向是朝着东北部地区，而奴隶的移动方向则朝着西南部地区。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少有90%的黑人生活在美国南部，然而，“自由的有色人”的分布在战前就已经是南北各半，而且就是在南方内部的“自由的有色人”也多数集中在诸如皮德蒙特这样较为开明的地区。
黑人向城市和北方流动的趋势，在南北战争之后的时期仍在继续，虽然在规模上相对小了一些。南方许多城市的黑人人口，在1850～1890年有所增加，但黑人在南北战争刚告结束的时期，离开南方的并不很多。后来就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19世纪90年代黑人迁徙到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数量，是19世纪80年代的两倍多。离开南方的人数其后一直保持在1890年的水平上，并持续到20世纪的头10年。20世纪前10年翻了一番，1920年几乎又翻了一番。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数量堪与历史上历次国际大移民相比。20世纪20年代共有75万以上的黑人离开了南方，这批黑人从南方出走，从数量之大和时间选择来看，有许多原因。例如19世纪末南方种族关系日趋恶化，同期北方种族关系有所改善，南方由于棉铃虫蔓延而出现经济萧条，以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时动员而使就业机会增多，加上战争使外国移民来美人数急剧下降，从而减少了就业竞争等等。诚如多数大迁徙——在国内迁徙和国际间迁徙——一样，参与这次人口流动大潮的主要是那些年富力强的人。在20世纪20年代，差不多有半数年纪在15～34岁之间的佐治亚州黑人男子离开了佐治亚州。南方的高出生率直到1960年一直使南方的黑人在数量上保持增长，尽管住在南方的所有黑人在比例上一直在下降。
黑人纷纷离开南方农业地区，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一如这次迁徙的规模一样，是巨大的。北方众多的黑人贫民窟，就是这次人口大迁移时期开始形成的。纽约的哈莱姆是这批贫民窟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有名的一个，这里的大多数居民直到1910年仍然还是白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住在北方大多数城市黑人社区的居民，其生活状况在这次人口大迁徙之前与大迁徙之后，已是今非昔比了。
南北战争之前，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北方早就有为数不多的自由黑人生活在一些城市里。这些黑人当中虽说也有些个别人士颇有名气，亦有发家生财之道，但多数人都是工人阶级，没有什么特殊的专业技能或社会地位。由于当时北方主动让奴隶获释，又由于有奴隶从南方逃过来，北方自由黑人的数量就不断地增多，从而使一般的白人民众，特别又是立法官员们日益强烈地感觉到这些人的存在，对他们所抱的敌意也越来越强烈。歧视性法律和规矩随之抬头，黑人儿童被拒之于学校大门外，黑人成年人也不得与白人一样使用公共设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由于这些小规模的黑人社区日趋适应主流文化，此种束缚自由黑人手脚的法规也就逐渐有所松动，并且在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些自由黑人甚至可以说在职业方面踏上了一个小小的新台阶。
到1860年，波士顿的黑人就职业而言，并不像爱尔兰人混得那么糟糕。在纽约，黑人侍者在19世纪80年代拿到的工薪则高出爱尔兰裔侍者。1895年，在纽约克罗顿水库工地上干活的黑人劳工，拿到的工薪也比意大利工人要高。纽约黑人一般都有虽不显赫但却也颇受人重视的职业，比如理发师、侍者或技术工匠等。很少有人是一无专长的体力劳动者，多数人比刚从国外前来本市的大批白人移民的处境要好。雅各布·莱伊斯在其研究纽约的论著中，W·E·B·杜波伊斯在其研究费城的论著中，都曾提到这批黑人境遇的总体改善状况。
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居住区的隔离状况，在程度上既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也不像后来再次出现的那么严重。在纽约市，某些街区住的黑人很多，另一些街区住的黑人则很少，但没有哪个街区住的是清一色的黑人。底特律早在l860年就没有哪个街区住的黑人居民能占到50%的，而芝加哥晚至1910年也仍有2/3以上的黑人民众居住在白人居民占多数的街区里。同样，在费城和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当时尚未形成后来出现的那种住房方面的种族隔离现象。北方城市里的黑人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去使用公共设施、参加投票，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社会作用。在费城，黑人开设的饮食服务店也是一流的。在底特律，黑人内科医生和牙医的顾客主要是白人。在密歇根州，黑人政治家在主要是由白人选民构成的选区里得以当选公职。在芝加哥，对于黑人和白人之间建立起生意和社交关系，并无非议，甚至连通婚的都有。总而言之，在北方城市社区，19世纪的最后25年代表着“一个史无前例的种族友善和结合时期”。
