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期以来曾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第一部《大英百科全书》于18世纪问世时，西方所知道的日本只占了一句话的篇幅，即仅仅标明其所处的经纬度而已。
日裔美国人如今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主要靠两条：一是他们勤劳肯干，就业率高出平均水平，失业率低于平均水平，多数日裔家庭同时有几个人在挣钱；二是教育水平高，加之他们又多在收入高的科学界和应用领域就职。
日裔美国人的历史，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故事。移居美国的众多种族中，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样坚定而执著地争取充当模范公民。日本人遭受的冷眼和遇到的隔阂也堪称最甚，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投进了拘留营。可是，日本人比其他种族更出色地战胜了所有困难，在经济、社会及政治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日裔美国人的历史，大体上受到美国人对华人的那一切态度、偏见及歧视的影响，华人到达美国要比日本人早30年左右。这两个种族在一般人印象中被笼统地视为“东方人”或者“黄祸”，尽管在事实上他们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群体。日美关系也影响了日裔美国人的历史。但是，说到底，日裔美国人那非凡的历史取决于那些漂洋过海的日本人身上所具有的非凡气质。
日本向美国移民始于19世纪后期，当时日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德川家族的军阀统治于1868年被推翻，取而代之的不仅是一批新的政治领袖，而且还有一整套新式的价值观念和民族雄心。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标志着现代日本的开端。日本从一个千百年封建闭塞之邦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加入了国际上的商业、文化交流和战争。
日本长期以来曾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第一部《大英百科全书》于18世纪问世时，西方所知道的日本只占了一句话的篇幅，即仅仅标明其所处的经纬度而已。直至19世纪中叶，也只有长崎这一港口城市才被允许与外界保持十分有限的接触。日本的孤立状态于1854年被强行结束。当时，佩利将军率领一支美军海军进驻东京湾，诱使日本政府签订一项条约，该条约赋予美国人有更为广泛进入日本的自由。此举不仅使日本有机会接触西方的思想和技术，而且也揭示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即日本当时比西方落后到何等程度，其闭关自守的代价又何等之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为日本此后100年的政治发展确立了议事日程：赶上并超过西方。日本对西方的感情很复杂，既憎恶其傲慢，又欣赏其赖以称雄的成就。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对西方完全着了迷的国家，正是那个时代的日本移民到了美国，也正是那个时代的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在日裔美国人社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日本本国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很久，此种情况仍然故我。在别的时代移居其他国家的日本带着的文化与此大不相同。正如一位20世纪的日本作家所说：“如果你想看大正时代的日本（1912～1926年），请去巴西；如果想见识明治时代的日本（1868～1912年），请去美国。”
明治时代的日本，从1876年开始在中学里开设英语课，并允许建立基督教教堂和学校；日本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对美国及美国生活方式公开表示强烈的好感。美国被描述为“人间天堂”，并因为它结束了日本的闭关状态而被视为“恩人”，美国的自由被赞美成既令人羡慕又值得仿效的东西。政府发行的教科书把富兰克林和林肯树为典范，教日本孩子向他们学习，其程度远远胜过对日本自己民族英雄的崇拜。也许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明治时代的日本人那样，给自己灌输了如此之多的美国生活方式。明治时代迁居美国的那批日本人的子孙后代，则一直把赢得美国人的接受和尊敬作为奋斗的主要目标。
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对西方的洞悉，一方面使日本人感到自惭形秽，另一方面也引发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时常被日本人自己看成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明治维新时，在日本出版物中，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常常是两大并行主题。例如，19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作家直率地断言，日本人“没有能力”；另一位作家写道：“日本国民的理解力迟钝，体格弱小。”而极端民族主义、传统主义以及军国主义，则是与此针锋相对的三种情绪反应。把天皇奉为大和民族的神圣领袖，是明治后期的产物，当时对天皇的崇拜尚未达到后来那种盛行的程度。当对天皇的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美国的日本移民已是成人了，他们对崇拜天皇以及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其他方面，均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以致许多美籍日本人的著作在日本被禁。
日本人对1895年打败中国、1905年打败俄国的激动情绪，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内在的矛盾心理。日俄战争是一场一个亚洲国家首次战胜一个西方国家的战争。由于日本“战胜了古老而又伟大的中国，”一篇日本报纸社论这样写道，“胆怯的日本人现在坚信，他们并不比其他民族低劣。”在这之前，日本看待“西方的文明国家，就如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看待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一样……”也就是说，“表面上他们讲大话，说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害怕西方的能力、强权和知识，并听天由命地认为他们不可能与西方抗衡……”时至1899年，日本信心十足地收回了当初让给西方国家的治外法权，并在20世纪初作好了向沙皇俄国挑战的准备。