20世纪的开端亦是上述趋势急剧逆转的开端。大批没有修养、缺乏教育，而且又出身南方农业地区的黑人民众，潮水般地涌进北方城市，引起了当地黑人和白人同样的愤懑。黑人中产阶级和北方黑人报纸指责他们粗鲁、庸俗、邋遢，说他们是犯罪分子，并且会威胁到整个黑色人种在广大白人心目中的地位。这些来自南方的移民，实际上很快就成了北方黑人社区人口的大多数。白人对他们的回应，就是筑起反对整个黑色人种的种族壁垒。这时候，黑人若试图和白人住在同一街区，就会引起暴力事件。三K党首次在北方城市出现。1911年，巴尔的摩市通过了第一部居住区隔离法，其他许多城市跟着也如法炮制。严格的职业障碍、居住障碍以及社会障碍，纷纷建立起来，其中许多一直存在了几十年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大规模的失业遍及北方各大城市时，向北方的迁徙曾经有过一个停顿期。但从1940年开始，再度发生了一场新的而且数量甚至更为庞大的由南向北的迁徙浪潮。在20世纪40年代，大大超过100万的黑人迁出了南方，20世纪50年代是40年代情况的重演。1940～1970年，共有400多万黑人迁离南方，这个数字堪与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国际移民相比。
这种移民不单是地理意义上的流动，它还意味着大批民众背井离乡，彻底与南方的农业生活方式决裂，并转到现代工业和都市生活方式中去。简言之，这是别的种族用了几代人的时间才能适应的创伤性的社会变迁。别的种族当初经历过的各种反常状态——暴力、酗酒、犯罪和敷衍塞责等——都曾在这些迁徙到城里来的黑人大众中再现过。不仅白人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在北方落户较早、较为稳定、安居乐业并有经济保障的黑人中产阶级家庭，也在社交方面不愿与这些新来乍到的黑人为伍，并不惜冒险去冲破社会障碍、严格限制的民居法规以及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从黑人隔离区搬到附近的白人街区。他们终于在1948年打赢了官司，那些限制性的居民法规在这一年被宣布为非法。此事被宣扬为全体黑色人种的一大胜利，尽管这场胜诉很少改变或几乎没有改变大多数黑人的居住模式，尽管这是由黑人精英出于逃避黑人民众的热切愿望所促成的。
20世纪初年迁徙到北方的黑人移民，是在仅仅两代人的两个世纪的奴隶制结束之后，500万黑人一下子被抛弃在备遭战火蹂躏、一团混乱的南方经济和社会状况当中，周围是被激怒的、被打败的而且时常陷于饥饿之中的白人，几百年来一直在支撑着奴隶制的种族意识形态依旧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这时黑人的起步是艰难的：一贫如洗，大字不识，甚至对卫生、社会行为的准则或责任感的基本道理都不熟悉。
时至1890年，所有靠工资为生的黑人，有3/5是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大老粗。这是一种征兆，表明一般黑人大众的处境更为艰辛、更为匮乏，甚至维护自己的健康及生命都非易事。杜波伊斯曾在1896年指出，黑人当中个人整洁情况差到令人可悲的程度。再加上不良饮食习惯，以及普遍对健康的不在乎，造成黑人的死亡率不断升高。黑人死亡率的历史曲线证明杜波伊斯言之有理。在获得解放之后的第一个10年里，当黑人首次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时，其死亡率比在当奴隶时有所上升。但他们的后代由于生活经验逐渐丰富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其死亡率从绝对数字看又呈下降趋势，而且黑人和白人死亡率的巨大差距也在缩小。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继续存在的最尖锐的差别，是各自死于传染病（梅毒、肺结核、肺炎等）的人数，而不是死于体质衰退性疾病（比如心脏病、肾病或癌病）的人数，因为患这些疾病是不足以反映卫生习惯和住房条件拥挤方面存在的问题的。贫困和缺医少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素，不过这些因素既与传染性疾病有关，也与体质性疾病有关。
在南方忍受了几十年日趋严重的压迫和恐怖统治之后，下一代黑人开始向北方迁徙，因为北方的黑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能生活得好些。但是，北方黑人的生活条件绝非南方黑人可以期待在北方马上就能达到的标准。就文化适应性而言，南方农业地区来的黑人迁徙者，比北方的城市黑人仍要落后好几代人的时间。其指数之一是，南方来的黑人学童当转到哈莱姆或其他北方黑人贫民窟的学校就读时，在几十年里一直被理所当然地降下一级，尽管这些学校的标准比起同一城市的白人学校来又实在不可同日而语。高死亡率、酗酒率和凶杀率是如此严重地折磨着各黑人社区的居民，以致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许多观察家预言，黑色人种最终将走向灭绝。
这些黑人移民大多是未婚的青年（男多于女），且缺乏技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些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及至1925年，纽约的黑人男子仍有72%不是一无专长的体力劳工，就是服务人员（相比之下，这个比例在1905年是86%）。黑人妇女大多数充当家佣，其比例在纽约市从1910年的80%下降到1920年的72%，芝加哥和克利夫兰两市的情况也大体相仿。在1910年，黑人男性做家佣的也大约占到半数，但到1920年则降到40%以下，因为越来越多的黑人男子进了工厂或城市中其他体力劳动的场所。很少有黑人从事专业工作，到1920年也仅只2%而已。
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就家庭生活而言，黑人的典型特点是双亲家庭居多。在1905年，纽约黑人家庭有4/5是由父亲做户主。及至1925年，该市黑人家庭只有3%是由不到20岁的女子充当户主的。那种依靠福利为生的十几岁未婚妈妈，是后来才出现的。
当时既有黑人由南向北迁徙的，也有在南方内部流动的——从农场流向城市，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在1900年，南方黑人住在都市地区的大约只占其总数的1/5。但到1960年，住在都市地区的就几乎达到了半数。这种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迁徙，就是为什么黑人的收入在1940～1960年相对于白人来说有所提高的主要原因。
黑人的生育率历来就比白人的生育率要高，但这也绝不可一概而论。例如在1910年，具有犹太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墨西哥人血统的美国妇女，平均每人生养的孩子就超过黑人妇女。后来，黑人妇女的生育率逐渐接近全美的总趋势——大体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下降，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低谷，然后又上升，在50年代末进入新的高峰期，现在又呈下降趋势。20世纪50年代黑人的出生率大体与20年代相仿。
黑人内部的儿童分布状况，加剧了该种族作为一个整体向上流动的困难程度。穷人家的孩子都比中产阶级人家的孩子来得多，这当然是一般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可谓突出地体现在美国黑人当中。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丰厚的黑人，生养的孩子甚至比同类型白人生养的孩子还要少，而低收入的黑人却比同等收入的白人生养的孩子多。黑人所作的斗争曾使一部分人摆脱了贫困，但这种斗争还需一代一代地持续下去，因为发了家的黑人并未生下足够数量的子嗣将其家族香火传下去。
20世纪初，美国黑人几近半数仍然是文盲。到1920年，仍然有1/4左右的黑人是文盲，在其后的20年里，文盲率进一步下降到1/8。直到1930年，美国黑人受教育的时间平均只有6年，比同时代的白人要少4年。实际上，黑人和白人在教育水平上的差距，甚至比这4年的时间差所体现的还要大。南方的一些地区，黑人儿童在校的天数只是白人儿童在校天数的2/3。就整个南方而言，1912年按人头拨给每个黑人孩子的教育经费连拨给每个白人孩子教育经费的1/3都不到，而在最南部的几个州，拨款悬殊更大。黑人教员学历较低，所教班级的学生也多。
大批向北方城市迁徙，使黑人儿童所受的教育在年限及质量上都有改善。由于南方农业地区种族歧视最甚，所以那些从南方农业地区迁到南方城市去的黑人儿童，所受教育的质量和年限也有所提高。直到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布朗诉托皮卡市教育董事会一案判决种族隔离为非法之前，按肤色分校的做法使黑人儿童受到歧视性待遇在整个南方一直是普遍现象。时至1910年，在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或路易斯安那州根本就没有黑人的公立中学，而且这些州的小学也有约半数是在临时凑合的地方（如民家或教堂等）上课的，而没有正规的校舍。
20世纪30年代，南方只有14%的黑人子弟上到中学。这个时期创建了少数几所高质量的黑人中学（华盛顿在1870年，巴尔的摩在1892年，新奥尔良在1916年先后各自建起一所这样的学校），而且在经过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后，佐治亚州的第一所黑人学校也于1924年在亚特兰大落成。后来的黑人杰出之才，绝大多数都曾就读于这批先期开办的中学。当其校友中不少人毕业于所谓常青藤院校时，其他子弟仍停留在小学四年级的水平。这是衡量黑人内部社会差距的一个指标。