就国内而言，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的难题是，既要维持传统式的控制，又需废除封建主义，有选择地采纳西方观念，包括资本主义和现代技术。这一过程势必牵涉到社会动荡和政治紧张。关于财产和契约的现代概念，给了农民以行动和择业的自由，但也使地主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把佃农从土地上赶跑。旧的武士阶层被赎金打发掉了，随之在经济和社会上日趋没落，那些为武士服务的商人和手艺人也跟着走了下坡路。新兴的出口市场给一些行业带来兴旺，比如丝绸和产茶。但是，进口方面的竞争却迫使另一些行业日益萧条，比如棉布生产。占人口80%的农民，继续处在德川幕府的苛税重压之下，他们也继续像在德川幕府时代那样屡屡起来造反。
在经历这些经济和政治变成的同时，日本人口迅猛增长。在1/4世纪稍长的时间内，日本人口增长了30%，1900年时达到4400万。这一方面是由于死亡率下降，因为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是由于出生率上升。新增加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农业人口大体保持不变，而城市人口却急剧膨胀。中产阶级的平均生活水平上升了，但失业率和家庭自杀比例上升的局面表明，许多人受到当时社会动荡的冲击是很严重的。
在明治幕府当政时的日本，人们不能再像在封建时代那样简单地遵循现成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得不寻找工作，以图在世界上找个立足之地。许多人去海外寻找机会，因为海外的生活水平比日本高出许多。当时美国工人的工资为日本工人的5～10倍。虽然日本人历来是不肯离乡背井的，但明治时期新的经济状况却使得国内的迁居现象到处可见，有些人进入城市，有些人成了在全国漂泊不定的流动工人。乡土观念与流动工作方式之间的冲突，使外出谋生的人最后还是重归故里。许多为了寻找经济出路而远离家门，在国内奔波或闯荡到国外，但最终还是叶落归根，回到乡里和家人及邻居住在一起，与祖先葬在一起。离开家乡，奔赴一个陌生的国土不被看成是移居，而被看成是一种旅居，就像意大利人和中国人那样。可是，虽然许多日本人实现了回乡的宿愿，另有许多人却没有这样做，这也和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差不多。
作出移居的决定，哪怕是暂时性的，并不是一个随机的个人决定。目的地并不是自己选好的。在日本，正如在许多别的国家那样，首批移民的特定目的地及经历大大影响了后来人的移居模式。这种现象甚至在战后日本还存在。例如，来自战后日本三步村赴加拿大的移民，有90%在该国的一个特定地区定居下来。移居美国的冲绳人有90%以上去了夏威夷，只有8%的人到了美国本土。早些时候，从同一地方来的冲绳人，一半以上去了菲律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移民的最初时期及在20世纪，日本向美国输送移民最多的专区之一乃是广岛。
建立在家庭、朋友或当地熟人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是形成这种移民模式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商业性劳务组织发觉，集中在一地招工运往海外更为划算。
日本向海外移民始于明治维新的头一年，即1868年。是年有148名合同工从日本驶往夏威夷。夏威夷和日本人之间的相互不满，导致日本政府出面干涉，当即遣送一批人回国，并在其后许多年内规定不准其他日本人去夏威夷。日本对海外的日侨十分关心，国家有能力和威望为其撑腰，这使日本有别于当时的中国。中国当时太弱，自身也难免不被瓜分，根本谈不上替海外华侨讲话。总的来说，日本政府保护其海外侨民工作条件的有效性，不容夸大。然而，这种保护确实是存在的，是所在国政府不可不认真对待的。
1885年日本严峻的经济状况，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考虑其对向夏威夷移民的禁令。次年，夏威夷和日本之间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协定，允许日本继续向夏威夷移民，给日趋发展的甘蔗种植园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日本对这些暂时性移民的挑选实行控制。先前的日本移民是来自广岛和山口两地的城市工人，根据此次协议而来的合同工多数来自山口的农业或渔业地区。这样就避免了工人和工作的错位，这种错位曾导致先前的夏威夷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不睦。在这个时候去夏威夷的日本人，几乎都成了蔗田工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青年男子。
日本向美国移民与迁居夏威夷发生在同一时代，后者直到1898年才成为美国的领地。日本人在19世纪60年代移居美国本土的人才200人出头，19世纪70年代略少于200人，但此后就迅猛增长起来。在19世纪80年代，2000多名日本人移居到美国本土，19世纪90年代这个数字增加了3倍，20世纪的头10年内达到10万人的高峰。由于受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移民法的限制，此期赴美的日本人数量很小。日本移民中男子占大多数——1890年人数是女子的7倍，1900年的人数是女子的24倍——因此许多人后来都返回了日本。
可是也有许多人在美国留下了。在19世纪80年代及19世纪90年代，持政府颁发的旅美护照的日本人后来交回护照的不到半数，而去俄国或中国的大部分日本人都把其护照还给了政府。在夏威夷，日本人两性比例失调的状况较为轻微，但仍然是够严重的。1900年，夏威夷的日本女性对男性比例为1∶3.5，1910年为1∶2。到了1930年，男性比女性仅多出16%。所以，暂时性和试探性是日本人向美国移民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日本政府事实上将其移民看做暂时性的，而美国因反对华人而制定的法律也使得亚洲人无法申请美国国籍。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作出了留下来的选择。
离开日本者通常既非最低层又非最高层的人。公道地说，日本向来以苦干和节俭闻名，但这并非所有阶层人士共有的特征。日本在明治时代存在着某些下等阶层的人，他们“右手挣的钱很快被左手花掉”，一领到钱便纷纷旷工。这样的人当然没有去美国。贵族自然也不会去美国。去夏威夷或美国的日本人，皆属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条件有限，出身农民。他们能让家长或村上有名望的人当担保人，并同意支付他们的旅行费用。
他们到美后，加倍偿还了债务。从广岛一带来美的移民，在20世纪初平均每年汇回日本的钱，比日本人两年的平均工资还要多。这个现象在其他地区也见得到。广岛一个区的移民寄回日本的平均积攒，比占日本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年收入还要多。这些数字反映了日本和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也反映了日本移民的艰苦朴素。
许多回国的日本人，不仅可以偿还旅行费用，而且有足够的钱购买大量的农田或去经商。在日本的一些村子，如果在美国有许多移民，或有从美国归来的移民，那么，即使以前再穷，也往往比其他村子明显富裕多了。他们的房子显得更加华丽，且结构常常是西方式样的。从整个国家来看，这笔钱对日本的国际收支平衡很有意义。从地区来讲，比如在广岛区，侨汇总额高达整个区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简言之，在美国的日本移民对日本是十分重要的。天晓得，也许就是因为在美挣的钱把广岛建成了这样一个工业中心，才使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首要军事目标。
在美国的日本人
在夏威夷及美国本土，日本移民最初是颇受欢迎的。他们是经过预选的身强力壮的优秀青年，雄心勃勃，敢到离家万里的地方去闯荡。夏威夷蔗田里的活尽管相当艰苦，但他们在那儿都干得很出色。在美国本土，约有40%的日裔开始时是农业工人，其余的在其他一些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劳动，诸如铁路、矿山、伐木场、罐头厂、肉类加工厂等类似的艰苦行业。一些人成了美国富人的家佣。在所有这些职业中，日本人毫无怨言地接受工资低、工时长的工作，也不在乎艰苦的工作条件。在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农业中，他们挣的钱接近其他工人的两倍，足见日本人的勤劳。
当日本人给白人当助手时，他们不仅自觉地履行自己工作范围内的职责，而且还经常为白人分担许多责任，从而获取了日后对他们自己很有好处的高级技术和工作经历。
正如其他操着外语、吃着特别食物的种族一样，日本移民经常在一起干活，由本国的劳务合同商进行监督。日本移民的节俭和勤奋的标兵，以低于美国标准而高于日本标准的工资铢积寸累，从不懈怠。当实行计时而不是计件工资时，日本人一开始的工资收入比白人偏低（约低14%）。但是，一半的日本要么是合同工人，要么是计件制工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比做同一工作的白人收入来得高。
正是日本人的这些美德，最终驱使别人起来反抗他们。虽然日本移民是雇员的好料子，可这反而使他们成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仇视和惧怕的对象。劳联主席赛缪尔·贡泼斯斥责亚洲工人，拒绝让他们加入工会，哪怕是实行隔离的地方工会也不行。日本的节俭、勤奋和上进心使他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普通劳工上升到小农场主或小业主的地位。这么一来，先前以老板身份欢迎日本人的美国农场主或企业主，就转而将他们作为敌手来加以对付。况且，由于日本人只在加州的一些少数社区从事少数特殊的行业，这种职业上和地理上的高度集中状态，使他们成了带回惹人注目的靶子。当加州的日本人从农业劳工上升到租地农场主或（更为罕见的）地主时，从白人农业工人到白人农场主，大家都把他们看做竞争对手，普遍对他们怀有敌意。这种额外的敌意（如今又包括来自一个更有影响的白人农场主阶层）很强，终于足以掀起一股反日的立法浪潮。这些法令在加州延续了几十年，其中主要有1913年的《外籍人土地法》，该法禁止不够资格申请美国国籍的外国人（即一般所泛指的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拥有加州土地。从全美来讲，加州在这场旨在阻止美国接纳日本移民的政治运动中带了头。
由于日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崛起而为世界强国之一——在1895年战胜了中国，1905年又战胜了俄国——美国不能像30年前那样以突然的、单方面的轻蔑方式去终止中国向美移民的方式，去终止日本向美国移民。美日两国政府之间于1908年达成了一个保全体面的协定，史称“君子协定”。该协定规定，日本严格限制赴美的移民人数，而美方则允诺已经在美的日裔人的妻子得以来美与丈夫团聚，并允许双亲及子女来美团聚。这样，伴随着中国移民被终止时发生的那种两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就没有在日本移民中重演。在君子协定之后数量有所减少的日本移民，大多是妇女。虽然最初日裔在美国本土的两性比例失调状况与第一代中国移民相差无几——1900年日裔男性与女性比例为24∶1——但后来，这种失调就逐步得到缓解。到1910年，“仅仅”是7∶1，到1920年，就不足2∶1了。一些来美的妇女是寻找丈夫的妻子，另一些妇女则是在日本通过代理人办了婚姻手续，以便合法地来美，后一种人被称为“照片新娘”，由在日本的家长选中后，将其照片寄到美国的男方对象，在美的日本男子看中了就可成婚。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在日本属司空见惯，而这些跨太平洋婚姻也都是门当户对的。但这种做法使美国人感到震惊，加剧了他们的反日情绪。然而，日本人在美国土地上成立一个家庭，就标志着在美国扎下了根，也就不再是旅居异国他乡的行踪不定的寓客，而成了美籍日本人。仍有不少人陆续返回日本，包括某些从日本嫁过来的女性。可是，那些留下来的人就成了第一代美籍日本人，叫做一世，以别于二世（第二代）和三世（第三代）。
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没有把它的那些筋疲力尽、贫困潦倒及蜷缩一团的劳苦大众送给美国。在向美国移民这一点，日本人与众不同。日本移民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秀公民，但他们通常也不是来自富裕家庭。日本移民带往美国的平均盘缠，从1896年的11美元到1904年的26美元不等。在这方面，他们更像穷困的东南欧国家的移民，而不像西北欧国家的移民。他们的可取之处不在于有钱，而在于有本领。
第一代的男性移民，是由日本政府挑选出来的身体健康、品德优秀而且愿意卖力的一批青壮年。他们成长在一个日本民族决心接受并仿效美国生活方式的时代。那些漂洋过海去与在美的日本男子完婚的女子，可谓相当的保守而温顺，甘心绕地球半圈，和由父母选中的但连面也没见过的男子结合。就价值观念和自律精神而言，这些男子和女子都是非同一般的。他们追随着明治时代已成为日本文化一部分的美国理想，而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升高的地位，又使他们得以保持作为日本人的自豪感。