高等教育则能更加清楚地表明黑人内部的这种阶级差别。肤色较浅的黑人精英的后裔，直到20世纪，向来都在黑人院校的师生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黑人民众的子弟才成为黑人院校学生队伍的主要成员。其中好多人得益于美国士兵权利法案才有机会进入高校。说到教育质量，多数黑人院校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开始向其多数学生教授小学或中等学校的教材，而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多数的黑人“学院”学生仍在学习预科教程。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教育机构才开始变成名副其实的学院。但是从任何指标来衡量，黑人院校当中哪怕是最好的，其水平也处在全美名牌学府之下。
由于大批黑人子弟涌入高校，他们缺乏准备，缺乏阅读习惯和智力训练，所以要达到高质量的教育效果是有困难的。美国一流大学缓慢但稳步地向黑人学生打开大门，导致越来越多基础良好的黑人学生远走高飞。在20世纪60年代，到白人院校求学的黑人学生在数量上超过了到黑人院校的就读者。
虽然大迁徙时期黑人在正规教育方面的进步既缓慢又艰辛，但他们毕竟在北方城市的贫民窟里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文化风格。他们在讲话、衣着和起居方面别具一格。其音乐也不是早先的南方圣歌，而为现代爵士音乐所取代。
此期许多杰出的黑人开始在全国舞台上亮相——尤其是在音乐界，这里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及杜克·艾灵顿这样的爵士乐大师，有W·C·汉迪（《圣路易斯》作者）及乔普林这样的作曲家，有罗兰·海耶斯及玛丽安·安德森这样的歌唱家；在流行音乐方面有艾拉·菲茨杰拉及比莉·哈乐黛等。此外，从歌舞到美术，各个领域里都有许多黑人出人头地。保尔·罗伯逊始为全美橄榄球运动员而闻名遐迩，继为歌唱家而誉满天下，终为激进派政治人物而轰动一时。
杰克·约翰逊是拳击运动中首次夺取重量级冠军的黑人，后来（几十年之后）乔·路易斯再次在体坛上赢得了一般美国人对黑人的敬重，两人皆曾夺魁，都具有尊贵的人格和高尚的体育道德。20世纪20年代在文化上和心理上发生的变化，使许多人士用“新黑人”一词来称呼这些出类拔萃的黑人。犹如在政治生活和行为举止上一样，黑人的音乐和文学也洋溢着自信和进取的精神。大萧条曾给期望在许多方面更上一层楼的乐观情绪泼过一瓢冷水，但大萧条年代过去之后，进步的势头又恢复了。
伴随着普通黑人的经济地位缓慢而稳步地上升，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其成员来自一般的黑人民众，而非出身于混血精英的后代。他们在北方城市中取代了旧有的精英，或与之汇合，有少数不久前才到达北方的黑人，家产相当可观：C·L·沃克夫人凭借她的化妆品公司而变成第一位黑人百万富婆。约翰·约翰逊从一个芝加哥擦皮鞋的小伙计而最终变成拥有好几百万美元资产的约翰逊出版公司（黑檀出版社、黑玉出版社等）的业主。还有其他黑人在人寿保险、体育界及娱乐圈也成了百万富翁。
并非所有进入北方城市的黑人移民都来自南方的农业地区。从20世纪早期开始，又一批来自牙买加岛、巴巴多斯岛、特立尼达岛以及英属印度群岛其他地方的黑人移民，住进了纽约的哈莱姆。到20世纪20年代，哈莱姆的居民有1/4是西印度群岛人。从全美来看，西印度群岛人已经大约占到黑人总人口的1%，但他们在黑人专业人员、生意人或知名人士中，占有额外突出的比例。具有西印度群岛血统的出类拔萃的黑人很多，包括马库斯·加维、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克劳德·麦凯、雪莉·齐泽姆、马尔科姆、肯尼斯·B·克拉克、威廉·阿瑟·刘易斯、西德尼·波蒂埃以及亨瑞·贝拉方特等。
尽管就种族所属而论，西印度群岛人与美国黑人并没有明显差别，但他们却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而且在社会上与其周围的其他黑人相比，向来别具一格。这两部分黑人之间的通婚率，历来就特别低。在美国的西印度群岛人，绝大多数依旧与其他西印度群岛人结婚，即使他们居住在美国黑人社区，或者即使他们在那些学生全是美国黑人的高校里读书，也仍然如此。
这两部分黑人之间的差别自有其历史，而且仍可以从今天颇大的社会与经济差别上反映出来。要讨论美国黑人的总体境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白人的种族歧视，并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咎于黑人的文化模式，这两部分黑人之间的差别能给人们提供某些值得深思的线索。
在奴隶制时期，英属西印度群岛也和北美各殖民地一样，接纳了代表着许多非洲部落的黑人混合体。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批被带到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黑人混合体在开始时就存在着任何差别。事实上，西印度群岛对于许多后来终于被辗转贩卖到北美的黑奴来说，只是个临时的中转站而已。