第一代移民虽然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或在农业或在工业），但他们受过教育，酷爱读书。几乎所有人都会用日语读写，所以许多日文报纸的发行量也就很大。虽然日语讲得好对美国雇主来说，并无直接的经济价值，可这表明他们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在美国，对于许多种族来说，英文讲得好坏是另一码事，但懂一门外语却向来被认为是与经济进步相关的。总之，教育通常是一种表征，能体现出人们在其他方面的社会特点，诸如由籍贯地、阶级归属感或家庭背景所决定的各种理想，以及为了有可能实现这些理想而对人格和气质所进行的熏陶。从在日本出生的美籍日本男子来看，祖籍地区的总体教育水平，较之他们个人的教育程度，更能与他们后来在美国的成功挂起钩来。他们家乡地区的雄心壮志和性格特征，也许是使他们能获得成功的更加根本性的因素。
就数量而言，到美国的日本移民并不多，尽管20世纪初加州到处都有“黄种大军”或“黄祸”临头的喧嚣声。1907年是有记录的日本移民最多的一年，约为3万人，1882年华人移居最多，为4万人。即便没有记录在案的非法移民超出这个数字一倍，通通加起来也只不过是欧洲移民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在1907年的日本移民顶峰期，区区3万人尚不到来美移民总数的3%。况且，日本移民的回流率很高。从1908年成立君子协定到1924年彻底中断从日本（及其他国家）向美移民，期间约有16万日本人来美，约有7万人离美。他们“集居”在加州的部分地区，因而造成了一个日本人“大举进犯”的假象，而实际上即使在加州，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超过该州总人口数的3%。正如一位有名的经济史学家所说，“就那么几个日本良民竟然会莫名其妙地激起如此之甚的仇恨和恐惧，实属罕见”。
在日本人比例较大（20%以上）的夏威夷，对日本人的惊恐反倒不那么厉害。可是，即使在夏威夷，日本人在工资上照常受到歧视，要晋升到技术岗位也到处受到刁难。1909年日本农业工人的一次罢工，更恶化了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它给日裔田间农工带来了某些好处。
当日裔美国人成为农场主或雇用日本农工的雇主时，在工资上对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歧视也就随之减弱了。最初，白人农工按计时制挣得的工资比日本人高，但当使用计件办法时，他们就挣不过日本人了，因为日裔农工的工作效率高。日裔农场主付给日裔农工的工资比白人农场主给的要高，这样就迫使白人农场主提高日裔雇工的工资。1909年后，对日裔农工的歧视几乎不复存在了。再过10年之后，由于日本人的高效率，日本农工的收入实际上高于白人农工，这种高效率此时已得到普遍的承认。
日本租地农场主也繁荣了，尽管他们在同样的土地上付出的地租要比白人多。可是，美国人对日本的经济歧视，却使他们自己在政治上丢分。日裔租地农场主付出较高的地租，这就意味着一个有势力的阶层（白人大土地所有者）感到有必要阻止把日本人完全赶离土地，而这偏偏是《外籍人土地法》第一稿的初衷。后来写进法律的政治妥协案允许日本租借土地，即使他们不可能取得所有权。这些法律在加州立法两院几乎全票通过。这表明了加州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将导致许多其他针对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法律及惯例。
《外籍人土地法》是否真正有效地阻止了日本人的经济进取，大可打个问号。1913年的《外籍人土地法》颁布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接着就爆发了。由于许多白人农工离开农场而到工厂里去挣大钱，充当佃农的日本人就供不应求。况且，法律上的不少漏洞也使许多更繁荣的佃农得以成为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在美国生养的子女是第二代，这第二代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可以拥有土地，并行使他们父母被剥夺了的其他权利。日本家庭以孩子的名义拥有大量土地。有时，日本人向同情他们的白人买进土地，但在法律上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由他们耕作，这种土地和自己的没有什么两样。为了逃避《外籍人土地法》，还成立过许多有名无实的公司。到了1920年，这些逃避手段已是如此的普遍和尽人皆知，以致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来堵住漏洞。这项新法律作为动议案以3∶1的多数票获得通过。1920年的《外籍人土地法》不仅禁止无权申请国籍的客籍人（亚洲人）拥有土地，而且禁止他们租借土地，并试图禁止以在美出生的子女的名义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做法。但法院裁决和新的逃避措施使得日本人能够继续在加州农业中生存下去。直至1940年，大部分受雇的日本男性仍然是农场主。该项法律在减少日本人占有土地的数量方面并非完全无效，也给日本人经济上的腾飞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但却没有完全把他们困住。其中一个原因是，土生土长的日裔美国人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因而不受针对“无权申请国籍的客籍人”的法律的限制。《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使法律不能故意把日本人挑出来作为它的受害者。到1930年，美国本土上的日裔美国人几乎有一半是土生土长的。到1940年，加州全部的商品蔬菜，约有1/3是由日裔美国人种植的。
除了在农业上的成功外，美籍日本人还以出色的园艺技术名闻加州。园艺与农业有关，一些日裔就专以经营园艺为业，或承包别人的庭园管理。“日本园丁”成了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生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请这些园丁来照料其草坪和庭园。园艺业是小本生意，但具有独立性，因为园丁从许多人家领取合同报酬，不是任何一家的仆人。早在1928年，南加州一带就有1300名日本园丁。日本人在农业上的成功还包括开办农贸市场，经销自己农场的产品。1929年，光洛杉矶一地就有700多个日本人经营的这种市场。
日本人也涉足于与土地无直接联系的商业性活动，并同样搞得很成功。到1919年，西雅图半数的旅馆和约1/4的杂货店均是日本人经营的。在洛杉矶，第一代日本移民除了开办廉价旅馆外，还拥有干洗店、餐厅和鱼行。一些日本人经营的企业，开始时都以满足本族同胞的需要为主，尤其是迎合日本人的特殊饮食习惯。可是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远远地超出了日本同胞的消费需求。还有一些日本人所拥有的企业，如上述的园艺和农贸市场，其顾客几乎都不是美籍日本人。
日本人之所以能从体力劳动者上升到小业主的地位，个人节俭只是部分的原因。和中国人一样，他们通过一种称为“会”的信用组织来筹款，以创办新企业。但是，要办好这种手续简便的“会”，就必须依靠一整套建立在家庭和街坊联系及重视名誉基础之上的信用网，才不至于有人会好意思拖欠会款。敢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勤奋和毅力，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而对某些企业来说则显得更加重要）。一个园丁所需的资本，无非是一辆小卡车、一架割草机、若干剪切机和草耙之类的工具。园丁个人的思想品行才是关键的东西。日本人在做农工和家仆时已经赢得了勤奋而又值得信赖的好名声，这使许多美国家庭可以放心地与他们签订合同，因为请人进家来料理庭园是新鲜事，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把家私及贵重物品暴露在园丁面前。
90%以上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主要从事农业、商业以及体力活。那一代人当中的专业人员和文秘人员，加起来还不到10%。总之，日裔美国人最初的经济起飞与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他们也不从事需要有教育才能干的职业。在第一代日本移民取得相当的经济成就之后，他们才有条件让其子女（第二代）到高校深造，进而跨入专业阶层和一些需要正规教育的职业。
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千方百计避免通过政治鼓噪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虽然他们曾在法庭上打过无数次的官司。像美籍华人的经历一样，反东方人的狂热无法持续几十年，因为日本人默默无闻地工作、发财，不授人以柄。再者，日裔社区没有像当时旧唐人街那样给耸人听闻的小报不断提供有关自相残杀、鸦片窝、犯罪区之类的可怕消息。日裔美国人过着一种安逸的农村生活，成不了大新闻。
总的说来，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家庭比美国家庭要大。美籍日本人的出生率是白人的4倍，这使害怕日本人“泛滥”的呼声颇为中听。但是，日本人的出生率之所以高，原因乃在于他们绝大多数正处在青春年华。老人和孩子迁来美国的为数甚少。况且，这些年轻男女来自农村，而在全世界，农村的出生率总是偏高的。
日本家庭极度稳定，离婚极少。孩子受到严格控制，但其身心健康却是父母的头等大事，父母常常为了子女的现状和前途而作出重大牺牲。父母养育之恩，子女会回报的。美籍日本人子女惨遭事故的，要比白人或黑人的子女少得多，父母关心之切，可见一斑。
在公立学校里，日本孩子以循规蹈矩、彬彬有礼及学习勤奋而出名，并受到老师的喜爱。由于日裔在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数都很少，所以日本儿童上的学校几乎都是种族混合的学校，老师对他们非常好。这些孩子在学校里的成绩不亚于白人孩子，智商也不相上下，尽管他们的家人不讲英语，尽管从父母的职业来看，正规教育并没有多明显的作用。何况鉴于相当日裔受歧视的状况，教育对他们自己将来的职业选择能派何种用场，也是未知数。他们只不过认为，品学兼优牵涉到荣誉问题，不可等闲视之。第一代日本移民时常教导其子女，要维护自己家庭和整个日本民族在美国的荣誉。除了家庭的严格约束和管教外，孩子们还受到当地日裔社团的影响，加之日本人又往往住在一起，谁家孩子淘气，街坊邻里的闲言碎语就会让你吃不消。这类社会控制远远超出孩子的范围之外。日裔社区很少发生重大案件，少年犯罪率很低，其他形式的社会状态也不多见。早在移民初期，美籍日本人社区的犯罪率就比其他美国人低，即使犯罪，也多属轻微的。这在美国本土和夏威夷都一样。越轨行为不仅使肇事者受到家庭的压力，也受到亲戚、邻居乃至全体日裔美国人的责怪，很少有人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极个别不顾社区的行为规范而继续胡作非为的人，会被送回日本，不让他在美国人民面前给日裔美国人的脸上抹黑。放纵的个人主义在日本的价值体系中素无立足之地，他们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日语中压根儿就没有“隐私”这个词。
第一代日本移民踏上美国国土之后不久，便成立了“日本人联谊会”。该会在各大城市的分部，既充当日裔社区内部的控制组织，又起到与外界联络的作用。日本人联谊会设法遏止卖淫和赌博，并防止其他会使日本人在美国社会上丢脸的不良行为。它主办娱乐性及社会公益活动，它也向警方及其他美方行政当局或日本领事馆（因为第一代日本移民在仍算日本公民）报告犯罪行为，也转达个别日本人的不满和申诉。总之，它是第一代日裔美国人的集体代言人。
规模小一些的组织，也分布在各地日裔美国人的社区。从日本不同地区来的移民，在美国成立了各自的同乡组织。这些组织可以提供娱乐及社会活动的去处，并向不幸者伸出援助之手。由于接受慈善施舍被日本人看做丢脸的事，所以他们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接受此类援助。不过，除了向家庭和日裔美国人内部的社区组织寻求接济之外，日本人几乎没有向公共救济机构伸手的现象。甚至在1906年旧金山地震之后，当10000名日本人无家可归时，也几乎没有人申请社会救济，因为他们的地区组织给了他们以大量的援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申请社会救济。
从某些方面来讲，第一代和第二代美籍日本人之间的“代沟”，要比在其他移民种族中来得严重。第一代日本移民中的两性比例失调，因而他们结婚较晚。这意味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年龄差异很大。就1942年来说，第一代日本移民的男性平均年龄是55岁，而第二代却平均只有17岁。大多数第一代人讲日语，很少讲英语，而大多数第二代则讲英语，不讲日语。在20世纪30年代，3/4的第一代是佛教徒，半数的第二代人却是基督教徒。再者，第二代在学校和美国文化中形成的价值观，常常与第一代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尤其表现在恋爱及包办婚姻这类事情上。
为了加强日本传统价值观的教育，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或周末，将第二代人送到日语学校上课。这些学校常常从日本直接请来老师，有时给学生灌输当时已在日本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对于某些第二代人来说，这些学校被看成是有机会认识其他日裔美国年轻人的社交场所。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种灌输是无法接受的，是构成代与代之间发生摩擦的另一个诱因。当一位名叫丹尼尔·井上的高中生于1939年在夏威夷表示不能接受老师的教导时，他就被扔出了窗外。可是，这些学校在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上并非铁板一块，第二代人也并非个个都到这些学校去求学。在檀香山，日裔子弟几乎都去上这种学校，而在美国本土的某些地区，这种学校几乎无人问津。