对于那些留在西印度群岛而沦落为奴的人来说，当地旧奴隶制度通常比北美洲南方的奴隶制更加严酷。在西印度群岛养活奴隶的代价，被认为要高于从非洲买来黑人来替补他们的代价，而实际也就是根据这种盘算来对待该地奴隶的。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从未能自我繁衍以保持原有数量，而必须不断地从非洲买来黑人以经常地加以补充。1690～1820年，仅牙买加岛一地就买进了80万以上的奴隶，但该岛1820年的黑人人口总数尚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巴巴多斯岛的黑人人数，在17世纪和18世纪两个世纪里一直在下降，尽管该岛还在不断地买来黑奴。相比之下，美国从未像牙买加那样买进如此之多的奴隶，但美国的黑人人口至1860年通过自然增长而上升到500万左右。
西印度群岛上的奴隶制一般是大规模种植园奴隶制，种植园面积比美国的种植园面积要大得多。这些庞大的商业化经营单位（一般是种植甘蔗），其拥有者通常是不居于当地而住在伦敦的地主。控制种植园的全权掌握在当地受委托的白人律师和监工手里，这些人受私利驱使不惜任何代价去扩大眼前的生产（因有一定的百分比归他们所有），可谓竭泽而渔，根本没有长远打算，也不顾奴隶的体力损耗和土地的承受力。美国的奴隶主一般都居住在自己的农场或种植园里，故而能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去考虑如何对待自己的土地和奴隶。区别之一是，西印度群岛奴隶当中的婴儿死亡率是美国奴隶当中婴儿死亡率的好几倍。
白人男子仗势玩弄黑人妇女的情况，在美国仅是零星发生，而在西印度群岛却是有组织的、普遍的，甚至有人以此谋利。监工头们及各岛为数不多的白人居民，一般多属侨居当地的单身男子，而美国的奴隶主则倾向于雇用已婚的人充当监工，目的恰在于避免因监工与奴隶女子发生两性关系所招致的麻烦。
在美国，奴隶主对奴隶进行着家长式统治，这种关系有时能使奴隶制最残暴的一面有所缓解，在实行大生产的商业化种植园奴隶制度的西印度群岛，很少有其立足的余地。18世纪有一位观察家注意到，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从来就不熟悉其奴隶，“从未向他们微笑过”，跟他们也无话可谈。英国人固然“保障奴隶吃饱肚子”，但也使用“足以令人类本性望而却步的酷刑”。
因为西印度群岛的民众绝大多数是黑人，而美国人口绝大多数是白人，所以英国人在那里就仿照拉美的做法，按肤色深浅将黑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实行分而治之。肤色等级历来使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民众在内部处于分裂状态，其程度比美国黑人要严重得多。
一句话，奴隶制那些备遭世人痛斥的特征把黑人当牛马使用，黑人妇女遭玩弄，黑人内部分裂，以及黑人因肤色而自轻，在西印度群岛比在美国更为恶劣地体现出来。但是，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度具有的若干尚未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特点，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在美国能获得较大的成功。和由主人发给食品配给并时常在大食堂吃饭的美国奴隶不同的是，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被给予土地和时间去自行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将剩余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买回自己心仪的东西。简而言之，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于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即使身为奴隶，也在自己照料自己方面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前人传下来的经验，并且有从事买卖的经验。当时有观察家注意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在分给自己的小块土地上干活，比在奴隶主的大田里劳动，显然要特别卖力。他们具备市场经济里普遍存在的那种逐利心或经验，而这正是美国黑人在200年里被剥夺了机会去掌握的东西。
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在1838年8月1日获得解放，比美国黑奴早了一代人的时间，更何况，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在获得自由之前，还曾有一个准备时期。而不是像美国那样，是在一夜之间突然获得解放的。
西印度群岛黑人在刚刚获得解放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其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南方黑人在南北战争结束初期的遭遇如出一辙。劳役偿债制度实际上使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又沦为奴隶。蔗糖市场价格的灾难性下跌，在西印度群岛普遍造成经济衰退，正如战时的破坏曾使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南方陷入经济衰退的情形一样。当时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普遍穷困潦倒。许多人移民到世界各地——有的是一去不复返，有的则是暂时侨居海外，其中迁徙来美国的人，则大多数在纽约市定居下来。
早在18世纪就有小股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来到美国，但数量可观的西印度群岛人抵达美国——主要是纽约市——始于20世纪。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来美的约有30000人，第二个10年里增加了一倍以上，20世纪20年代约为40000人。到1930年，在外国出生的美国黑人（多数为西印度群岛人）占到了美国黑人总人口的大约1%。开始时是男性多于女性，但到20世纪30年代，两性之间的比例就差不多达到了平衡。就像那些在国内迁徙的土生土长的美国黑人一样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多是年轻人，半数以上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
在20世纪头25年内抵达美国的那些黑人当中，约有40%在西印度群岛原本是劳工或佣人，另有10%～20%是干农活的，只有4%的人干的是专业工作。总之，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早期移民，就其职业水准来看，与同时期从美国南方来到东北部城市地区的黑人并无多大差别。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具有农业背景的其实并不是其主要成分，而供职于工业和商业的人反倒较多。和从美国南方农业地区来的迁徙者不同，80%的西印度群岛移民是来自城市。西印度群岛人和美国黑人两者相比较，差别主要体现在其行为模式上，而非在其职业背景上。西印度群岛人节俭得多，勤劳得多，而且更具创业精神。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学习较刻苦，成绩高出土生土长的黑人儿童。在美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其生育率和犯罪率既低于美国黑人，也低于美国白人。早在1901年，西印度群岛人就拥有位于曼哈顿区黑人企业的20%，尽管在这块地方他们在数量上只占黑人人口的10%。美国黑人称他们为“黑人犹太”。
分离、敌视和冲突长期构成了这两部分黑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特征，但此种关系一般又并不像别的族内冲突那样公开或暴烈。然而，这两部分人相互之间的猜忌和反责无处不在，从普通人到双方的思想领袖皆被牵涉进去。
20世纪20年代实施的限制性移民法律，使西印度群岛人向美国的流动突然停顿下来。这些法律后来被修改，导致西印度群岛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涌入美国的数量陡增，在这两个10年内各有约90000人入境。其中有15%左右的人是专业人员，另有12%的人属白领阶层。
美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在收入和职业方面，一直比美国黑人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在1969年，纽约市西印度群岛人的收入比该市其他黑人的收入要高出28%，而在全美范围内则高出52%。在美第二代西印度群岛人的收入要高于白人的收入。土生土长的美国黑人在专业人员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小得可怜，而西印度群岛人从事专业工作的比例，却比全美的平均比例还要稍高一些。土生土长的黑人的失业率高出全美平均数，但西印度群岛黑人的失业率却低于全美平均数。1970年在纽约警察局任职最高的是清一色的西印度群岛人，在该市充当联邦法官的黑人也是如此，多年来曼哈顿区历届的行政首长都是西印度群岛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西印度群岛人的个人成就和显赫地位，导致了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群体的“湮没”，西印度群岛人这个群体在数量上实在是太少了，很难有什么政治势力，所以西印度群岛的个别人士是以整个黑人种族的“代表”身份去担任公职的。强调他们特殊的西印度群岛人背景，将在白人和黑人当中同样削弱他们的地位。还有，从事民权运动的许多西印度群岛人，也必须把黑人的贫困和失业几乎全部归罪于白人的种族主义，尽管西印度群岛人自己的经历本身极为有力地表明，那种认为肤色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能构成严重障碍的命题是站不住脚的。