随着第二代人进入成年，他们成立了自己单独的组织，并在后来合并为“美籍日本人公民团”。该团最终取代了作为美籍日本人的集体代言人的“日本人联谊会”，在文化和政治上大力推进美国化。与父辈不同的是，第二代人在法律上已不受歧视。他们致力于使自己被美国社会所接纳，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使他们有资格这样做。
日裔美国人社区发行的英日双语报纸表明，“代沟”方面的紧张气氛仍然存在。为了满足两代人的需要，这些报纸不仅用两种语言报道同一则新闻，还以不同的观点评论政治事件。第一代人社团对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侵略行为，或加以支持，或为之辩护，而以第二代人为主的“美籍日本公民团”所打出的口号则是“我为自己是一名日本血统的美国公民而自豪”，并表示愿意与“美国所有的敌人”作战。这句话是在1940年说的。曾几何时，此种忠诚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为期正好一年。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使美国人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使这次偷袭显得更为惊人的还有下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这次偷袭发生时，日本外交官正在华盛顿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二是日本同时也在西太平洋地区发起攻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造成了一系列重创。人们普遍担心，美国西海岸将是日本军事攻击或直接入侵的下一个目标。
美国人对日本的气愤与恐惧，一股脑儿发泄到美籍日本人身上。对日本人进行辱骂和施暴时有发生，联邦调查局则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15000名日裔美国人。这次搜捕得到日裔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做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可是，对日本人的此种歇斯底里发作和搜捕的范围不断扩大，随时都可能发生。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词，但实际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们，与别的种族无涉。在1942年3月至11月间，有10万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荒无人烟的各个巨大的拘留营。这一带是“以前没人住过，其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夏威夷，可那儿的15万日裔美国人却没有被拘留。拘留政策与其说和官方解释的“军事需要”有关，倒不如说美国本土上强烈的反日情绪和负责西海岸防卫总部的那位将军的人品有关。J·L·德维特将军是一个年迈的职业官僚，其经历主要在后勤而不是实地作战，在同僚中的威望不高。给日裔美国人建造拘留营使他能扩大其官僚势力，从而在公众眼里显得他是个大人物。诚然，使此举成为可能的，还是那种对日本（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的普遍恐惧和敌意。当德维特将军公开声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时，他道出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广大民意。拘留日裔美国人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右翼的赫斯特报系和专栏作家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类的种族主义者，厄尔·沃伦和瓦尔特·李普曼那样的开明人士，以及左派人士加莱·麦克威廉姆斯、威托·马克安东尼奥和共产党的《每日工人报》及《人民世界报》主编们，皆表示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将拘留政策视为合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无一反对者。可是，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罪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大规模拘留对日裔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仅经济损失一项就十分巨大。在被迫去拘留营之前，他们匆忙地把房子、家具及其他财产卖掉。他们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企业，必须在几周之内清算了结。以1942年的价格折算，据美国政府自己估计，日裔美国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在4亿美元左右。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许多人蒙受了委屈，被迫离乡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团领导人也遭到致命的一击，他们还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争当优秀的美国公民并被美国人接受呢！由于认识到反对拘留政策是徒劳的，加上反对拘留政策会引起对美国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团的官方立场，是遵从拘留政策。但是，公民团的这种立场，立即招致那些认为拘留政策是种族主义大棒的日裔美国人的愤怒和蔑视，尽管他们先前也曾竭力争取当美国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内讧。一些更好战的反抗者宣布放弃他们的美国国籍，甚至以武力威胁同伴，迫使他们跟着干。