甚至那些投身于私营经济部门的西印度群岛人，也得依靠广大的黑人民众来求得发达。他们有许多人是商人、医生、律师、出版商，以及别的需要以美国黑人为服务对象或顾客的业主。移民到英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在那里就不怎么成功。也许就是因为英国不存在众多的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民众来给他们提供一个施展其本领的依托吧。
随着黑人民众的教育和技术水准的不断提高，白人民众和政治及法律制度也产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一时期，一般而言，是各种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民间和军方都缺乏人力，种族间的许多障碍被打破了。美国历史上首批黑人海军陆战队士兵在1942年被训练成功。由第一黑人将领本杰明·O·戴维斯率领的两个黑人空军战斗队，曾在欧洲参战。在民营部门，许多战时工作岗位都向求职者开放，而不考虑其肤色、性别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条件。在战后时期，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义无反顾地将“民权”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列入他的竞选纲领，不惜付出本党分裂的代价，不惜首次丢失几十年来一直属于民主党的南方各州的选票，并差一点在大选中翻船。法院开始宣判歧视性法律及惯例违宪。曾一度排斥黑人运动员的职业体育运动项目，开始被黑人运动员所主宰。进步的道路是坎坷的，双方都曾倒退过，也使用过暴力，但前进并未止步。
黑人在收入、职业和教育等方面稳步上升，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在下降，而与此同时，美国其他种族人口在这几方面的情况也大有改善。然而，尽管黑人普遍有进步，“鸿沟”依然存在，和白人一比，差别并未显示出多大变化。在1948年，非白人家庭的收入相当于白人家庭收入的53%，15年之后，这个比例未变，尽管白人和黑人的收入就实际数字来看，除去通货膨胀外，都已增加了50%。1950～1970年，黑人和白人的婴儿死亡率都大约下降了1/3，但黑人婴儿死亡率和白人婴儿死亡率之间的比例或“差距”，却无重大变化。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黑人的优势在不少领域不但在上升，而且上升得比白人要快。在1961～1971年，白人家庭收入增加了31%，而同期黑人家庭则增加了55%。在1965～1972年，正处于上大学年龄段的白人青年当中，实际在高校求学者所占的比例一直没有变化，而在黑人青年当中这个比例却增加了一倍。在1960～1972年，从事专门职业的白人人数大约增加了20%，而黑人在这方面的人数却几乎翻了一番。黑人充当工头、工匠和警察的人数增加到2倍，黑人工程师的人数则增加到3倍。入选国会的黑人在1964～1972年增加了一倍，入选全美各州立法机构的黑人也增加了一倍。在南方，入选各州立法机构的黑人则增加了3倍多。
黑人人口的地理分布，扭曲了全国性统计数据对比的事实。尽管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迁徙，但仍有1/3稍多的黑人依然住在南方，而南方的工薪收入和生活费用，对黑人和白人来说，一般都偏低。只有不到1/3的白人生活在南方，住在南方以外其他地区的黑人家庭，挣得的收入要比住在南方的黑人家庭高出40%。纽约州的黑人所挣得的收入相当于密西西比州黑人收入的2倍。人口的地理分布不仅影响到黑人和白人的对比，也影响黑人和其他种族的对比。各种族的年龄差别进一步扭曲了相互之间的对比事实。从全美来看，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总体差别一直是很大的，然而若以同一年龄段的黑人和白人相比，尤其是在南方以外地区，差别就已经明显缩小了。生活在南方以外地区的青年夫妇（35岁以下）当中，黑人的收入在1959年相当于白人的78%，1971年则相当于93%。若以黑人和白人都属夫妻双双参加工作为例，那么1971年黑人夫妻挣得的收入比白人夫妻还要高出5%。就全美范围而言，1969年波多黎各人家庭挣得的收入比黑人家庭略微偏高，但居住在南方以外地区的黑人家庭所挣得的收入却高于波多黎各人家庭，波多黎各人几乎没有住在南方的。即使是美籍墨西哥人在收入方面比黑人高得多的现象，其实也只是一种地理现象罢了。尽管从全美来看，美籍墨西哥人家庭所挣得的收入在1970年要超过黑人家庭，但居住在南方之外的所有地区的黑人家庭，其收入都比美籍墨西哥人家庭收入的全美平均水平要高。