可是，从总体上讲，日裔美国人接受了拘留生活的严酷事实，并不得已而求其次，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拘留营的设备是同一号码的，且十分简陋；他们在集体食堂吃饭，在公共浴室洗澡，厕所也是公用的。全家人挤在斗室之内，周围全是带电的铁丝网，还有武装的哨兵巡逻。为了把环境搞得“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并用废木料做家具。但是，他们住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头屋子”，室内仅有“一个炉子、一盏吊灯、一张铁板吊床及垫子”。在这种情况下，能美化到何种程度，只有天晓得了。
拘留营内的生活，使传统的日本家庭模式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在那里，男女老少干着不同的活，但拿着同样的低工资，因此，父亲作为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旧传统被大大削弱了。况且，拘留营里那些留给日裔美国人的行政职务，也只有具备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担任。这么一来，年青的一代人就爬到了他们父辈的头上。由于巴掌大的陋室一个紧挨一个，家庭的隐私根本不能谈。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比如进食，不能在家中进行。
美国在战时需要大量的人力，这种情况甚至没等到所有的日裔美国人被赶到铁丝网之内，就开始改善拘留计划了。1942年春，某些季节性农业工人获准离开拘留营，以缓解农业劳力的短缺。后来，只要这些农工在军事地区范围之外干活，再通过忠诚审查的话，他们便可以永远地迁到那里去居住。1942年夏，几百名第一代日本移民铁路工人被允许回到东俄勒冈州继续干活。4000多名第二代日裔大学生被允许离开拘留营去继续求学，他们去了东部或中西部，意在回避而不是抵抗“军事需要”这个政策，该政策是西部防卫司令部为大拘留制造的借口。负责拘留营的文官当局，总的说来对日本人比较同情，他们制订的释放各种具备特殊情况的日本人的计划，屡屡遭到军方的谴责。可到了最后，连军方的高级长官也开始在打日裔劳动力的算盘了。于是在1943年1月，美国陆军开始征招先前因被划为“敌侨”而无资格参军的第二代日本人去服役。尽管情况很反常，而晚一些被拘留的日本年轻人仍感到一肚子委屈，但那些有资格参军的人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便在战场上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
共有30多万名的日裔美国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单独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团队曾在欧洲战场作战。他们于1943年被派往“二战”中一些打得最惨烈的战场上去拼搏。日裔组成的442团成了“二战”中（甚或美国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劲旅。在与纳粹部队的较量中，日裔阵亡人数达9000多，赢得了52枚杰出军功十字勋章和一枚国会荣誉勋章。在太平洋战场，几千名日裔担任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日军往往以为美国人不懂日语，而没把军事情报译成密电码。可是，“每个战场上都有随军的美籍日本人，他们能读懂截获的日军文件，并把情报传递给盟国将领”。
在“二战”中的悲惨经历，最终被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渐渐地——有的在政府内部，有的在公开场合——开始替他们主持正义。最后，连西部防卫司令部也宣布，过去用来使拘捕合法化的“军事需要”已经结束，文官当局也宣布拘留政策行将结束。曾在1942年下达拘捕令的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公开为日裔美国人的忠诚辩护。到1944年年底，最高法院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违反宪法的。
尽管第一代日本移民遭受了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失，但对第二代人来说，拘留营成了他们迈入美国社会的开端，从此就沿着社会和经济的阶梯青云直上。原来那种狭隘的种族牢笼被打破了。他们再也不必步其父辈的后尘，仅仅从事少数几种职业了。在拘留营里，日裔美国人比平时的工作面更广。未进拘留营时，由于受营业执照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他们职业的选择面较窄。因为第二代日裔是美国公民，他们在被拘留的人中享有特权，首批释放的人中他们占大多数。他们迁到东部或中西部之后，门路就更广了。无论是作为高校学生还是在部队当兵，他们都以自己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其他美国人的接纳和支持。
偏执分子的嘴巴并没有被完全堵住。特别是在加州，当一些被拘留的日本人从战后美国的拘留营中回来时，发生过欺侮日裔的零星“事件”，严重程度各有不同。但是，当一个反日议案于1946年在加州历史上首次以压倒性多数被推翻时，清楚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战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美籍日本人
日裔美国人在“二战”前取得进步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成千上万的农场和企业遭到破坏，已经不可挽回。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已经太老了，无法去重操旧业。由于缺少教育和文化适应能力，他们也难以转到新的领域去干什么大事。然而，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重操园丁这一行业。1958年，洛杉矶市日裔美国人的企业，仍然有3/4是搞园艺的。这绝不是些微不足道的工作。1963年的一次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高收入的日裔美国人是合同园艺师傅。
可是，第二代日裔受到良好教育，会讲英语，而且因为是美国公民，在职业选择上自由度较大，并有本领对付雇主抱有的无形偏见。早在1940年，日裔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就比白人要高，这个差距在下一个10年进一步拉大。他们在大学几乎从来不攻读文科学位，而偏重应用学科，比如工程、眼镜技术或企业管理等。
到1959年，美国本土上的日裔男性挣的工资，相当于白人的99%。就所有的日裔男性（包括在夏威夷的）来说，他们的收入是同年龄组白人的98%。到了1969年，日裔的平均收入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11%，平均家庭收入则高出32%。日裔美国本土上干得比在夏威夷还要漂亮。这表明战时拘留不一定就给日本人造成什么永久性的不良影响。相反，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还可能起了积极作用。因为它使第二代日裔从父母的小算盘中解放出来，尤其是他们可以不必继承家业，而另辟新径。在这方面，许多日裔美国人自己，包括参议员S·I·早川，都认为战时拘留反倒有利于他们从长计议，最后得以飞黄腾达。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日裔美国人不仅经济上兴旺了，而且他们的职业分布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40年时，无论是在加州还是在夏威夷，日裔美国人从事专门化职业的比例，尚不到白人的一半。到了1950年，加州的日裔美国人缩短了这个差距。到了1960年，他们在专业阶层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白人。在夏威夷，日本人在专业阶层的比例尚比白人低。
随着日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加之战后美国的种族主义普遍退潮，日裔美国人的居住模式更为分散了，和其他种族通婚也多起来了。从事高级白领工作的第二代日本人，喜欢住在白人占绝大多数的街区，不喜欢加入日本人的种族组织。其实，在美国本土，清一色的日本街坊几乎看不到。随着职业上和住宅上的日益分散，与异族通婚现象更普遍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洛杉矶，日裔美国人的婚姻有2%含有异族配偶。而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这个数字上升至11%～12%。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个数字跃到了20%。夏威夷的情况也差不多。
日裔美国人的第三代出生于战时拘留营时期或战后。第三代人有88%上过大学，92%的人打算成为专业人员，这的确了不起。老一代美籍日本人大多认为这批后生“太美国化了”，但他们自己——占94%的人——则说，他们倒很想讲日语的（意思是他们实际上并不会讲日语）。再者，他们反对战时拘留的呼声最高，尽管他们自己对那场横祸已经毫无记忆。政治好斗精神基本上是第三代人身上所独有的现象。第三代人受苦最少，保留本族的文化特征也最少，但他们当中的种族意识或好斗精神却很强，这种现象在不少种族的经历中曾普遍发生过。
如今，日裔美国人总共有60万左右。其中约有1/3的人住在夏威夷，另外1/3住在加州，不足1/5的人住在东北部、中西部和南部。虽然他们从农场劳工和租地农场主起家，如今却有约90%的人住在城市。即使住在农业地区的人，大部分也与农场无关。
约88%的日裔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但在25～64岁的男性中，近70%的人只是第二代美国人。他们的收入高于全美平均水平，原因有二，即地理位置和城市化程度。不到5%的人住在低收入的南方，大部分生活在收入高的加州和夏威夷。虽然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高出全美水平32%，但在加州，他们的家庭收入仅高出州平均水平的15%。在城市家庭中，加州日裔美国人的收入，只比白人城市家庭高出10%。可是，对于一个在美国饱受法律歧视之苦的种族来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他们在“二战”中被拘留过，几乎丧失了一切，后来只得另起炉灶。而这仅仅才是第二代！第三代刚刚进入成年，第四代还只是毛孩子呢。
日裔美国人如今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主要靠两条：一是他们勤劳肯干，就业率高出平均水平，失业率低于平均水平，多数日裔家庭同时有几个人在挣钱；二是教育水平高，加之他们又多在收入高的科学界和应用领域就职。从历史上来看，日裔美国人是从农业、园艺及小本生意这些不怎么需要教育的职业干起并发家致富的，只是第一代日本移民凭此取得成功之后，他们才能送子女上大学，从而进入专业阶层。教育并不是日裔美国人起飞的始因，就像教育不是犹太人起飞的始因一样，虽然这两个种族在后来以正规教育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
资料来源：《公用抽样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
如表所示，日裔单收入家庭的收入并不都比同类美国家庭来得高。但是美籍日本人的平均收入要比全美平均线高出32%，而本表所列各类家庭都没有显示出如此大的差距，这该作何解释呢？原因是日裔大多分布在高收入类别，他们就业的比例高，而且有更多的人列在教育水平高的档次里。
由于家庭人口少，日裔美国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加强。35～44岁年龄段美国妇女平均有3个孩子，而同年龄段的日裔妇女却只有2.2个孩子。孩子少，工资又高，所以日裔美国人的家庭不但生活水平属上乘，而且有钱送子女到大学里去深造，以致一代胜过一代。但是，我们必须再次把目前一代的情况和导致日裔美国人当初发家的因素区分开来。正如犹太移民的家庭人口多于一般家庭一样，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家庭人口也比一般家庭要多。但无论对日本人还是对犹太人来说，大家庭并不意味着就忽视孩子在校的品行和学业。后代生孩子少，是为了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并满足子女上大学的愿望。
按照任何一种指标来衡量，美籍日本人正在日益变得美国化。从全美来讲，1970年约有12%的已婚日裔男性和1/3的已婚女性，其配偶是异族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洛杉矶，美籍日本人的婚姻大约有一半是异族良缘。在夏威夷也是如此。现在日裔青年学生的平均成绩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显得逊色，正在渐渐地跌落到正常美国学生的水平，而社会问题却日趋严重起来。
日本人在美国生活的诸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美国东海岸的西海岸的某些建筑物上，可以发现日裔建筑师山崎实那美观而富有想象力的设计。他的杰作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关系学院、奥柏林音乐学院、圣路易斯机场和西雅图世界博览会会馆。S·I·早川早在出任旧金山州立学院院长，嗣后又当选为美国参议员而广为世人所知之前很久，就在语言学界确立了他的崇高学术声誉。美籍日本人在美国本土参政相对较晚，但在夏威夷却一直很活跃。他们在夏威夷的人口比例比在其他地方要高。1959年，井上建，这位在“二战”中失去一只胳膊并在战场上被提升为军官的日裔英雄，被选进美国众议院，后来入选美国参议院。1976年，夏威夷把松永正幸选入美国参议院，他是第三位日裔美国参议员。占人口不到0.5%的日本人产生了3位参议员，占参院成员的3%！这象征着美籍日本人的杰出成就。