黑人在获得普遍进步的同时，也曾在某些特定领域发生过倒退现象。以母亲为家长的黑人单亲家庭，从1950年占黑人家庭总数的18%上升到1973年的33%。1950年的18%为白人同类家庭比例的2倍，1973年的33%则为白人同类家庭比例的3倍以上。有人试图将此说成是“奴隶制度的一项遗产”。但事实是，以母亲为家长的单亲黑人家庭在从前甚至在奴隶制度下，都属罕见现象。随着贫困程度的下降，依靠福利为生的黑人的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却上升了。不管是就绝对数量而言，还是与白人比较，黑人人口当中就业者的比例已经在下降。同样，从绝对数量与白人相比较，黑人的失业率却在上升。1978年，十几岁的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比30年前要高出5倍多。造成这些恶果的因素当中，就有政府推行的许多项目。这些项目，尤其是《最低限额工资法》，使得黑人找工作更加困难，而另一些项目，尤其是《福利法》，却又使就业变得不那么重要。
为了推动黑人前进，政府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这些努力的是非曲直，常与黑人教育、技能水平的日趋提高以及黑人人口地理分布的调整所造成的影响搅在一起，也与白人对待种族问题态度的变化——此种变化使民权法案和政府的其他措施成为可能——有密切联系，因此很难予以评定。在政府推行的这些项目中，争议最大的当推1971年作为“目标和时间表”的《“肯定性行动”反歧视法》，或称《种族入学与就业配额法》。经济学家们已发现，这些配额制度的效果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超出20世纪60年代在实施“机会均等”政策时所获成功的范围。但是公众对《“肯定性行动”反歧视法》的认识不一，在一般的白人当中，该法引起了强烈的愤懑情绪，这种情绪又被日渐抬头的种族主义组织比如三K党和美国纳粹党等所利用，而这些组织又时常出现在他们以前从未横行的地区。黑人组织和犹太人组织之间的悠久联盟关系，也因在配额问题上的分歧而破裂。
黑人今天实际上几乎是美国任何一种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到棒球场，哪儿都有他们的存在。讲述美国的民间英雄人物若不提乔·路易斯、维利·迈耶斯或O·L·辛普森的大名，那故事就是不完整的。美国音乐和美国俚语均带有黑人音乐和用词的韵味。有3个黑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是拉尔夫·本奇和马丁·路德·金，经济学奖得主是威廉·阿瑟·刘易斯。这部分地反映了障碍的消失和机会的开放。这也反映出，为了把整个黑色人种提高到得以自享其劳动果实的水平，社会作出了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名垂青史和不为人知的英雄都为此而奋斗过——从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地下学校和地下铁道，从埋尸葛底斯堡及安提耶坦战场的将士，到为了教育奴隶子女而无私献出青春和安逸的“夫人教员”，从那些为推动自己种族前进而苦干的默默无闻的黑人，到那些毅然加入争取正义行列的其他人士，都有一份功劳。
地位显赫或引人注目的黑人，迄今一直大多出身于黑人精英世家，或出身于西印度群岛人家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瑟古德·马歇尔，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陆军部长克利福德·亚历山大，以及佐治亚的朱利安·邦德，代表着“古老家族”、“国会种族平等”议员团的前任领袖人物詹姆斯·法尔默和罗伊·英尼斯，众院女议员雪莉·齐泽姆以及加州前任副州长默尔文·迪马里等人，均出身于西印度群岛人家庭。学界黑人当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属于“自由的有色人”后裔的有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和艾尔文·普圣特等，属于西印度群岛人后裔的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以及肯尼斯·B·克拉克等许多其他知名学者。
黑色人种在美国走过的漫长历史道路上，有过许多重大的里程碑及深刻的变迁，例如受奴役、获解放、大迁徙以及20世纪的民权革命等。若以1619年、1865年、1900年或1954年这几个年头作为起点来衡量，黑人进步的速度在各个时代是不相同的。今天许多生活在北方城市贫民窟里的黑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从南方过来的迁徙者，他们尚处在其他黑人50年或100年前的发展阶段。整个黑人种族，已经在谋求生存的伟大斗争中从极端贫困的境况以财富、知识和权利三者而论上升到与其他种族群体并驾齐驱的地位。无论是哪个种族都不像黑人那样不得不从如此低下的起点赶上来，以便和他们的美国同胞携手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